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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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像历代历史家那样以道德判断为准绳。明朝是一个最道德的朝代，同时又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朝代。根本弊端在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地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参观时，见到诸多介绍文字，涉及万历帝时皆咬牙切齿，愤激之辞溢于言表，好像大明帝国毁在他的手里似的。黄仁宇却认为，这名“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万历皇帝，“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对于一种中毒甚深的文化与制度来说，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都无补亦无害。万历并非天生就是虐待狂、分裂人格，他的种种乖张行径，完全是灿烂的文明所赋予的。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种文明的精髓，他就像一只不安分的蛹，被精美的丝一圈圈地缠住。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习兵，那么年纪轻轻地充当“活死人”的皇帝还能干什么呢？朱翊钧是历史漩涡里的悲剧人物。这使我想起罗伯——格利耶在《重现的镜子》中所说的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即使从医学的角度上看他们都是疯子，但他们身上却的确反映出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万历十五年》还详细叙述了几名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作为：刚愎自用的张居正、首鼠两端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以及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我最感光趣的是作者笔下的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他要完成功业，就不得不找张居正做他的后台，不得不向后台老板送银钱美女。他看到了军事体制的致命弱点，但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成功便在于他的妥协之道，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戚继光的不幸在于他的妥协，《明史》说他的“操行”不怎么样，而他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紧接着《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则展出现一幅更为悲惨的画面。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垂拱而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无所作为的万历帝幸运地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代的皇帝道光却没这么幸运了，他在一个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环境中，无论无为还是无不为，都挽救不了天朝的崩溃，他把自己的陵墓的规格降得比历代皇帝都低，除了他俭朴的性格外，还有向列祖列宗谢罪的意思。
《天朝的崩溃》以崭新的历史观看待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作为第一次打破了“忠奸不两立”的思维模式，以详实可靠的历史材料为依据，还原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及行为方式。道光帝、林则徐、琦善、奕山、伊里布、牛鉴……作者并不着力于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作一个一锤定音的评价，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受到哪些有形无形的历史条件的约束。
鸦片战争之败，并不败在区区几个“卖国贼”身上。运转不灵的体制早已决定了战争的必败：法律过于简单，税收过于短少，政府无操纵经济的能力，以均一雷同的方式统治全国，老牛本已拉不动破车，更那堪旁边又钻出几只老虎来？然而，没有谁意识到制度本身“气数已尽”，更没有谁窥透老虎们的野心，即使是后来成为一个神话的林则徐。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一部鸦片战争的历史，也是一部谎报军情的历史。前线败绩连连，官员们仍然凯歌高奏，他们的精力不是用在对付英军上，而是用在如何欺骗皇上上。但这并不全是臣下之过，因为皇上是一位乖戾的皇上——道光在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仿佛“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总以为自己的每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而一旦出现问题，他便把责任推诿于臣下对他的欺骗。于是，臣下只好欺骗他，他也乐于被臣下欺骗。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便是瞒与骗的文化。
清朝灭亡了，但维系清朝的文化却没有灭亡。所谓民国，不过是草莽中国。叶曙明的《草莽中国》着重分析地缘、文化与人三者的关系。例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深味西方政治体制的优点，但要在中国掀起革命，他也不得不加入帮会，以帮会头子的身份周旋——而帮会，恰恰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这样的举措，对富于理想主义气质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
土壤已经盐碱化，再好的树苗也养不活。总统内阁制在西方运转自如，在中国却是社会上的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私人的军事力量就是一切，孙中山崇高的道德感只会被军阀们耻笑。于是，“孙大炮”的外号传开了。而军阀们，不过是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们的翻版：无论是以没有信念为信念、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的冯玉祥，还是西北文化的化身、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稳做山西王的阎锡山；无论是马匪出身、杀人如麻、满口脏话的大帅张作霖，还是上海滩流氓出身、代表东部财团利益、最有“领袖”气质的蒋介石，他们之所以拥有脚下的土地，是因为他们首先向土地及土地代表的文化俯首称臣。这个时代的强者只有一种人：手捧《论语》，心想《厚黑学》；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
其实，过去的中国大地便是一个京剧的大舞台。想上舞台当主角，你就得抹上花花绿绿的油彩，穿上奇奇怪怪的服装，做出扭扭捏捏的动作，或男人扮女人，或少年扮老人。在这个舞台上，只有高度扭曲的人，没有丝毫的真实与美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只是一场“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戏剧而已。没有一个演员演的是自己喜欢的剧目与角色。正如李敖所说，“中华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草莽时代，意味着旧秩序的失控与新秩序的空缺。草莽英雄们，显然不可能有追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意向。草莽们曾经一无所有，甚至于饿肚子，所以他们的理想便是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在肉和酒都少得可怜的中国，要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得拥有权力。文化的缺陷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使这个民族只剩下对权力无休止的渴望。还要记住一点，在这个国度，权力是没有制约的。这样的权力谁不爱呢？霍布斯这样分析草莽们孜孜不倦追求权力的心态：“这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自己的掌握中。”
一位西方著名的观察家认为，二十世纪“理解中国”的只有三个中国人，即：鲁迅、蒋介石、毛泽东。我认为，鲁迅是唯一有相对的免疫力的人。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毛自诩自己颇有“山野之气”，田家英则私下里批评毛“古书读得太多，深味权谋之术”。
在鲁迅看来，历史是鬼们的庇护所。而福柯则说，深藏在历史背后的是“存在的话语”，这种话语在某一瞬间抓住某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如何了不起，他也像齐大大圣一样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时间久了，被害人与作案人，吃人者与被吃者的界限模糊了，历史成为牛鬼蛇神们一起加入了一次狂欢节。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在我读完像三部曲一样的三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接受悲观的摆布。那么多美丽的谎言像秋天金黄的银杏叶一样随风而逝，那么多巨大的青铜像被拖到炼狱里五马分尸。
雅斯贝尔斯低沉的声音自回音壁的那一端传过来：“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生活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只能这样。
望断天涯路
——民主化进程中的旧俄、台湾知识分子比较
一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晚于欧洲诸国，却早于亚洲诸国。 从某些层面看，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军事的强大，地理的扩张，以及文学、科学、艺术、音乐、美术领域的星光灿烂，都是其引以为自豪的。然而，不可否认，从最基本的层次，即建立一个健全、整治、民主、蓬勃有生机、能适应现代世界的国家这一点来看，长达两个世纪的改革却彻底失败了。民主遭到践踏，在大动乱、大革命之后旧俄罗斯变成了新的“古拉格群岛”。新引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历了七十年仍不能适应俄罗斯的环境。七十年之后，俄罗斯又一次忍受整体崩溃的打击。
我认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堪称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一群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等文学大师，赫尔岑、巴枯宁、舍斯托夫、奥加列夫、列宁等思想大师，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也无法提供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无法拯救自己的祖国？他们在旧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们致命的缺陷究竟在哪里？
这些问题，在俄裔历史学家拉伊夫的名著《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一书中有精辟的回答。这本著作中，他首次剖析了几代知识分子所犯的错误，而在以前，人们只是歌颂那些伟大的心灵。
早在十八世纪，俄国文化的诞生以普希金为标志。这是一种态度暖味的文化，即受欧洲启蒙主义的影响，又吮吸着东正教——专制君主制精神的毒汁。彼得时代，俄国文学中充满了揭露暴行、暴力的描写和宛如脱缰野马的讽刺小品，但是，新的知识分子人格的产生依然遥遥无期。
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由于控制的加强，知识分子作为上层的先锋，敏锐地感受到两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是上层的道德使命和为人民做好事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对国家、对最高权力的化身即独裁君主所承担的义务。
两者之间如何选择？“不选择”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不幸的是，“不选择”是俄罗斯的传统，它可追溯到普希金的《奥涅金》中——我什么不也不干，总不至于有罪孽吧？我只救出我自己，算不算一种进步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是一个醒目的标志。独具慧眼的别林斯基称之为“高耸在当代文学沙漠上茕独的金字塔”，用意显然不在于书中对高加索山水的诗意描绘，也不在于作者故事套故事的叙述技巧，而在于“当代英雄”毕巧林本身的哲学内蕴。所谓的“英雄”，却是一个“心灵的残缺者”，莱蒙托夫是个严肃的作家，他并不把此书当作喜剧。“我的躯体中有两个并存的人：一个完全体现了‘人’字含意。另一个则是在思考、判断着的人。”后一个“人”不断地揭露着一个“人”的卑鄙与无耻、荒淫与无聊。他指责“我的心灵让上流社会给毁了”，他以被上流社会驱逐来作为唯一的反抗。在那个时代，能够如此，确实算得上“英雄”了。
“我是为了自己才爱别人，为了满足自己心灵中的一种怪癖的需求。”毕巧林的这种“爱”给他周围的人带来灾难，他成了人间悲剧的“成全”者。莱蒙托夫不愧为伟大的诗人，他洞见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灵的秘密：他们游离于社会整体之外，是名副其实的“多余人”。而“多余人”在俄罗斯文学中是最为光彩照人的人物系列。
为什么出现毕巧林这样的“多余人”？难道仅仅是性格的因素吗？那又如何理解“多余人”的普遍性？拉伊夫的发现与莱蒙托夫一样，他用的是史学家的显微镜。他分析十九世纪初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时认为，他们首先领悟了伦理和理智准则，并从这些原则产生他们日后的社会与精神理想。孤立与自我专注是这些年轻人成长的特权环境的不幸产品，圈子里的人与外界隔断，和社会上的人形同陌路。他们反对官僚作风，也看不惯国人那样在乎物质利益。有些人朝内心退缩，没能发挥在社会进程中起积极和建设作用的能力。在批判现有制度、谴责社会不平等现象时，他们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标准，有时还充当社会的榜样。但他们没有几个人能够顺利回到自己所属的社会中去，而只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封闭世界里，经受梦想和幻觉的诱惑——也就是说以空谈代替现实，对他们来说，那似乎是唯一的现实。到了契诃夫那里，他们都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赫尔岑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界的领袖，即使是列宁也把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作旧俄的“思想库”。拉伊夫第一次对赫尔岑及其集团提出异议：这群精英知识分子一方面背叛自己的贵族出身，另一方面又不愿与政府或商业社会合作，他们根据“人民”来界定自我——其实，“人民”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作为一小撮，他们在“圈子”里过着孤立的精神生活。“与农民一样生存”只能在口头上说说而已 。正如拉伊夫不无嘲讽的说法：“除非他们显示能为远远落后于俄国文明进步的农民的前途发挥何种特殊作用，否则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
知识分子不参加改革，缘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劣根性。他们太迷恋于真理和“新启示”，不屑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