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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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读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句子：“我看见我的生命，你的死亡。我那在继续的生命，你那在继续的死亡”的时候，我惊呆了。生命和死亡都同时在继续着，“我”很快就变成“你”了。
　　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恐惧。

二百七十九
　　因《自由中国》事件，主编雷震被判“煽动叛乱罪”，此罪可致死刑。此时，主要撰稿人夏道平、殷海光、宋文明三人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对于他们在《自由中国》上写的社论和文章自负其责，而被控为“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字多半是他们写的。在那人人自危、软骨症盛行的时代里，那种做人的嶙峋风骨令人震憾。
　　久违了，有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久违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今天，知识分子正在普遍爬虫化，回首当年孤岛上的“三座大山”，恍若隔世。

二百八十
　　文人都想当诸葛亮，于是刘备便成了旷代圣主。

二百八十一
　　宋徽宗、李后主当皇帝的时候，是文人学士、画家乐师日子过得最舒服的时候。
　　然而国也亡得快。

二百八十二
　　《二十四孝图》公然刻在白云观里，是为儒家的道家化。儒家高贵的学说，通过道家这个庸俗的宗教，深入千家万户。

二百八十三
　　等到贝克特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六十年代也接近尾声了，梦想与光荣、鲜血与鲜花，随风而逝，随水而流。贝克特的一生不是在等待，就是在被等待。他最终没有出席颁奖典礼，我很难想象《等待戈多》的作者在典礼上会有怎样的言行。但他也没有拒绝奖金，否则他就成了萨特。
　　用不着把诺贝尔奖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让诺贝尔奖惭愧的伟大作家呢？

二百八十四
　　《西游补》是一本比《西游记》还要奇怪的书。有一节写孙行者审秦桧，高总判有一段禀告：“爷，如今天下有两样待宰相的：一样是吃饭穿衣、娱妻弄子的臭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华藻自身之地，以为惊耀乡里之地，以为奴仆诈人之地；一样是卖国倾朝，谨具平天冠，奉申白玉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揽政事之地，以为制天子之地，以为恣刑赏之地。”
　　千朝百代以来，除了王安石等三两个书呆子外，宰相全是以上两类人，要么是昏蛋，要么是奸佞。不信，列个名单数将下来，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多是前者，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多是后者。
　　
二百八十五
　　这是什么——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无翼而飞，无足而走，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系斯人之生命，关一生之荣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故人之忿恨，非这个不胜；幽滞，非这个不拔；怨仇，非这个不解；令闻，非这个不发。
　　这是金钱。作为一名贫困的学生，我在情感上对上面这段话表示认同；作为一名清醒的思想者，我又不得不对这样的愤怒表示质疑。仇恨金钱的原因大抵是得不到金钱。在贫困中，保持对金钱的平常心，则是对一个人理智力量的检验。

二百八十六
　　“老”是一个可怕的词，如爱滋病一样，沾到别的词，别的词便倒大霉。如，“处女”本来是个让人感到“纯洁”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处女”以后，便立时有了阴森、扭曲、变态的含义；“学生”本来是个让人感受到“天真”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学生”以后，便立刻有了迂腐、愚笨、拙劣的含义。

二百八十七
　　不要忽视年轻时感动过你的东西。
　　不要相信年老时你坚持着的东西。
　　前者是纯真，后者是僵化。

二百八十九
　　李鸿章晚年总结一生事业，抚膺叹息：“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亲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把自己定位在“裱糊匠”的位置上，倒也有些自知之明。然而，老大帝国仅有裱糊匠是不够的——外边已是暴风骤雨，茅屋随时倾覆，这时需要一名大建筑师。
　　梁启超之《李鸿章传》曰：“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可谓的评。李鸿章身上的优长皆是“支那人之性”的典范，如陆奥宗光概括的几条：凉血类动物、事大主义、容忍力强、硬脑硬面皮、词令巧妙、狡狯有城府、自信自大。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物也。
　　李鸿章总算还是一个把“钟”撞好的人，而大多数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却连“钟”也撞不好。难怪梁任公要感叹“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要是梁任公生在今天呢？

二百九十
　　窦镇《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叶名琛事：“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琛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制军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
　　我的感觉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过，让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充当被人观看的“猴子”，对一贯把别人称为“夷”的天朝大臣来说，亦是一个响亮的回应。

二百九十一
　　有的人以自己像个知识分子而骄傲。出租汽车的司机对我说：“您像个读书人。”我并不为之而高兴。我想起著名记者布札梯对加缪所说的话，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感谢上帝，您不像知识分子，倒像个运动员，头脑清晰，——一副普通人模样，稳重，爱说善意的讥讽话，长相有点像汽车修理工。”

二百九十二
　　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张溪若，早年参加同盟会，坐过清朝的牢。一九一三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原想学土木工程，后改念政治学。这一改，改出了他后半生的坎坷。
　　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国民参议会寄给他路费，请他到重庆开会。他将路费退回，并附上八字电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他还有退回路费的权力，还能像他崇拜的卢梭一样呐喊几声。十多年之后，这位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大学者却被熟读《资治通鉴》的领袖玩弄于股掌之上，如猫捉老鼠。
　　这是政治学的悲剧，还是中国的悲剧？这是“政治学”在“中国”这一特定时空内的悲剧。

二百九十三
　　天下兴亡，跟匹夫没有什么关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老夫子一相情愿的想法。

二百九十四
　　哈维尔就任捷克总统的时候，说过这样一番话：“我都已经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体制，把它作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并保持它的运行……没有谁是它纯粹的牺牲者，因为我们都一起创造了它。”
　　就连哈维尔这样承担过牢狱之灾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勇于把自己跟极权主义“挂勾”而不是“一刀两断”。那么，谁有资格心安理得呢？

二百九十五
　　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有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优秀分子吗？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过：“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谎、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遇罗克死了，张志新死了……在他们的毁灭面前，谁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种虚妄。绝大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二百九十六
　　萨达姆。
　　伊拉克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他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最精彩的歌词是：“萨达姆，萨达姆啊，您有无数伟大的胜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没有人比得上您。”报刊上引用萨达姆的语录时，全都采用粗体大号字印刷。开会时，发言人不时要引用萨达姆的语录，全场不厌其烦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胜利广场上，安放着一对巨大的铁手腕，两手交叉，高举阿拉伯长刀。这对手腕仿照萨达姆的双手而制，甚至铸上他的指纹。萨达姆在讲话中提及自己时，从不说“我”，而是自呼其名“萨达姆”。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这远比他本人的肉身要伟大。
　　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和毛泽东，一切独裁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二百九十七
　　“文革”中残酷的武斗表明：相同信仰的人们也可能势不两立。
　　高喊“毛主席万岁”的一群人向同样高喊“毛主席万岁”的一群人开枪。
　　我不得不承认，这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不是用智慧写成的，相反是用愚昧写成的。

二百九十八
　　在徐悲鸿故居看徐悲鸿的生平展览，有两幅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幅摄于四十年代的中国，西装革履，雄姿英发，若奔马驰骋于旷野，若猛虎长啸于莽林。炯炯的眼神背后是一颗自由的心灵，坦率的微笑背后是一派恣肆的情怀。另一幅摄于五十年代中期，中山装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简直让我也喘不过气来。眼角满是疲惫的神色，眉宇间既忐忑不安，微微翘起的嘴角似乎在无奈地自嘲。看到这幅照片，我已然明白：徐悲鸿的艺术生涯在此处便画上了句号。那时，他正在认认真真地为志愿军战士画速写。
　　两幅照片，一个人的两种精神。
　　两幅照片，两个时代两种活法。
　　这不仅仅是悲剧。就好像早上起来，模模糊糊地穿上袜子，当发现穿的是两只颜色不同的袜子的时候，已经晚了。
　　有时，我们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二百九十九
　　一八三七年，肖邦来到巴黎。他说：“巴黎有你希望的一切：你可以欢乐、忧伤、嬉笑、哭泣、你可以干你喜欢的一切事情，谁也不会看你一眼，因为这里成千上万的人与你相同，各走各的生活之路。”
　　北大亦如是也。

三百
　　报纸上对《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片好评如潮。《北京青年报》说：“面对各种褒奖，紫禁城影业公司的有关领导表示，虽然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也将坚持按商业片方式运作，以影片的实力和观众的口碑争取做好发行工作。”
　　这是一段可以载入史册的文字，尤其是“虽然”和“但”两个虚词，巧夺天工，绘影传神。看来，“商业片的运作”已成气侯，“权力话语”也不得不向“商业话语”献媚，优孟衣冠，方能堂堂正正地登场。
　　影院里依然是空荡的，而经理说，票全卖出去了。对此，洋人永远无法理解。

三百零一
　　北大的学生社团中，爱心社、希望工程支持会一类的越来越多。三角地的海报，常见到一些情深意重的文字，如“天冷了，为山区孩子捐衣服”、“救救母亲——为某同学无钱治病的母亲捐款”等等。也曾感动过几次，捐助过几次。后来，也就麻木了。倒不是麻木，而是因为思考的缘故——一思考，便坏事了。我想，大学毕竟跟福利机构有所不同，大学生也不是福利工作者。大学里的大学生干一些社区的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有什么“疑难杂症”便拉到大学里来，就好像看病找错科室一样。当这些活动是为了营造“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闻效应的时候，就令人啼笑皆非了。频频让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捐款，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有多么地不健全。套用王朔的一句话来说：没有爱心是万万不能的，但是爱心也不是万能的。即使所有的北大学生都有一颗佛祖的仁慈之心，这个社会也不见得能进步多少。“水滴石穿”的故事，只能迷糊几个单纯的孩子。

三百零二
　　“贫民窟中的圣者”印度修女德蕾莎逝世了。她一生救助“最穷的穷人”，连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也全数捐出。她逝世前曾说，一生中最大的梦是“到中国大陆服务”。
　　修女的话林概会让某些“大人物”不快的：我们这儿形势大好、一片光明、莺歌燕舞、弦歌四起，谁需要你来服务？你瞎操什么心？
　　修女的话又让我们这些中国小民为之泪下。我见过三峡两岸衣不蔽体的农民，见过黄土高原上暗无天日的窑洞，见过贵州山区茹毛饮血的少数民族……想到为他们服务的只有一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迥然不同的异国修女。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修女的临终之言，都该一头钻到地洞里去。
　
三百零三
　　在经济地位上而言，学生属于最穷的那一类人，与下岗工人、民工并列。一些老先生看不惯青年学生跑出校园去挣钱，指责说不安心学习。殊不知，衣食不足，安能做学问？德高“忘”重的大教授们功成名就，享受津贴，站着说话自然不腰疼了。
　　对于金钱能否正确认识，可以判定此人是否虚伪。契诃夫不到而立之年写出名作《草原》，获得一千卢布，他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契诃夫深知清贫的味道不好受，在努力挣钱的同时，一直为改变青年作家的物质境况不遗余力地奔走。他直接了当地说不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年轻时花天酒地，到老来倒摆出道德家的面孔说“拥有财富等于盗窃”。契诃夫却说，自己很高兴有别墅和大片土地。“倘在辛苦之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