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日记-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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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
（二）1940—1956（25～41岁）
这16年跨越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的7年。如果说
前13年他的工作和生活相对比较稳定，那么这16年中他的工作变动较大，足迹从苏南而
苏北，而延安，然后又回到华东（苏北～山东）；上海解放，随军进入上海。这16年中，
工作有顺利的时候，也有某些颠踬，其中以1952年三反运动中受到撤职处分， 。1对他
以后的命运影响最大。这一时期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实际工作者，担任的职务有：苏南澄
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
处副处长；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回到华东后曾任利丰棉业公司负责人，苏中行署
货管处长，山东工商总局副局长，渤海行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长。上海解放，任上
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不久，调去北京，曾任建工部财务司司
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5年，入中央党校学习。
（三）1956～1974（41～59岁）
离开中央党校，到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当时中科院的负责人曾有
意要他去经济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他坚辞未就。以后要他去资源综合委员会任副主任，
勉强同意了，不过，经他要求，仍兼着经济所的研究工作。可是，研究工作不过刚开了
一个头，厄运再次临头，1958年戴上了右派帽子，按照规定，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
改造。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再次进入经济研究所，作了一些会计研究 。2。1965
年，“”前夕，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当然在
劫难逃。从1956年到1974年，在这漫长的18年中，他立志进行的探索、研究，真正能够
利用来写作的时间也不过是他生命的最后短促的两年，而这两年，也是利用了在非常特
殊的环境中存在的某种空隙。如果上帝对他宽容一些，不要过早地夺走他的生命，那么，
他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料，相信一定会比现在多得多。
综观顾准的一生，说他“一生坎坷”，并非过分。在顾准身上，绝对找不到一分奴
气或媚骨。“少年得志”（指12至25岁。他自称这是他职业向上时期），也许增强了他
的自信；而自信常常表现为傲气。在他和我的通信中，“睥睨”这个字眼出现过不止一
次。这种居高临下、傲视一切的气概，在倡导每个人成为“螺丝钉”、“驯服的工具”
的社会里岂能容得；而他又是一个有自己的主见、心口如一、说话没有遮拦的人；他的
性格中的这个致命的弱点，在这个“史官文化”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国度里，悲剧的命运
无可避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二
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张劲夫同志《关于顾准同志的一件重要史实》的一篇短文。
文中所说的“重要史实”，指的是1956年顾准曾向孙冶方提出过对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
律问题的看法。这篇短文的结尾说：“这一史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顾准曾向冶方指
出的看法，在五十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二是冶方对后来印文集时未
附上这一后记 。3，感到欠缺，在临终前当面叮嘱他的两位学生，尔后再整理出版文集
时，一定要补印这一后记。冶方的严肃科学态度，在这样一件事上，也反映出他的高尚
风格，是令人敬佩的。”去年，经济研究所成立40周年，我在应约为《经济研究》
（1993年第10期）写的《从＜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谈起》这篇文章中曾说：“这
件小事，居然引起了劲夫同志如此认真的重视，他不仅亲自核实事实，而且还撰写了这
篇短文，足见他对正直、严肃的从事理论研究的一些老同志的关注和深情。”我还说，
“值得称颂的是冶方同志，我国先贤所说的道德文章，在冶方同志身上得到了充分体
现”。不是么，如果治方不在他这篇文章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记述，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这同现在某些人为了争所谓发明权甚至可以对簿公堂，其风格相距何其遥远。1975年冶
方度过七年多漫长的单身监禁的苦难，出狱后获知顾准的部分骨灰洒在三里河的小河中，
每天清晨都要去河边散步，以寄托对亡友的思念。顾准生前也曾对张纯音（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已故）非常自信地说：“冶方如果被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他
们两人情深如此，可是，在历尽劫难以后，竟未能再次一见，实在是一桩无法弥补的遗
憾。
顾准写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以下简称《试论》是在1956年到了经济研究所以后。此文曾数易其稿，到最后定稿前后
经过约一年。当时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中央党校刚传达。顾准有鉴于前苏联农业
的严重停滞（1954～1955年前苏前粮食总产量还低于沙俄时代），在离开中央党校前他
撰写的《学习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报告的体会》这篇文章后，提出国家在农产品收购中
贯彻等价交换政策的必要性，并以农产品收购中流入农村的购买力如何形成工业品的最
大市场，以及它对工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等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4，实际上，这时他
已注意到在工农产品的交换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中遵循价值规律的重要性。《试论》是
《体会》的进一步发展，作者自己也说：“写作《试论》的动机有二：第一是想把《体
会》的主旨即价值规律的作用扩大到整个经济生活；第二，反对当时倡导的不久还见于
实行的降低生产资料价格的另一种观点和措施。”《试论》所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著作
中当时被人们视作经典、不能更改的一些基本原理，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
及其他著作中再三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交换将被废除，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
币不再存在，分配将利用劳动券；生产资料一旦为社会占有，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社会
的生产品将直接用为再生产的生产手段与生活资料，不再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等等。
既然货币、商品都已经废除、消失，价值范畴和价值规律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余地。
《试论》为了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商品不能废除，价值范畴、价值规律仍应继
续存在并发挥其应有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点或结论不能不有所突破。
这在当时斯大林的权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问世不久的情况下，需要多么大
的理论勇气。距离《试论》的发表，37年过去了。关于商品、价值规律的理论讨论，现
在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因为实际生活已经远远超越当时理论讨论的范围和程度。我在一
篇文章中曾这样说过，“社会的生产活动只要继续进行下去，社会分工只要继续存在和
得到发展，商品生产就不可能从经济活动中被排除出去，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被停止活动。
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才是商品，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
公有制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就不再是商品，这种观点和马克思自己对商品本质所作的科学
分析是直接相悖的，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只是改变了生产资料作为财产所有权
的归属和生产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它并没有改变，也改变不了商品生产中
劳动二重性和价值二重性的本质。”“苏东剧变之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过，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经济没有搞好，无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
用。”“市场经济，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承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存在并使其能充分
发挥作正常作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而已。决定社会性质的，是所有制，是剩余
劳动的占有和分配，而不是别的”（拙文《从＜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说起》，
《经济研究》1993年第10期）。以劳动券代替货币，列宁在苏维埃初期曾尝试过，失败
了，认为这是“力不胜任”的，因此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再去找这个麻烦。现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确立，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仍会有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
讨和解决。
究竟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资料一旦为社会所有（公有制）、社会
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对商品、货币和采取如此坚决的排斥态度，这个令人困惑的问
题，不仅常常容易被忽略，从理论或逻辑上也很难找到解释。顾准在《资本的原始积累
和资本主义发展》（以下简称《原始积累》）这篇文章中对此提出了他的理解。他认为：
“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他自己的劳动所异化了——这是他（按指马克思）的
根本哲学命题，是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出发点；是他坚决主张社会主义不再存在商
品关系（这是他称之为拜物教的一种关系）和价值范畴的原因。”顾准说，“现在读
《原始积累》章，看到他从‘农民土地的剥夺’开头，看到他把鸟一样的自由劳动者的
存在作为资本主义兴起的惟一或几乎唯一的必要条件，在理解了他的学说的‘发源地的
秘密’（这是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评论黑格尔的用语）之后，就不
难理解了”。哲学的思考和科学的分析在这里产生了矛盾。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所产生
的历史背景，不统盘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个“发源地的秘密”是不容易找到的。理
论界为之争论不休，政治家因此在实践中陷入误区的问题，本来是并不难解决的，然而
最后，却仍然必须经过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之后由实践来纠正，实在是得来不易的教训。
《原始积累》一文写于1973年6月。作者在文章的开头所说“感谢促进者”的这个
促进者，是作者30年代的一个老朋友李少甫（已于1979年去世），文章是应他的要求写
的。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试刊）曾刊登过此槁，（我手头现在还保存一本），但
至1980年1月正式出版时，此文据说被一位权威人士下令抽掉。1981年，得到黄逸峰同
志的支持，此文才得以在上海《社会科学》（198年第5期）公开发表。
过去我读《共产党宣言》，因为缺乏必要的关于西方的历史知识，不可能不是望文
主义，一知半解，生吞活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十分可笑。我相信，和我类似的人不
在少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都曾提到市民阶级（近代资产阶级前身）和城
市共和国，两者同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极为密切的亲
缘关系，可是身为东方的中国人对之却只能瞠目以对，不知所说为何物。作者指出，马
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城市共和国，起源于城邦国家，而城邦国家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它
的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是西方传统的一个显著特点。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
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它同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系。那么，中世纪
欧洲的城市又是如何摆脱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而成为自治体的？简单说来，是城市
用钱向封建主赎买来的。你给钱（常常是封建主为了筹措军费需要巨额现款），我就给
你（允许你实行自治的）一纸特许状（英国作家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法国瑟诺博
斯著《法国史》中对此都有相关的叙述，可参阅）。（在中国，这实在是不可理解，也
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中国，朝廷兴军募晌之事很多，但是决不会有出卖特许状，
由此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式的自治体的可能。”“考究其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法，是
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在一起的。”他说：“我们中国人只
知道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或者蒙古人、满洲人带兵打仗，杀败旧皇朝和一切竞争对
手，登上宝座；知道汉武帝打匈奴，缺钱，有著名的‘杨可告缗’ 。5，征收财产税，
对象主要是商人，结果是‘中人以上家率破’。哪里知道城市可以花钱买特许状，取得
自治权利，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支持统一的基础！”他进一步指出：
“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个人权利，在理论是受到法律保
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
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
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西方和东方在法权观
念和传统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别。作者明确指出，“法权体系是上
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
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
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他对我们中间有些人侈谈什
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用简单的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
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无条件
适合，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
主义。顾准认为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必须批判。
他认为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独特的产物；认为有了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出
资本主义来。为了论证后者这个命题，作者从西方历史中撷取了一些向资本主义进军中
的“落伍者”为例证。其实，这些“落伍者”一点也不落后，在当时都是一些强大的商
业城邦或商业共和国。其中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皮萨、佛罗伦萨，现代银行
和国际汇兑制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