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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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在了。
赖希认为，“自由”指的是每个人为了以合理的方式塑造个人的、职业的和社会的存在而承担的责任。那么，中国人之所以不需要自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责任感。而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责任感，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生殖器。这就是国民性问题的实质。就好像一处悬崖，智者们中有不少人到达这里，张望一会儿，发觉深不可测，便又悄悄地缩了回去。因此，“什么是中国”或“中国是什么”，至今仍是学者们手中理不清的一团乱麻。
一个冬日的黄昏，我骑着自行车沿着皇城根儿赶路。疲惫的太阳斜挂在角楼上，几个缩头缩脑的老头在护城河边聊天，厚棉袄包裹下的，是一颗颗怡然自得的心。我忽然想起老舍的《四世同堂》来，这座古老的城市，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蹂躏在践踏中生存了下来，但却只剩下一副残缺的身躯。一切都在过去，一切都在重演。一些丑陋的面孔在微笑，一些美丽的面孔在流泪。梦还得做下去，只有在梦里才不知身是客。时间打磨着鲜活的记忆，空间定格着飞扬的想像，无处逃遁，无从挣扎，无法改变。
鲁讯说，这是一间黑屋子，满屋子熟睡的人们。我说，这是一间蚕室，满屋子快活的太监。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一
那一天，阳光如此灿烂。那一天，人潮如此汹涌。那一天，青春如此妩媚。那一天，枪声如此清脆。
七十二年了，岁月无声无息地过去。五千年的文明，在这一天之前，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在这一天之后，也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于是，我们忘却了这一天：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我们已然不堪重负，过去的就让它们过去吧。英特尔给我们奔驰的心，宝洁给我们洗发水，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听着刘德华长大的一代人，需要全副精力面对一个变化太快的世界。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报纸，热热闹闹的。一个电影明星赴外国电影节，她佩戴的钻石的价值相当于一名工人一千年的收入总和；又一座巨型商场开张了，世界名牌的春装全面打折酬宾……关于七十二年前的那一天，只字不提。仅仅是疏忽么？有的火山被海水淹没，睡着了。谁也没有权利谴责今天，但关于昨天，关于记忆，关于爱和恨，我还有许多话想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北大、清华、师大、师大附中等八十多所大中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共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会议，大会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签证卖国密约。会后，与会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卫队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多人，失踪者四十人。三月二十一日，《京报》记载当时的情景：“民众在此枪林弹雨之下，血花飞溅，尸骸遍地，血流成渠，陈尸累累，景象惨酷，悲痛之极。”“悲痛”前面没有主语，谁悲痛呢？段政府的高官和士兵们是不会悲痛的。他们书写公文，盖章签字，优雅如诗人；他们端起枪支，挥动大刀，潇洒如侠士。他们面带微笑，看着你们像稻谷一样一茬一茬地倒下；他们说现在胜利了，“暴徒”统统被消灭，可以安安稳稳地举起装满香槟的酒杯；他们说鲜血不是鲜血，尸体不是尸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往事如烟。
他们以为杀戮能够保护他们罪恶的生活，他们以为死亡能够威胁所有的心灵。他们错了。一位身材矮小、神色凛然的文人站了出来。“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他的心原本是一团死火，冻在冰层里，这一刻，喷涌而出。我想，鲁讯先生的这段文字是和着泪写成的，尽管他绝少流泪。“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死者无法开口说话，但是死者还有爱人，还有师长和朋友。死者的声音通过爱人、师长和朋友留存、传播。要么，杀死所有的人？杀死“历史”？像爱因斯坦那样，穿越时空隧道，打碎那面惨白的镜子？
一九二六年三月底，京师地方检察厅在调查结果中承认：“群众并无犯罪行为，且未达到不正当侵害之程度，府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不能认为正当防卫。”墨写的谎言怎么能掩盖血写的事实呢？“大学者”陈源教授嘲笑学生“自蹈死地”。鲁讯先生说，这样的议论“比刀枪更可惊心动魄”。这是不见血的屠杀。七十二年以后，陈源式的“学者散文”似乎重新复活。制造“流言”的技巧，或许可以换取红顶戴。我在书店里看到“陈源”的著作，便想猛吐唾沫。周作人很少这样愤怒地骂人：“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段祺瑞们为什么不怕“史官”呢？因为陈源之流就是他们的“史官”。我用刀枪写经典，你用笔墨来注释。狼与狈的亲密合作，完成了一部中国“大历史”。
二
然而，我却想写一部中国“小历史”。三月十八日，是一扇透出微光的窗户。
刘和珍，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自幼丧父，家境清贫。我可以想见你的勤劳，你高超的针线与厨艺，你与母亲相依为命，你在一盏如豆的灯下读书到天明。一九一八年，刘和珍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女子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校刊《江西女子师范周刊》的编辑。我在图书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你的文章，但我猜想，你的文字必不同于卓文君，不同于薛涛，不同于袁枚的女弟子们。蕴藉中有锋芒，温婉中有热情。一九二三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预科，不久，转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鲁讯先生的印象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然而，子弹却不会还报你以微笑。一颗子弹从你背部入，斜穿心肺。你才二十二岁。
杨德群，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九一三年考入湖南女子师范学校，深受杨昌济、徐特立的赏识。一九二四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一九二五年到北京求学，先考入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入女子师范大学。我想，你的案头一定放着《娜拉》，放着《狂人日记》，放着《新青年》，放着《新潮》。然而，潮已落，新已变旧，你愤慨地说：“处在这个内敌外侮交相逼迫的次殖民地之中国，倒不如死了干净。可是，我要死，也要先炸死几个卖国贼才甘心。”你仿佛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女侠的转世。当刘和珍中弹后，你想去扶起她，弹从右肩入，穿胸偏右出。你倒下了，但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你的头部和胸部猛击两棍。二十四岁的你殒身不恤。
魏士毅，一九零四年出生于天津商人家庭。你的父亲一定想要个男孩，否则怎么会给你取一个男孩的名字呢？你是锦衣玉食的小姐，偏偏又极有才华，读书过目不忘。十岁时入天津普育小学读书。一九一九年秋考入有名的严氏女中。一九二三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预科。你没有丝毫大家闺秀的娇气，在湖光塔影间认认真真地做功课。你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女学者。那一天，你自告奋勇举起校旗，走在女校队伍前头。你的手臂纤细，风吹乱了平时“一丝不苟”的头发。两颗子弹击中了你的胸膛，你还来不及理一理额前的刘海儿便倒下了。卫兵又用刀砍，棒打，鲜血染红了人雪白的棉布衫。你快满二十三岁了。
如花似玉的年龄，诗与歌的年龄。你们如许平凡，以致我想找一点更为鲜活的资料也未能如愿。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恋爱过或者正在恋爱。我想，你们收到男孩子的情书时一定脸红心跳，你们去约会前一定不忘在鬓角插一朵栀子花。你们读《伤逝》，为子君的不幸而流泪。你们除了校服以外，以喜欢鲜艳的旗袍。你们在宿舍里，制造着女孩子的秘密，同学亲如姐妹。你们到北京才一两年，还没有吃够冰糖葫芦，还没有看够香山的红叶，还没有听够飒飒的风声。你们原本以为，古老的北京城一团和气，就像北京腔一样平缓悠长。那一天，你们放下那本没有看完的书，小心地折个角，想：回来再接着看。三三两两地，你们上路了。
母亲还在遥远的家乡等你们归来，等你们静静在伏在膝下。最后一封家书还没有寄出，最后一句是俏皮的笑话。你们抬着头，蹦蹦跳跳的。你们与我同龄，还是孩子呵。三月早春，北京的天空中飞满各式各样的风筝。冰刚化，草刚绿。风沙很大，扑打在你们娇嫩的皮肤上。
谁会想到呢，枪声在风声中响起来，你们吃惊地看着士兵们举起枪，你们举着小旗的手捂住突然喷血的伤口。你们还来不及奔跑，白色的围巾飘落。你们呼叫着同伴的名字，却没有回答。
鲁讯先生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你们喜欢读先生的文章。先生写道：“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七十二年之后，我读先生的文章，看你们的照片，流我自己的眼泪。这眼泪与你们的鲜血相比，该是怎样地微不足道呵。活着或者死去，已然不是一个问题，正如知堂在挽联中的叹息：“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著，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三
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合作完成了音乐史上最悲愤的歌曲《呜呼！三月一十八》：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
半天黄尘翻血花！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豺与蛇”都是你们的同胞，你们的“兄弟”。他们整齐地瞄准，然后射击。他们家里也有跟你们一样年轻的兄弟姊妹，然而他们还是开枪。他们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他们屠杀手无寸铁的同胞时是勇敢的，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凶残的侵略者时是胆怯的。先生说得好，中国军人只会屠戮妇婴！
他们服从谁的命令？段祺瑞、徐树铮、贾德耀、章士钊……惨剧既成，段祺瑞及其阁员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电，称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察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暴徒手枪数支。”在领袖们的谈笑风生中，年轻的生命们灰飞烟灭；在刀笔吏们绞尽脑汁之后，天真的孩子全都成了“暴徒”。他们心安理得，咀嚼着金黄的北京烤鸭。他们学习王阳明、曾国藩的“修养”，一手拿笔，一手拿刀；一手写诗，一手剃头。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国家，就像面前的蛋糕一样，想怎么切就怎么切。他们的勋章挂满胸膛，一枚勋章抵多少条人命？
目击者称，“当时共开排枪三四次，众人四散，当学生逃时，犹枪击不已。”开枪的，是卑微的士兵，是农民的儿子，是工人的儿子，而不是段祺瑞的儿子。士兵的老父老母在家里忍饥挨饿，士兵的姊妹已沦为街头的妓女，士兵自己也被官长像狗一样地责打。但士兵还是开枪，还是挥刀，还是无情地剥夺跟他们同样年轻的生命。他们把你们逼向墙角，他们的枪口滚烫，他们砍钝了锋利的刀刃，他们发出野兽一样的喘息。你到死都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在帝国时代，就连专制的皇帝也没有这样赤裸裸地杀害一群请愿的太学生啊！何况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白纸黑字神圣地写着，这是“共和国”。领袖们挥舞戴着白手套的手时，和蔼得像家庭里的父亲。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商报》电报：“此次惨剧，政府早有决心。”原来如此！
尸体真的那么沉重吗？你们错了。他们照样唱他们的戏，程式一点也没有改变。“民国”并不因你们的死亡而成为真正的“民国”，他们有的是子弹，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忏悔”这个词。他们还会屠杀，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会有更残暴的屠杀降临。他们教唆那些病痛者：来，快来，快来蘸人血馒头吃！
而你们的眼睛永远睁着，眸子里定格的是最后一眼看到的蔚蓝的天空。那时候，北京的天还很蓝很蓝，不像今天一样灰蒙蒙乌沉沉的。你们的眸子像钻石，晶莹透明。母亲握着你们冰凉的手，同伴梳理你们凌乱的发丝，暗恋你们的男孩伤心欲绝。你们太爱这个国家，太爱这个世界，这便是你们的报应。你们的裙裾再不能飞扬，你们的乌发再不能编起来。一盏盏的灯熄灭了，一颗颗的星坠落了。
他们又开始开会，围着巨大的圆桌。他们说，没事了，吃蛋糕吧。死者如同尘土，被他们轻轻抹去。他们讨论通辑令的名单，追捕那些还能开口的生者。他们自认为是强者，而你们是弱者。先生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先生不知道，在以后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