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穆勒)-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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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自命不凡的大人先生，把爱尔兰产业的落后和爱尔兰人民缺乏改善处境的干劲，归因于凯尔特族特有的懒散和漫不经心，对于有关人类的本性和生活的最重要问题抱有这样的见解，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在一切避而不谈社会和道德对人类心理的影响的庸俗做法中，最庸俗的是把行为和品格的多样性归因于天生的差别。当各种事物安排得使人们无法靠远虑或努力得到好处时，哪个家族不会变得懒散和漫不经心？如果人们历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和工作，已经养成这种无精打采和漠不关心的习性，则当环境变成作出努力真正可以得到利益时，人们不能马上改变这种习性，以利用这个机会，是不足为奇的。象爱尔兰人那样爱闲荡而灵敏的民族，不会象英格兰人那样安分守己地从事日常劳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们脱离这种劳动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人生乐趣。但是，同也属于凯尔特族的法国人相比，他们不会更不适合于劳动，同托斯卡纳人或古代希腊人相比，也是如此。一个容易激动的民族在受到适当的鼓励时，最容易激发发愤工作的精神，而人们不会在缺少刺激的条件下努力工作，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劳动能力。英格兰或美国的劳动者都不能象爱尔兰人那样辛勤地劳动；但在投标佃农制度下，情况就不同了。
第四节 印度的租佃制度
耕种印度土地的民众的处境，与在投标佃农制度下进行耕作的农民非常相似，而同时又有很大差别。为了得出某些教训，现将两者作一番比较。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缔约当事人只有、并且也许总是只有地主和农民二者。地主本人通常拥有全部权力，除非他用特别的证书将他的权力让给某个人，并以此人作为他的代理人。然而，农民们（即所谓ryot）支付的地租很少（纵然也有）象爱尔兰那样决定于竞争。虽然各地的习惯千差万别，而且实际上没有一种习惯能够违反统治者的意志而保存下来，但在四邻之间总还有某种共同的规则，收租人不是和每一农民个别地商定租金，而是按照当地通行的规则来确定人们的租金。这样，承租人具有某种所有权、或者不管怎样可以永久占用的观念得以保持；而一种反常的状态也由此出现，这就是，在租地农民可以永久佃耕的同时，地主具有任意提租的权力。
当莫卧儿帝国政府在印度大部分国土上取代印度人的统治时，它推行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原则。对土地进行了详细的测量，根据这种测量分别评定了每块田地应向政府交纳的租税。如果按此税额征收而决不超征，则农民可以处于比较有利的自耕农的地位，这种自耕农的税赋虽然不轻，但其所交纳的免役税是固定不变的。然而，由于无法对付各种非法的勒索，他们所处地位的这种改善只是徒有其名，而不是现实的，除非强有力的行政官员偶尔有点人情味，否则政府的诛求除了农民无力负担这一限度以外，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度。
印度在英国统治者接替莫卧儿的统治时的情况一如上述。最初，英国人曾想消除这种租税的随意性，认为对政府的诛求加以一定的限制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并不打算恢复莫卧儿的评租办法一般说来，英国政府不很重视早已在印度建立的各种制度的原则，而去调查现有的、在实践中受到尊重的各种权利，并加以保护和扩大，这一做法是很合理的。然而，长期以来，它严重地歪曲了事实的真相，误解了现行的习俗和权益。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普通人的头脑没有能力思考同他们实际了解的社会关系根本不同的社会关系。英国习惯于大农庄和大地主，所以英国统治者认为印度当然也应当如此。他们到处寻找可以充当这方面的对象的人才，最后选中了称为柴明达尔（zemindar）的收税官。富于哲理的印度史著述家说：“柴明达尔具有地主所有的某些特征；他征收某一特定地区的租税，他支配这个地区的农民，过着相当奢华的生活，去世后职位由他的儿子接替。因此，英国人毫不迟疑地认为柴明达尔就是印度的地主、土地贵族和乡绅。他们没有考虑到，柴明达尔虽然负责收租，但不能保有这些租金；他只留下极小的部分，其余全部解交政府。他们也没有考虑到，尽管柴明达尔支配着农民，并且在很多方面对这些人行使专制的权力，但柴明达尔并不是把农民当作自己的佃户来支配（不论这种佃户是地主可以任意解约的，还是根据契约租用土地的）。农民的土地占用权也是世袭的；柴明达尔更换佃农是不合法的。柴明达尔从农民手上拿去的每个法寻，都得入帐。如果他从征收来的一切金额中，在规定的收税报酬之外多拿一文钱，那就是欺诈行为。”
“在印度有过一个机会”，这位历史学家接着说：“这个机会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君主以下与土地的利害关系最密切的是直接耕作者。对于柴明达尔所具有的权利（过去的那种权利），很容易给予充分的补偿。政府已经宽宏大量地作出决定，为了国家的进步，君王的所有权可以牺牲。政府已经看到，以提供所有权作为促进进步的动力是正当的；它给予人们的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在任何国家，这都是给予直接耕作者的（因为农业上的各种最重要的改良都是靠他们得到的）。这个措施可以与任何国家所曾采用的最好的改良措施并列，有助于印度人民摆脱长期处于暴政之下的不幸。但是，当时的立法者是英国的贵族；而贵族的偏见占了上风。”
就本意良好的倡导者所指望取得的效果来说，这个措施业已证明是完全失败的。任何制度的作用即令在同一国家也随同情况变化而发生变化，他们不很了解这一点，因而自以为在孟加拉各省已造就了一批英国式的地主，事实上他们只是造就了一批爱尔兰式的地主。新的土地贵族使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没有做任何改进他们的庄园的事情，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掘坟墓。并没有象爱尔兰那样想方设法使地主避免自食恶果。由于债台高筑或拖欠租税，孟加拉地主的几乎全部土地都不得不抵押和出售，在30年间大多数旧有的柴明达尔都已不复存在。其他的家族，主要是加尔各答兑换商人的子孙，或在英国统治下富起来的当地官吏的子孙，填补了他们的位置。这些人依靠别人让给自己的土地过着无聊的寄生虫生活。不论政府为培植这个阶级牺牲了多少债权，这至少是一种浪费。
在英国的统治较晚实现的印度各地，避免了重犯用财政收入去养活一批无用的大地主这样的错误。在马德拉斯的大部分地区和孟买管辖区的一些地方，地租由直接耕作者直接交给政府。在西北各省，政府和村社集体缔结契约，确定每个人必须负担的数额，如有一人不履行契约，其他的人要共同承担责任。但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直接耕作者还没有按固定的地租取得永佃权。政府按照爱尔兰地主管理他的庄园的原则来管理土地，即：不是根据竞争情况定租，也不根据耕作者允诺交纳的数额索取地租，而是先由耕作者自行决定地租额，而后由政府据以规定其所征收的地租额。在很多地区，一部分农民被认为是另一些人的佃户，政府只向被认为是村庄的原住民或征服者的后裔的那些人（这种人往往很多）征收租税。有时租金一年定一次，有时三、五年定一次；但目前的政策是倾向于长期租种。在印度北部各省，租借期已延长到30年。这种制度实施的时间不长，所得到的经验还不足以表明这种长期租种在农民的内心引起的改良动机，其强度比永久租地差多少。不过，每年授田和短期租种这两种办法已肯定不适用。只能说它们比起过去无限制的压榨好一点。这些办法未经任何人批准，只是暂时性的安排，一俟对这个国家的潜在能力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并由此掌握了实行长久租种制度所需的资料，它们就会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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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废除投标佃农制度的方法
第一节 爱尔兰投标佃农应当转变为自耕农
当本书第一版写成和出版时，对英国政府来说，如何解决投标佃农人口问题乃是最迫切的实际问题。800万人口的大部分长期绝望和悲惨地挣扎于投标佃农制度之下，落到以藜藿为生，对改善他们的命运丝毫无能为力。最后，会连这样粗劣的饭食都不能自给，若无人供养则必死无疑。要不然就得根本改革迄今为止他们不幸地在其下生活的经济制度。这种紧急状况迫使立法机关和国民给予注意，但很难说有多少效果。因为弊端是根源于这种土地租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除去害怕饿死以外，人民的一切勤俭动机都被清除，国会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甚至连这一点都加以消除，而代之以给予他们申请救济的法律权利。对纠正弊害的原因，除空话以外什么也没有做，虽然由于这种因循误事国库花掉了几千万镑。
“没有必要”（我说过）“费力去证明爱尔兰经济弊端的真正基础是投标佃农制度；当由竞争来确定农民的地租成为这个国家的习惯做法时，期待勤劳、活力、死亡以外的人口限制、或轻微地减轻贫困程度，都无异于镜花水月。如果我们务实的政治家没有成熟到承认这一事实，或如果他们从理论上承认这一点，但却没有足够的实际感受因而不能对它制订出处理方针，仍然会有另一个他们难以回避的纯粹实际问题。如果人们迄今所赖以为生的收获继续处于靠不住的状态，则除非对农业技术和勤劳给予某些新的、重大的刺激，否则爱尔兰的土地再也不能供养象目前这样的人口。该岛西半部的全部产品，即令不交地租，现在也无法长期养活它的全体居民。在他们的人数由于迁走或饿死而减少到适应于他们低水平的勤劳程度以前，或者如果找不到一种方法可以使这种产业的生产能力大量提高，他们一定总是帝国每年税收的负担。”
自从写了这些以来，发生了一些预料不到的事件，使爱尔兰的英国统治者摆脱了好些麻烦事，而这些事本来会因他们的冷淡和短见而给予他们公正的处罚。在投标佃农制度下的爱尔兰再也不能向其居民提供粮食了。国会采取了救济办法，但它只是促进人口增加，对生产却毫无刺激。然而，爱尔兰人民由于始料未及的原因而得到解救（并非出于政治上的明智）。自助移民——威克斐制度（靠先移出者的收入支付后继者的花费）按自愿原则大规模地实施了，目前已把人口降到在现行农业制度下能够得到工作和口粮的数目。以1851年的人口调查和1841年作比较，人口减少了约150万。随后的人口调查（1861年的）表明，人口又减少了约50万。这样，爱尔兰人以移民到这块富饶的大陆来得到了一条出路。这块大陆能够在不降低生活水准的情况下供养全世界好几代增加的人口；爱尔兰的农民也注意到大洋彼岸的人间天堂，将其作为摆脱撒克逊人的压迫和大自然的暴虐的可靠的避难所。无可置疑，不论今后由于在爱尔兰普遍推行英格兰的耕作制度，甚或象苏塞尔兰郡那样，将整个爱尔兰改成牧场，农业劳动的出路会减少到什么程度，失去工作的人们会以与1851年以前3年100万爱尔兰人前往美国同样的速度移居美国，而且同样无需国家出钱。认为一国的土地只是为了几千个地主的利益才存在，只要农民交纳了地租社会和政府就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人们，无妨由这一结果考虑一下怎样才能使爱尔兰的难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但是，现在已不是能坚持这种蛮横主张的时代了，人心也不许如此。爱尔兰的土地，不，任何国家的土地，都属于该国人民所有。称为地主的个人从道德和公正原则来说，都只有收取地租或得到地价作为补偿的权利。对于土地本身，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采取什么占用方式和耕作方式对当地的全体居民最有利。当大多数居民因对他们及其祖先在这里过苦难生活的国家的公正原则感到绝望，纷纷到别的大陆寻求他们在国内得不到的土地所有权时，收租的地主也许会感到这对自己非常有利，但是帝国的立法机关应该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种几百万人民的不得已而移居国外。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由于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适于居住的地方而大批出国，政府就应该受到批评和谴责。地主的合法权利所具有的金钱价值毋须减少分文，但是，爱尔兰的实际耕作者要求在爱尔兰做到在美国所做到的事情——耕者有其田，这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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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政策应当适应这种正当的要求。有些人既不了解爱尔兰，也不了解海外的任何国家，他们把英国的习惯做法当成社会和经济优越的唯一标准，把投标佃农转化为雇佣劳动者作为改善爱尔兰不幸状况的唯一方法。但这只是改进爱尔兰农业的方法，而不是改善爱尔兰人民处境的方法。散工的地位不会使缺乏远见、节俭和自制习惯的人们具有这一切。如果爱尔兰农民普遍地变成靠工资生活的人，而人们的旧习惯和精神状态没有变化，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四、五百万散工过着与过去投标佃农所过的生活同样不幸的生活；即，同样安分守己地过着苦日子，同样轻率地多生孩子，也许甚至同样无精打来地工作。因为他们不会全体被解雇，即使被解雇，他们也可以靠济贫税过日子。如果使他们成为自耕农，效果就大不一样。一个在勤劳和谨慎方面有许多东西要学习的民族——在勤劳美德方面众所周知在欧洲居民中是最低的——要获得新生，就必须以强有力的刺激激励这种美德，而这样的刺激目前无过于土地所有权。使耕作者同土地建立永久的利害关系，可以保证他们坚持不懈地辛勤劳动，是目前防止人口膨胀最有效的方法（虽然不是十分可靠），如果这一方法无效，则其他任何方法也许更加起不了作用；那种弊害不是单纯的经济对策所能消除的。
爱尔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