火与冰-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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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他与传记作者田本相谈起“王佐断臂”的故事，王佐为了让陆文龙从金兀术的阵营里反正，断臂以求信任。曹禺动情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是艺术家的温床，即使是天才，也无法置身于中国的“灾难”之外，你能与现实获得距离感么？你能拥有“自己的园地”么？不能。企图“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周作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汉奸；而能够“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的鲁迅，晚年也免不了褊狭的神经质。更何况本非强者的曹禺呢？曹禺是个过分善良、过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的软弱。正如钱理群先生在《大小舞台之间》一书中所剖析的：“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说，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
也许软弱是人的本性，不然为何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呢？芦苇在狂风之后能挺立起来，人呢？受到摧残、受到压抑、被虚伪所包围、被日常经验所支配的人呢？万方这样写道：“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真正的晚年沉浸在挫败感之中，而不是满足感之中。像曹禺这样辉煌过的大师，也不能摆脱挫败感的纠缠。这种心理，并非“得陇望蜀”、“此山望见彼山高”所能概括，树下还有很深很深的根系。这种挫败、这种痛苦，已经内化为一种性格。融在血肉里，剔也剔除不去。那么稀薄的一点，却把人折腾得够呛。
曹禺笔下有一系软弱的人物：《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中的方达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家》中的觉新……时代的嬗变、文化的压迫、心灵的焦灼、理想的苍白，使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中，多少有曹禺自己的影子。最后两年，他一点点地放弃痛苦，放弃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教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这种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是蚕无法破茧而出的瞬间所说的实在话。曹禺渴望当一名普通教师，但他能满足随遇而安的欣然么？他充当的是另一种教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太沉重了。他说：“钱钟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曹禺当年在清华与钱钟书一起并称一龙一虎，他对钱钟书的赞赏、羡慕是耐人寻味的。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禺更加软弱；就生存智慧而言，钱钟书“游世”的技巧比曹禺更加高明。是不是这些，让曹禺丧失了本来不多的自信？
衰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进入老年，迟钝了，麻木了。而曹禺则不同，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尼尔，他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而衰老让这种差异无法弥补和缩短。托尔斯泰是他晚年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托尔斯泰走了”，是跟“苏格拉底死了”一样令人揪心的命题，它像冰山一样横亘在曹禺面前。一谈起托翁，曹禺便不能自己：“他三十几年的痛苦、他像农民一样活着，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三十年前就想走，没走成。安娜说你一走我就自杀，他不想跨过她的死尸走路。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刚才还希望普通、平凡，现在却又期望伟大、崇高，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怜的老人被悬置在空中。
托尔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禺，还想当托尔斯泰？”这绝非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他受得了上帝对现代约伯的严酷惩罚么？受不了，他自己知道。“我要成托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了，我把你们的债还了就走……”这只能是个梦。我觉得，曹禺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北京人》，《北京人》里最生动的人物应该是曾文清。曾文清就像笼中的鸟一样，何尝不想飞？可是，翅膀太重，“飞不动了”。这四个字是悲剧的最高境界。艺术家都是有些先见之明的，“飞不动了”，岂不是曹禺对自己晚年的预感？结局被他不幸言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人物里，他的人物在他的生命里，只有艺术家才有这份敏感，只有艺术家才有这种智慧。在清华大学宁静的图书馆里，他铺开稿纸，工工整整地写下《雷雨》两个字，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四川长江边的小江轮上，他点着油灯，一幕一幕地写《家》，江水拍打着船舷。多少年过去了，除了遗憾之外，还收获些什么呢？
历史是无法责怪的，因为历史无法选择。性格也是无法责怪的，因为性格同样无法改变。究竟是曹禺欠我们些什么，还是我们欠他更多？他的局限之于他的成功，就像硬币的两面。在这生存的悖论中，我们不必纠缠于合理或不合理，更不要可笑地提出诸多假设。曹禺就曹禺。他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是曹禺，他晚年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潮水般的悲情。杜鹃声声，他分不清是梦或是现实。“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这是戏剧大师最后留给世界的话。
而人生，终究不像戏剧一样，能由戏剧大师随意调度。那么，无论结局如何，接受它吧。
（后记）
许多天才都是软弱的，曹禺尤其是一个软弱的天才。
在曹禺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他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同名剧本《家》。曹禺的改编简直就是“化银成金”。那是现代戏剧史上少有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作品。可惜的是，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部作品的存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有好几位好心的作者给我来信指出，我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将巴金的《家》归到了曹禺的名下。我不禁哑然失笑，同时又为天才之作被湮没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悲哀。
钱穆：大师还是奴隶？
“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曾被大陆列入战犯名单，最近却成为大陆学者们五体投地的尊神。既然先生们都那么崇拜钱大师，后辈学子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找钱大师的著作来研读，刚好读到《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妙语连珠，有如醍醐灌顶。这才痛悔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太少，不是钱大师的点拨，我或许终生在迷途而不知返也。钱先生高论甚多，容我摘引一二。
钱老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就是自由社会，千百年来中国人无不活得自由富足。谁认为中国人不自由？那是他的无知。“中国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伯夷、叔齐，他们反对击武王伐商纣，但他们仍有言论的自由。可见反对的意见，在中国常被容忍的……秦汉以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和亲性的政治。在政府里，由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级来批评上级，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中，可说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这还不算一种思想自由吗？”读了这段高论，我这无知小子，未曾读过二十五史，羞愧万分之下，立刻到图书馆去找出几部来翻翻，满心希望找到钱先生所说的“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的证据。随手翻开一页《明史》，看到的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公元一六一五年，发生了著名的“梃击事件”，一名男子持木棍闯入太子宫，被警卫逮捕。二十五年不曾举行朝会的皇帝朱翊钧为了安定人心，终于走出寝宫，勉强到金銮殿上亮相。从没见过皇帝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百官一齐下跪。朱翊钧拉着太子的手向百官宣布：“这孩子很孝顺，我怎么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两个宰相除了叩头不也说一句话。御史刘光复正想开口启奏，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刘光复被锦衣卫投进监狱。对于这个突变，方从哲浑身发抖但还可支持，吴道南在过度的惊吓下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官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博学鸿词的钱穆大师，不可能连《明史》都没有读过吧？假如这样的政治还不够“和亲性”，还不够“自由”的话，大师所说的“和亲性”与“自由”究竟是何含义？
作为一代宗师，钱穆先生自然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他是相信中国人的善良的，“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守本分，好闲暇，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谁又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钱先生眼中，皇帝是万民的公仆。皇帝是“吃辛吃苦”的，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无不是牺牲自己以利天下的圣人。皇帝这个位子，推来推去都没有人愿意做，因为当皇帝是只能奉献、不能索取的。在对钱先生肃然起敬的同时，我又翻开《资治通鉴》。南北朝时北方有一个后赵帝国，史书对其三任帝石虎的评介是“肆虐”。石虎的狠毒远胜于猛虎，他曾一次征集美女三万人，仅公元三四五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一事就杀三千余人，铺天盖地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既然当皇帝这么好玩，怎么会没有人愿意干呢？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不久前还对大臣说：“我实在不懂晋朝司马家自相残杀的原因，我们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五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琏都被拉断，但学是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当皇帝确实也辛苦，是因杀戮而辛苦，因奸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当然会获得报酬，三百里遮天蔽日的宫殿，三千个国色天香的后宫粉黛，一顿饭吃掉一支军队的军饷，一场狩猎毁掉千百亩良田。钱大师口口声声说中国人的人生是“高度艺术化”的，但是连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又懂得什么艺术呢？钱大师自己可能不想当皇帝，但我发现：每顶皇冠都是沾满鲜血的。“禅让”是安徒生的童话。
与钱穆先生比历史知识，我确有班门弄斧的惶恐。钱先生赞美的“十通”，是一系列记载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史籍，我略略翻过几页，老实说，不大看得懂。于是，只好先听听钱老的高见了：“自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纳税怎样，当兵怎样，选举怎样，考试怎样，一切都有法。而这些法都是从上到下，历代一贯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观念来讲中国传统政治，只可说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政。”对钱穆来说，“十通”是中国“君主立宪”的明证。可惜的是，明代的锦衣卫们并没有钱先生那么深厚的学养，他们没有谁知道“十通”为何物。关于什么是锦衣卫、东石、西厂、内厂，用不着我再解释了。我想描述的是“廷杖”的场面。当皇帝的判决下下达后，“犯罪”的大臣立即被狱吏扑倒在地，肩膀以下被麻布捆紧，四肢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大腿。廷杖时，受杖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入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下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杖下余生者须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以衣卫行刑吏，全都受过特殊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但受伤很轻。如无钱行贿，则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烧毁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这已趋于“艺术化”的境界，不知钱大师对此“廷杖艺术”有无专门的研究？既然钱大师喜欢钻故纸堆，为什么没有写本《廷杖学》的专著呢？可以引用汗牛充栋的材料，比“空对空”地谈艺术、谈道德、谈文化强多了。柏杨先生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画龙点睛地写了一句：“英国于一百年前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了诏狱和廷杈。”看来，“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概念还是不要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地乱用。
既然自翊为知识分子，钱穆的知识分子“自恋”情结是少不了的。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在于他能突破“修身、齐家、安邦、治国、平天下、为帝王师”的模式，提出“士人政府”的说法来，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他认为，“中国社会大众都能尊重士、信服士，而有士人政府的出现。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件绝大特出的事。”那么，不妨让我们看看“士人政府”中的一些陈年旧事。魏忠贤当权时代，负责监察的左都御史杨涟与负责评议的都给事中魏大中是知识分子中的硬骨头，却都惨死在阉党的拷打之下，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士人在“士人政府”中享受的不过是哪些待遇而已。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儒学巨子纪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