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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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诗人都被捆住双手的时候，这个诗人的诗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诗篇。
再把问题追问一步，也就是：美何以为美？如何保证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绝缘？波普尔的药方是：政治必须坚持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美的梦想必须从属于援助在苦难中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个必要性；从属于为这些目的而设立各种建构的必然性。波普尔不认为美是唯一的，恰恰相反，美之为美，还有正义在支撑着它。
墨索里尼不会理会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所以他由人变成了狼。尽管他的女儿在传记中把他描绘成一个在壁炉旁边温柔地弹奏钢琴的音乐家、一位在草坪上和孩子们亲昵地嬉戏的父亲。我丝毫不怀疑这些迷人的叙述，但对那些在监狱中呻吟，在刑场和战场上丧生的人们来说，这些叙述的“能指”与“所指”脱钩了。对于领袖而言，个人品德、艺术趣味、感情趋向无足轻重。我们分辨民主领袖与暴君的依据只有一个：他是否破坏美的界限。
对“文革”的研究刚刚起步。但这种研究在我看来是先天不足的：亲身经历的一代人，往往被苦难所淹没，痛苦的记忆阻止了理性思考的深入。记得谢冕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很不愿谈“文革”，谈起来只觉得恶心。那代人善于修补他们破碎的经验世界。在“封闭法西斯专政”的奇特命名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心安理得地逃逸了。而没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一代，由于与文革距离远了，时时不由自主地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段“颇为有趣”的历史。不少青年学者津津有味地评说《样板戏》艺术精美，领袖的思想具有“后现代”色彩。这些奇谈怪论令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假如两代人都不能成其为阻止由唯美走向极权的中坚力量，那么悲剧的重演便指日可待了。
波普尔眼里，没有完美无缺的黄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开放社会。“开放”是一个被我们用滥的词，实际上，真正的开放尚未开放。
布罗茨基：诗歌与帝国的对峙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公寓。一间到处放满书籍的房间里，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眠里逝世。诗人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死亡是在瞬间之内降临的。诗人唇边的一抹微笑，依旧如许温柔，好像在说，我写完最后一行诗，我累了，我走了。五十五岁的俄罗斯诗人结束了与帝国的对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目睹了放逐他的帝国像纸房子般地倒塌。红色政权回归历史河湾，而他的诗句在他深爱的土地上口耳相传。
约瑟夫·布罗茨基，一九四零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童年时代，战争刚刚结束，灰色和浅绿色的建筑物立面上弹痕累累，无尽头的、空旷的街道上很少行人和车辆。父母是高雅的知识分子，从小给他以良好的艺术熏陶，但也赋予他抹不去的犹太血统——在苏联，“犹太人”一词在处境有些像一个脏字或某种性病的名称。七岁的时候，小男孩在学校撒谎说，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是什么。然而很快全班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为此吃尽苦头。
卑微者最先醒来。“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领袖的肖像就挂在小男孩床铺上方的墙上，每天两双眸子都要经历若干次艰难的对峙。小男孩想：是乌鸦重要还是太阳重要？是乌鸦的翅膀遮住了太阳，还是太阳把乌鸦变成一个小黑点？他把自己所在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看作一个幸存者，而幸存者是不能用列宁来命名的。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停止了的文明里，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
小男孩十五岁时退了学，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勇敢的反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并无明显的原因，他在一节课的中间站起身来，走出学校的大门。在老师与同学惊诧的目光里，向洒满阳光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奔跑而去。那时，布罗茨基一家一贫如洗，父亲因为是犹太人，被赶出军队，失去收入。小男孩决心独立生活，开始在庞大的帝国的角落里漂泊，好似艾芜《南行记》中的主人公。不过，布罗茨基没有那么浓的书生气，他什么粗活都干得了，先后做过火车司炉、地质勘探队员、水手、车工等十多种工作。在他看来，这些工作与写诗没有什么差别。抢起斧头来的时候，那么重，又那么轻，提起笔杆时的感觉也一样。
“今日我们就要永远分手，朋友。／在纸上画一个普通的圆圈好了。／这就是我：内心空空如也。／将来只须看上一眼，随后你就擦掉。”哀歌里并不出现“悲哀”这个词，这是布罗茨基的风格，在最轻松的叙述方式中藏着最深广的忧愤。他的诗句像是一条道路，当你走上去的时候，才发现是一根绊脚索。读者不得不与作者一起感受跌倒时的剧痛。“一所学校就是一座工厂、一首诗、一家监狱、一门学问、一种无聊，并伴有恐惧的闪回。”应当更多地关注谎言，因为谎言比真理更能指认这个时代，诗人是渔夫，不网鱼，却捞起河中的水。
一切创造自身的诗人都否定主人与奴隶的世界。生活在一个自称“革命”的政权下，诗人的反叛却受到了可耻的镇压。一九六四年，布罗茨基受到苏联官方的审讯，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这名从事的强度体力劳动远远超过他的前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人，居然成了“寄生虫”，这一审判暴露了帝国全部的非正义性。按照加缪的说法，革命就是把思想灌输到历史经验中去，而反叛只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叛者发现了革命的蜕变，革命立即把反叛者关进监狱。布罗茨基和他的同伴们“衣衫破旧，不知为何却仍有几分优雅；被他们顶头上司无声的手招来挥去，兔子般地逃避国家豢养的为数甚多的猎狗和数目更多的狐狸。穷困潦倒，日益衰老，但他们依然对那些不存在的、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痴情不改”。
诗人被判入狱五年，后来减至一半年。一九七二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这固然是一种灼人的痛苦，但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人来，则要幸运得多。“还不知道要走多少个千里／尤其是每一次都得从零算起。”一九七七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声称：“我的心灵永远为俄罗斯歌唱。”没有人比他更懂得文学和历史，没有人比他更能自如地运用俄语，没有人比他更彻底地蔑视覆盖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大帝国。他用诗歌为自己重建一个世界。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四十一本著作，绝大部分是诗歌。因为他相信，对于灵魂来说，没有比诗歌更好的居所了。一九八七年，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称他“具有伟大的历史眼光”，他的诗歌“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当时，布罗茨基年仅四十七岁，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卡夫卡说过：“生活叫作：置身于生活之中，用我们在其中创造了生活的眼光看生活。”布罗茨基尝试着这样做了——他虽然没有颠覆大帝国，却成功地说明了一首诗可以比一个帝国重。“在茫茫的宇宙间。／地球就这样运转，／我们时而热，时而冷，／时而在光明的白天，时而在晦暗的夜间。”暴君和杀人者并不可怕，在这晦明未定的时刻，谁是法官谁是罪人，且听下回分解。
帝国先于诗人隐匿在黑皮的史书里。疲惫的诗人也该休息了。记得果戈里有句名言：“你们都是诗人，而站在死亡一边。”布罗茨基则说：“死”即便是作为一个词，也和诗人自己的作品，即一首诗那样是确定的。一首诗主要的特征在于其最后一行。“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他对死亡早有预料，像朋友一样，等待死亡的到来。
那天夜晚，他拧灭台灯，拉上窗帘，纽约的万家灯火被他隔在外面。他想起了忧郁的母亲，以及母亲教他朗诵的普希金的诗篇。他躺在床上，眸子盯着天花板，盯着俄罗斯，布满森林和监狱的俄罗斯。他笑了。
人间世
最近读到两本苏俄作者写的好书。一本是弗拉基莫夫的中篇小说《忠收耿耿的鲁斯兰——一只警犬的故事》，另一本谢夫成柯的自传《与莫斯科决裂》。前一本书的主人公是一条忠诚的狗，后一本书的主人公则是一名叛逃的外交官。忠诚的狗眼里的苏俄与叛逃在外交官眼里的苏俄互相重叠，共同构成一个“帝国”——即诗人布罗茨基所说的“与诗对立帝国”。现在，令人恐惧得不知道什么是恐惧的帝国消失了，诗却存留下来。
上篇：狗眼看人世
六十年代苏联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地的集中营被撤销后，计划在原址上建设一个联合企业。来自各地的年轻建设者们下车后，在车站广场开完动员大会，便整队向目的地进发。原来在集中营里押送劳改犯队伍，如今流落街头的警犬们闻讯赶来，误认为这是新来的劳改犯，于是它们主动地担负起押送任务，结果造成一场人与狗之间的冲突。弗拉基莫夫根据这则新闻创作了《忠心耿耿的鲁斯兰》。也许鲁斯兰是世界文学史中最出色的一条狗的形象；而鲁斯兰眼里的人世，虽然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只能算沧海一粟，但已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了。
鲁斯兰是一条优秀的警犬，早在训练场里就已显示出不凡的天赋。被分配到集中营后，它跟着主人勤勤恳恳地站岗放哨，忠于职守。主人经常向它发出“扑上去”的命令，它立即带着服从命令的欣喜，急速地冲出去，做出从一边跳到另一边的假动作。于是敌人就慌作一团，不知道是逃走好还是自卫好。最后它一下子跳过去，爪子扑到敌人的胸脯上，设法把他扑倒。它和敌人一起翻倒在地，望着吓变了样的脸发狂地吼叫起来，但只咬他的手，不理他的喊叫和挣扎，嘴里灌满了稠稠的温热的又腥又臊的液体——直到主人用力扯住颈圈拉开为止。那时鲁斯兰才感觉到自己挨了打和受了伤。主人赏给它一块肉或面包干，它接受这些东西主要是出于礼貌，因为当时它根本吃不下去。后来，在阴沉沉的犯人的队列前，选它去咬一下那个被抓住的人，这也不是奖励，因为那个人已不反抗了，只是可怜地喊叫着，于鲁斯兰更多地撕他的衣服而不是在咬他的身体。“奇怪的是，主人们虽然都很聪明，却不懂得这一点。”鲁斯兰是一条良心未泯的狗，它哪里知道，两脚动物残忍起来不知比它要厉害多少倍！
体制能扭曲人，这一点已为无数的作家所发现和书写；体制还能扭曲狗，这一点却是弗拉基莫夫的新发现。这种新发现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可怜的小星球被一道道的边界线和国境线，被一层层的高墙和铁丝网划得遍体鳞伤，它在冰冷的远方旋转着，冲着这些星星飞去，在它的表面上，没有一寸不是看守着人的土地。总有一些囚徒借助于另一些囚徒小心地守心着其他的囚徒以及他们自己，以防人们多呼吸一口有致命危险的美好的自由空气。鲁斯兰遵从这一条除了万有引力定律外最重要的定律，仍愿充当一个日夜不撤的守卫。”鲁斯兰的忠诚使它成为警犬的模范，在一个人性消亡的时代，连运动的天性也不存在了。福柯所说的“训诫制度”居然连狗都不放过——狗的视角是天真的，这种天真却让人窒息。
鲁斯兰不再是“狗”而成了“警犬”。当集中营撤消后，它的“警犬”的身份也被取消了。然而，它只能做“警犬”，而拒绝当“狗”。当它昔日的同伴纷纷自谋出路，到各家各户投靠时，它“没有接受过任何人施舍，没有执行过任何人的命令，没有对任何人摇尾乞怜”，一心一意地等待着，希望主人能把它召唤回去重新执行“公务”。它天天呆在站台上，眺望着铁轨的尽头，等待着运送犯人的车厢的到来。
车厢终于到来了，忠诚的鲁斯兰扑了上去，没有主人，也要执行公务呀！它与那群眼中的犯人一直战斗到最后，直到致命的铁锹扬起来。鲁斯兰命中注定在它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脱离公务。公务在它已要渡过彼岸去的时候召唤它。“当最最忠实的，曾经发誓要为执行公务毫无保留地献出生命的人纷纷背叛的时候，当旗手们本身把执行公务的那面受到污辱的大旗扔到烂泥地里的时候，在这个时刻，公务寻找支柱，向尚存一点忠心者大声疾呼——于是鲁斯兰这个濒临死亡的士兵听到了战斗的号角”。
是鲁斯兰错误地理解了时代，还是时代扭曲了鲁斯兰？忠诚恰恰成为悲剧的核心。鲁斯兰把整个星球都看作集中营，把所有的两脚动物都看作可鄙而不可怜的犯人，狗眼里闪烁着“真理”的火花。鲁斯兰与卡夫卡一样聪明，卡夫卡眼里的是一个服从、机械、抽象的世界，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神话中一眼望不尽的迷宫，身份已经在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的途中失去了，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在官员和官僚的社会中，首先，没有主动性、创造和行动自由；只有秩序与规则：这是服从的世界。其次，官员只执行庞大的行政活动中的一小部分活动，其目标与远景他却看不到；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动作都变成机械动作，人们不知道他们所做事情的意义。第三，官员只忙于匿名和卡片：这是抽象的世界。”实行极权制度的国家不过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关：一切工作都在那里被国家化、各行各业的人都成了职员。一个工人，不再是工人，一个法官不再是法官，一个商人不再是商人，一个教士不再是教士，甚至一条狗也不再是狗。
如果说鲁斯兰因愚忠而丧命，那么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则因清醒而丧命。曼德尔施塔姆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感受到当代生活中人道主义受到的无情摧残：“众人皆能感觉到向前移动的社会建筑之形式的宏大，尚不见高山，高山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