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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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被拖出来。士人在“士人政府”中享受的不过是哪些待遇而已。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儒学巨子纪晓岚稍稍透露说，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便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有一点才华，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钱先生所谓“士人政府”，岂不被我们的乾隆大帝笑掉大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知识阶级，而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皇帝与臣民。那些吟诗作画，煮酒煎茶，知书达理，心平气和的士大夫们，在骨子里都是奴隶，奴隶的自私、盲从、软弱、麻木、卑琐。连“士”都没有，何来士人政府？
学界评论，钱穆先生梳理中国思想史的工作前无古人。我对别人的结论向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在接受成见之前想先看看钱先生的高论。在评价汉武帝独尊懦术之举时，钱先生如是说：“依照汉代惯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他十八岁做皇帝，信用他老师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那只是他青年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哪里是他早知专制便该用儒家言呢？”钱先生的逻辑，让人不禁哑然失笑；钱先生的智力，怎么跟一个三岁小孩差不多呢？好比一个少年犯罪杀了人，难道可以振振有辞地说：“是父母师长给了我不好的教育，与我本人无关！”教育的力量真有这么大么？汉武帝真的对老师这么崇拜？钱穆为人师表，便产生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狂想。其实，在汉武帝眼里，是天下重要，还是老师重要？要是伏尔泰、卢梭来当汉武帝的老师，汉武帝准能成为民主主义者，这便是钱大师的思路。当年，沙俄残暴的女王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文化巨人崇拜不已，特意延请他们到皇宫作客。思想家们也一度异想天开，想对女皇进行“启蒙”，结果女皇一怒，思想家只好走路。没想到二十世纪中国还有做此白日梦的思想家。在钱大师的描述里，汉武帝成了一个天真纯洁的青少年，何罪之有？我在老校长蔡元培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所作的序文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自此（指诸子时代）以后，政尚专制，独夫横暴，学途堙塞，士论不弘，非表章某某，即罢黜某某，文网密布，横议有禁，举天下之人，曰以拥护君权为能事，有逾越范围者，视为邪说异端，火其书而刑其人。于是，谨愿者谓为天威之可畏，黠智者相戒慎言以寡尤，虽有超群拔萃、才智雄强之士，亦噤若塞蝉，罔越畔岸，岂敢妄读经国远猷哉！漫漫长夜，何时如旦，历二千年之锢蔽，与欧洲中世纪受宗教之约束，如出一辙。呜呼！此中国政治思想之沉沉暗暗，以至于斯极也。”蔡元培勇敢地面对钱穆不敢面对的东西，只用了几句话便击毁了钱穆用百万言建构的思想史的纸房子。
对专制者的宽容，便是对民众的犯罪，钱穆对于充当辩护律师的角色是乐此不疲的。而且他的辩护词还合情合理、理直而气壮。“我曾到北平看清代的太庙，顺治、康熙、雍正、一个个神位排在里面，排到咸丰、同治，所占屋内地方已经差不多了。同治以下，还有个光绪，勉强排下。只有这样大一座殿，似乎仅可以放这些神位。这不是中国人的聪明吗？现在我们硬要说中国政治是帝王专制，我请诸位去看看清代的太庙，他们早知道不满几百年要亡的，所以太庙的殿，亦只有这么大。”钱先生眼里，顺治简直就是未卜先知的天使，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王朝只有三百年寿命。顺治还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善人：我的心肠软，我们的统治只维持三百年，我们一点没有千秋万代的意思，亲爱的子民们，你们一定要理解朕的苦心，慢慢忍耐着啊！钱大师的这段文字，有两种人最应读，可惜这两种人都生得太早，都没读到。一类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你们干嘛去白白送死，到清朝的太庙里去看看，人家满人只不过当三百年的主人而已，三百年后，天下还不是你们的？也不向人家学习学习，人家的欲望多有节制啊！第二类是辛亥革命的志士——你们着急什么？没看见太庙里面还剩最后一个位置了吗？等这个位置放上神位，大清也就寿终正寝了。用不着你们在这里瞎胡闹，祖祖宗宗多少代人都忍了，只剩这最后几年你们就忍不住了？这样一推理，徐锡麟、秋瑾、孙中山、黄兴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但我转念一想：大清的士兵为什么又把徐锡麟的心肝炒了下酒吃呢？造反就让他们造吧，太祖皇帝早就说过，天下终有一天不是大清的。镇压反贼，不是犯欺君之罪么？小子无知，这么一想，孰是孰非，真给闹糊涂了。
碰巧的是，在李敖的《蒋介石研究》中，读到一篇极有趣的文字《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文中引用了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评论说：“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再看钱穆的《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蒋介石死讯传出，钱穆自己“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于是，他深情地回忆起“总统”的召见来。第一次召见，“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便是蒋公赐宴，好戏连台。“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一代大儒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卑琐！一个座位就可让钱穆受宠若惊，他又如何能“为天地立人心，为往世继绝学”呢？一代奸雄玩弄村学究于股掌之中，如猫捉老鼠，而老鼠浑然不觉。当然，这也怪不得钱大师，几千年中国儒生都患软骨症，钱大师又怎能例外呢？独立的姿态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来保持，而依附却能一劳永逸，心宽体胖。
然而，独裁者与奴隶之间并非全是“蜜月期”。一九五九年钱穆赴台，蒋氏在召见中突然问：“汝是否有反对我联任之意，并曾公开发表文字？”钱氏心惊胆战，忙答并无此事。蒋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钱穆赶紧解释说，那是一九五零年在香港时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那篇文章，其实仍是拍蒋的马屁，希望蒋功成身退，“抽身事外，无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国人，可以让中国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征人物，来增添信心，增添活力”。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独裁者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心胆俱裂的钱穆连忙摇身一变，慷慨激昂地说：“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独裁者的猜忌之心十年未消，而钱大师曲学阿世之态，宛在目前！更为可悲的是，钱大师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还在回忆录中写得眉飞色舞、涕泪纵横。做奴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到自己内心中真把自己当成了奴隶。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规中写道：“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尽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话说得不错。冠冕堂皇，令人心悦诚服。然而，李敖眼明手快，一下子就抓住了他露出来的尾巴：“‘师长人格’其实是‘死的，分裂的，’跟蒋介石一面倒的师长，他根本不会有‘活的、完整的’人格。”钱氏“百万字以上之著述”，目的不过是“所以报我总统生前特达逾分之奖诱于千万分之一者，则亦惟此而止耳”。
奴才，我是不会尊敬的；奴才的书，我是不愿读的。在台湾发行的邮票上，钱穆大师面容严肃，俨然有浩然天地之间的君子之气。稍不注意，我们就上当了。而钱穆只不过是千百个“大师”之中的一个而已。要想不上这些“大师”的当，真是太难了；要想剥开这些“大师”的皮，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后记）
这是《火与冰》中我最得意的文字之一。原来的名字《我来剥钱穆的“皮”》，似乎过于剑拔弩张了一些。因此，这次重版的时候我将它改为《钱穆：大师还是奴隶？》。这是一个疑问的句式，我愿意把判断的权力交给每一位读者。
这也是一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字。钱穆的后人钱婉约女士曾经来信商榷，我也有一封回信，这段“公案”收入在随笔集《铁屋中的呐喊》里。我不同意钱婉约认为我在落笔之前没有真对专制文化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而仅仅是“愉快地找到了一个便利的靶子”而已。其实，鲁迅早就说过，中国人所生存的时代归根到底有两种：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我之所以批评钱穆，并不是说我自己跟他截然不同；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钱穆”，都是中了专制文化的毒害的可怜的文化人。钱穆身上的奴性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钱穆的主要理论是所谓的“新儒家”。但在我看来，专制腐败的儒家文明开不出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制度来。最近，连被视为“亚洲价值观”代表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也不得不宣布，儒家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钱穆先生人格的堕落，其根源在于他所依托的文化就是一种堕落的文化。
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四年过去了。然而，在中国的影视和书刊中，“帝王风潮”越来越猛烈。在这些钱穆式的文人的笔下，每个皇帝都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同志。看来，接受钱穆理论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我们离民主的、自由的、博爱的现代生活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因此，我的这篇文章依然没有过时。
皇帝的新衣
——剖析张承志
一九九五年的中国文坛，可谓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阵阵涛声之中，张承志的散文集《无援的思想》以其眩目的光芒成为文坛令人仰视的北极星。然而，这颗“星”存在的位置让人觉得有些奇怪。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对张承志而言，却是：“我思故我应在。”张承志将思考作为进入某一位置的过程，他固执地把自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狠狠地拧在一个“应在”的位置上，即一个红卫兵领袖的中心位置上。但就思想本身而言，需要声援的，已然不是真正的思想。他越是摆出一副战士的姿态来，越是表现出对无物之阵的恐惧；越是一尘不染的超越性的文字，越是获得极为世俗的发行上的成功。张承志自以为“纯粹”、“清洁”的思想，却是一顶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著名音乐人李宗盛有两句著名的歌词：“灿烂星空下，谁是真的英雄？”怒发冲冠、图究匕见的张承志，真是我们时代的文化雄吗？
一、从普罗米修斯到恺撒
在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文字中，张承志企图向世人凸现的，是一个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形象。
世界到了最为黑暗的夜半，于是张承志冒死从上帝那儿给我们带来了火，让芸芸众生都能享受光明。确实，自从走上文坛的第一天起，张承志给人们的印象就是至刚至勇的英雄形象。《北方的河》中，那个浮士德式的年轻人，在北方的大河间“击楫中流、浪遏飞舟”，无穷地追索不停地前行，成为八十年代朝气与活力的象征。然而，从《黑骏马》到《金牧场》，从《心灵史》到《无援的思想》，张承志逐渐经历了一个蚕蜕似的质变过程。
阿尔多诺曾断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则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后虔诚地讴歌“红卫兵”则更野蛮。张承志那双将一张张名片撕得粉碎的手在文革中是否打过人，我们已无从考证。这位“红卫兵”专利的拥有者，在《红卫兵时代》中这样写道：“我毕竟为红卫兵——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的叛逆性质，坚决地进行赞扬。”（张承志《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见《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他固执地从文革中发现正面意义，为大凯撒的辩护也就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小恺撒”而登场。则盗火者向禁火者滑落，作为张承志的运动轨迹的旁观者，我清醒地看到了这一演进的内在逻辑：在彼岸与彼岸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彼岸作为立足点。对乌托邦的绝对信仰，必然导致与社会的自绝。人们早就自己选择了火种，人们有了火柴，有了打火机，人的燧石便再也没有市场了。一个没有普罗米修斯位置的社会，“普罗米修斯”只好充当恺撒。正如加缪所说：“从反抗到革命只有一步之遥。”反抗一旦脱离原初的动力，走上意识形态至上、历史规律至的道路，就必然地发生堕落。“其典型的形式就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其普遍内容就是杀戮的体制化与合法化：从呼吁正义到倾扬暴力、从反抗的普罗米修斯到专制的凯撒，二十世纪从心灵到面目都使人震惊。”（郭宏安《重提加缪与萨特之争》，《二十世纪》，一九九四年第二期。）法西斯时代与“文化大革命”时代，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凯撒们造就的。他们艰苦朴素，纯洁无私，没有肮脏的物质欲望，也没有卑鄙的损人心理。他们把自己熔为铁水，百炼为钢。张承志所憧憬的“中国”，是一个“清洁”到极点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