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简史-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丛硕摹度次宸刺丶罚�1952）；反映少数民族新生活的《中国民族大团结》（1950）；反映外交生活的《和平万岁》（1952）。
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成立不久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召开第一次创作会议。会议期间，政务院于1953年12月24日作出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1954年1月12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这个决定并发表社论指出：“新闻纪录片是‘形象化的政论’、是报纸的兄弟，它应该迅速及时地向人民报道现实中各种事件和现象，表现各种运动和斗争中的先进人物。”新影制订的新制片方针强调：要把新闻纪录电影逐渐提高到党报的水平，具体措施是将短小精悍、出片及时的新闻片列为制片的首要任务。此后，以《新闻简报》为代表的新闻杂志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新闻纪录电影是作为“形象化的党报”而存在的，《人民日报》报道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热点，也必然是新闻纪录电影的摄制主题和报道热点。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成为报道的重点。新影摄制的影片有：《第一辆汽车》、《鞍钢在建设中》、《长江大桥》、《五亿农民的方向》、《临清竹器合作社》、《天津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胜利》、《上海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万象更新》等。在报道政治生活的影片中，有纪录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六亿人民的意志》，有纪录改造日本战犯及伪满战犯的《人道的宽待》、《释放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还有反映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交往的《亚非会议》、《祝贺》，为庆祝1957年国庆拍摄的第一部宽银幕彩色纪录片《祖国颂》等。致力于军事报道的八一厂，除了在朝鲜继续拍片，还拍摄了纪录人民解放军参加和平建设的《战胜怒江天险》、《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有些故事片厂也拍摄了各具特色的纪录片，如上影厂的《人民的新杭州》（郑君里导演）。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使新闻纪录片创作出现了一些新面貌。影片风格虽以新闻报道为主，但也出现了多样化的作品；影片形式虽以政论为主，却也出现了散文式、抒情式或喜剧式的作品。如：《画家齐白石》表现了国画大师齐白石的生平，《颐和园》介绍了北国的园林山水，《杏花春雨江南》表现了江南的乡村景色，《酥油花》介绍了青海塔尔寺的宗教活动，《游园惊梦》（由相声演员侯宝林参加拍摄）讽刺了不讲社会公德的社会现象，《春节大联欢》纪录了1956年春节电影厂组织的春节晚会（此片可以说开创了后来电视春节晚会的先河）。1955年，新影摄制了第一部批评性影片《华而不实》，1956年又摄制了批评性影片《工地的浪费》和《顾客的烦恼》，但在1957年到来的反右斗争中这些批评性的影片遭到了批判。
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活动早在20年代的中国就已出现。1956年，新政权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世袭传统、经济文化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参与了50年代初期开始的民族识别和后来的民族调查活动，并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合作，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拍摄了反映十多个少数民族生活的15部影片，当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虽然这些影片与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还有一定差距，但今天看来依然十分珍贵。
1958年大跃进时期，全国有31个电影制片厂生产新闻纪录片，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产量超过前8年的总和。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影片有：新影厂的宽银幕纪录片《劳动万岁》反映了十三陵水库的建设，《远征沙漠》记录了科学考察活动，其他电影厂的影片如海燕厂的《旭日东升》、天马厂的《上海英雄交响曲》、山东厂的《腰斩黄河》、河北厂的《古城新貌》、浙江厂的《双龙戏珠乐人间》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生活的前进及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同时，浮夸、虚假的报道对当时“左”的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时，还出现了风格介于故事片和纪录片之间的艺术性纪录片或称纪录性艺术片。
大跃进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较有影响的新闻纪录片有：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第十个春天》，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美丽的西双版纳》、《百万农奴站起来》，表现新的道德风尚的《平凡的人》、《邻里之间》，关于文化、风光、体育等的《古建精华》、《地下宫殿》、《健美体操》、《人间彩虹》、《画中山水》、《黄山似画》、《诗人杜甫》、《梅兰芳》、《征服世界最高峰》，反映中印自卫反击战的《中印边界问题真相》，反映河北人民抗洪斗争的《河北人民抗洪斗争》，以及文献纪录片《中国工农红军生活片断》、《延安生活散记》、《南泥湾》、《纪念白求恩》、《两种命运的决战》、《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1949年到1966年，新闻纪录片的创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个时期制作了长纪录片239部1506本，短纪录片2007部3632本，新闻期刊片 3528本），也遇到了不少挫折。虽然早在1953年政务院就指明了新闻纪录电影的任务、内容和作用，后来提出的“双百”方针使影片的题材范围逐步扩大，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多彩，但是由于“左”思潮的干扰，新闻纪录电影一度出现了题材狭窄、形式单调和虚假现象。虽然中宣部在60年代初发出了新闻纪录电影要 “更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的历史的特点”的指示，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些指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1958年成立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起初主要播放电影新闻纪录片，不久也开始摄制自己的新闻纪录片。文革前夕，它摄制的纪录片《收租院》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持久的“《收租院》热”。本片系根据四川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而拍摄的，反映了解放前四川地主刘文彩逼迫农民交纳租米的情景。1966年4月，这部影片在电视上播出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有关机构发行了数千部电影拷贝，在全国各地连续放映长达8 年之久。
文革中的新闻纪录片（1966—1976）
1966年至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非常时期，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强调斗争哲学的时代，新闻纪录电影领域也出现了两条路线斗争：一方面是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新闻纪录片为他们的政治野心服务，另一方面是仍有不少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纪录了这个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变革，反映了时代的真实面貌。
这个时期，由于国产故事片的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有关机构对以往生产的国产故事片的上映实行严格限制，外国故事片的进口又受到极大限制，新闻纪录片占据的银幕空间非常大。人们常说当时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时代，不应忘记的是那个时代也是“样板戏加新闻纪录片”的时代。由于样板戏主要是以舞台纪录片的形式传播的，所以那个时期新闻纪录片的所占的比重更大。虽然从1966年到1976年新影厂和八一厂总共只摄制了长短纪录片509部，连同新闻期刊片总共2037本（其他厂无统计数字），但是这些影片已经深深地融入人们的记忆中。
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集团利用新闻纪录电影制造舆论，常以“中央交办任务”为名指定新影拍摄反映文攻武卫、成立革命委员会等事件的影片，八一厂也曾受命摄制海军、总后勤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纪录片。文革后期，新影曾连续摄制15集《批林批孔特辑》。1976年春，为了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江青亲自下令新影派摄影队到他们控制的一些大学摄制表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片，以及反映镇压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影片。林彪和“四人帮”的“事实要为政治服务”、“真实要为政治服务”等主张，与新闻纪录电影的真实性原则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虽然林彪与“四人帮”的错误路线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但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经济建设并未停止。新闻电影工作者摄制了一些反映兴修水利、修建铁路等情况的影片，纪录了广大人民群众及解放军工程兵不畏艰险、克服困难、战天斗地的勇敢精神和创造性劳动，如反映林县水利建设的《红旗渠》，歌颂铁人王进喜的英雄事迹和大庆精神的《大庆红旗》、《铁人王进喜》、《大庆人》，类似的影片还有《成昆铁路》、《襄渝铁路》、《南京长江大桥》、《胜利油田》、《攀枝花工业基地在建设中》、《民兵赞》、《海河战歌》、《韶山银河》、《黄河万里行》。
文革期间，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巨大成绩，八一厂先后摄制了纪录片《欢呼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我国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试验》（1968）、《我国又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60年代末，苏联在中苏边境挑起争端，新影厂和八一厂是摄影师们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记录苏联霸权主义暴行的资料，这些资料被编成纪录片《珍宝岛不容侵犯》、《新沙皇的反华暴行》（1969）。在许多危难时刻，都能找到新闻摄影师们的身影。1975年，摄影师陪同中国运动员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长纪录片《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生动再现了这个壮举。1976年，《英雄战震灾》和《军民团结抗震灾》纪录了唐山大地震的情况。
1972年以后，关于体育和文化的纪录片有所增加。体育方面，除了记录登山运动的影片，还有表现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国内外比赛的影片；文化方面，有反映考古工作新发现的《满城汉墓》、《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土文物》、《考古新发现——马王堆一号汉墓》（1975年又陆续拍摄了马王堆二号、三号汉墓的考古新发现），反映工艺美术新成就的《户县农民画》、《木偶小歌舞》，以及记录杂技、曲艺、驯兽、武术的影片。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纪录片工作者还拍过几十部传统京戏的优秀节目，最初的目的是给江青等人观看，但在客观上为一些著名演员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文革中期，综合性的电影厂陆续恢复生产，偶尔拍摄一些纪录片，如：珠江厂拍摄了《扁担精神赞》、《三八妇女带电作业班》、《粤海轻骑》、《红日照宝岛》，西安厂拍摄了《陕西文物》、《宝鸡峡》，新疆厂为向毛主席汇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年的发展历程和建设面貌摄制了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光辉的历程》（1975）。60年代初下马的省厂，有的把器材和人员保留下来。文革后期，新成立的湖北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江陵汉墓》。福建电影组拍摄的“四人帮”在福建的爪牙破坏生产、迫害干部、进行武斗的资料，于 1977年被编辑成纪录片《铁证如山——纪录“四人帮”的罪行》，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70年代初，随着中国外交活动的日益频繁，新影摄制了纪录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影片，而《第二十七届联大会议》（1973）反映了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的情况，《邓小平副总理率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1974）记录了中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上受到的欢迎。还应提到中国纪录片工作者在非洲拍摄的影片，如《中国医疗队在坦桑》。中国政府不仅派出自己的电影工作者记录国际交往，而且邀请外国电影工作者来华拍片，如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和伊文思的《愚公移山》。
文革时期的新闻纪录电影，结束于围绕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纪录片展开的斗争。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各界群众自发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摄影师们在拍摄正式规定的悼念活动的同时，还以悲痛的心情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拍摄了群众悼念的感人场面。影片制作出来后，“四人帮”及其亲信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妄图对影片加以删剪，并一再拖延审查，阻挠出片。因此，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1977）才得以上映。由于此片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忠实纪录了人民和周总理心心相连的感情，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新时期的电影纪录片（1976—1993）
1976年10月，中国的历史并未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立即进入新时期，而是经历了两年的徘徊阶段。在此期间，虽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但是文革时期和以往的党内错误并未得到彻底清理。直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才进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时期。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时期回荡在中国大地上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改革”与“开放”：改革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向国际社会开放封闭已久的中国。
新时期中国纪录片领域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新闻片与纪录片分离，以及纪录片观念的演进。电视新闻的迅速发展迫使电影新闻片淡出银幕，新闻片与纪录片的分离促使电影工作者和电视工作者共同探讨纪录片的观念。电影工作者在摆脱新闻片的影响以及尝试纪录片的创新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电视工作者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与国外合作拍片的方式也进行了宝贵的探索。然而，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将新闻片与纪录片混为一体的电影和电视工作者来说，新闻片与纪录片的分离以及纪录片观念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90年代初期才基本实现与国际流行的纪录片观念的对接。
新时期中国纪录片领域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