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__犯罪心理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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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皮亚杰用一对对偶故事代表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两种水平，柯尔伯格认为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儿童道德认知发展不只两种水平，应有多级水平。为此，柯尔伯格改用“道德两难故事”来研究道德认知发展。他设计了一系列道德两难故事。其中最典型且为人熟知的便是“海因兹偷药”的故事：
欧洲有个妇人患了癌症，危在旦夕。医生认为只有一种药才能救她，就是本城一个药剂师最近发明的镭。制这种药的成本为200元，药剂师却索价2000元。病妇的丈夫海因兹到处借钱，一共才借得1000元，只够药费的一半。海因兹不得已，只好告诉药剂师，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账。但被药剂师拒绝了，药剂师还说：“我研制这种药就是为了赚钱。”海因兹走投无路，竟撬开药剂师经营商店的门，为妻子偷来了药。讲完这个故事后，柯尔伯格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供被试讨论，这些问题主要有（朱智贤等，1988）：
（1）海因兹该不该偷药，为什么？
（2）假如海因兹不爱他的妻子，他是否会去偷药？为什么？
（3）假定不是海因兹的妻子，而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快死了。他朋友家没有钱，也没有人肯去偷药，在这种情况下，海因兹是否会去偷药？为什么？
（4）为了拯救一个生命，人们究竟该不该不择一切手段，为什么？
（5）海因兹偷药触犯了法律。从道义上看，这种行为好不好？为什么？
（6）海因兹偷药被捉住了，法官该不该判他的罪？为什么？
（7）法官考虑释放海因兹，其理由是什么？
在研究中，柯尔伯格所关心的不是被试对这些两难问题回答“是”或“否”，而是被试在回答时是如何进行推理的。从1958年起，柯尔伯格用此类方法对10～16岁的75名被试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据此提出了人类道德认知发展的模式。
2．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模式
1969年，柯尔伯格在其《道德思想和行动发展的阶段》一书中将个人的道德认知发展划分为3级水平6个阶段。它们是：
一级水平：前习俗水平。9岁以前的儿童处于这一级水平。其特点是儿童还未形成真正的道德标准，道德判断主要着眼于自身的具体结果，道德价值由外在的要求而定。这级水平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服从与惩罚定向。这一阶段的儿童认为规则是由权威制定的，必须无条件服从。服从规则只是为了避免惩罚。违背了规则理该受罚，行为的好坏根据行为的结果来评定。该阶段儿童认为海因兹偷药是坏的，因为“偷药会受到惩罚”。
第二阶段：工具与相对主义定向。在这个阶段，儿童不再把规则看成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开始认识到问题的多面性。他们认为，海因兹可以认为他偷药是对的，而药剂师可以认为那是错的。该阶段的儿童往往从自私的观点出发来考虑道德问题，认为正确的行动就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偶尔也能满足别人需要的行动。
二级水平：习俗水平。9～15岁的少年儿童处于这一级水平。其特点是道德的价值在于别人的期待和传统秩序的保持，主要满足社会期望。这一级水平包括两个阶段：
第三阶段：好孩子定向。此阶段的儿童希望保持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重视顺从和做好孩子，要求自己不辜负重要人物如父母、老师的期望。
第四阶段：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定向。儿童注意的中心是维护社会秩序，他们把尊重权威、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看成是符合道德的行为。该阶段的青少年在回答海因兹问题时，一方面同情他，但同时又认为他触犯了法律，必须偿还药剂师的钱并去坐牢。这说明该阶段的青少年看到了法律所起的社会作用。
三级水平：后习俗水平。能摆脱外在因素，主要根据个人自愿选择的标准进行道德判断，履行自己选择的道德准则。这一级水平包括两个阶段：
第五阶段：社会契约定向。与第四阶段相比，该阶段个体能够灵活地看待法律，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如果法律不符合人们的需要，可以通过共同协商和民主的程序加以改变。
第六阶段：普遍的道德原则定向。此时的个人有了某种抽象的、超越法律的普遍原则的较为确定的概念，这些原则包括了对全人类的正义和个人的尊重。同时也领悟到，不是所有有秩序的社会都能实行更完美的原则。此阶段人们更多考虑道德的本质，而不是具体的道德准则。
柯尔伯格认为，人类道德发展的顺序是固定的，发展阶段既不能先后倒置也不能产生倒退，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的年龄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事实上许多人永远无法达到道德判断的最高水平，有些成人的道德认知也仍处于前习俗水平。
三、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与犯罪
犯罪人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是否与其犯罪行为有关，柯尔伯格本人作了一些研究，也有一些研究者采用柯尔伯格的方法对犯罪人与非犯罪人进行了比较，结论各不相同。
很多研究发现，犯罪人的道德认知发展处干较低水平。1969年，柯尔伯格通过让法官判断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的道德评价，发现犯罪人的道德发展处在柯尔伯格理论中的第一和第二级水平上（I．．Kohlberg，1969）。1973年，柯尔伯格等人在一篇题为《青少年犯罪人中的道德判断》中报告，他们对社会背景相同的犯罪人和非犯罪人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大部分少年犯罪人的道德发展处在第1或第2阶段，而大部分非少年犯罪人（75％）则处在第3或第4阶段。同年，柯尔伯格在与其他同事合著的《矫正中的公正社区观点：手册》一书中报告。大部分犯罪人的道德发展处在第1或第2阶段，而大部分的非犯罪人的道德发展处在第3或第4阶段（吴宗宪，1997）。阿巴思诺特（J．Arbuthnot）等人在19项使用柯尔伯的方法对犯罪人和非犯罪人道德认知发展进行研究的报告中发现，只有3项研究没有显著差异，许多研究都发现，少年犯罪人表现出道德发展延缓现象，他们的道德成熟度低于守法少年，在年龄、性别、智商和社会地位相同的情况下，少年犯罪人在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谈话中的道德成熟度得分低于守法少年（R．Blackburn，1993）。
犯罪人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较守法者低已被很多研究所证实，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道德发展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似乎与犯罪类型有关。桑顿（D．Thornton）等人在研究中发现，进行熟虑性犯罪（抢劫、夜盗、盗窃）的累犯的道德推理更有可能处于前习俗水平，而对照组或进行轻率性犯罪（不涉及物质利益的伤害）的累犯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这意味着，熟虑性犯罪与道德认知水平有关，而轻率性犯罪则不大可能与道德认知发展阶段有联系。国内有人用柯尔伯格的程序对88名在押男性罪犯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罪犯的道德认知发展处在第1级和第2级水平（见表2．1），与柯尔伯格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此外，也发现罪犯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与犯罪类型有关，抢劫、盗窃和杀人等罪犯道德发展处在第l阶段的比例很大，似乎表明暴力犯罪、盗窃犯罪与较低的认知水平有关（颜锦忠，2001）。
也有研究者认为，道德思维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少年犯罪并不是不道德行为的同义词，道德阶段与身份犯罪之间的关系，或者道德推理与道德推理削弱时发生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R．Blackburn，1993）。詹宁斯（w．S．Jennings）等人认为，这种关系太复杂，以至于不能证明任何原因性主张是正当的，这种关系充其量提供了一种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w．S．．1ennings，1983）。
四、简单的评价
在心理学历史上，皮亚杰是首先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道德认知发展问题的心理学家，柯尔伯格在皮亚杰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了研究方法，更加详细地描绘了道德发展阶段，建立了道德认知发展阶段模型，揭示了人类道德认知发展的基本历程。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对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提出了批评。有人认为，科尔伯格的理论代表了向柏拉图和康德的古典理性主义的一种回归，强调理性的作用，而不强调外部经验的作用，把理性作为知识的来源，假定道德标准是绝对的，认为道德标准与历史和文化因素无关（R．Blackbtlm，1993）。社会理论家也对道德发展的阶段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道德判断也是一种社会学习，可以通过模仿榜样或观察模式而获得。他们在自行设计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并不像道德认知理论所说的那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观性太强，会影响到儿童真实的判断结果。还有人认为，柯尔伯格研究的被试都是男性，因此他的研究结果只是表明了男性道德发展的阶段和男性性别偏见（（｝illigan，1982）。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并不是一种专门的犯罪心理学理论，但柯尔伯格本人及其他学者对犯罪人道德认知发展的研究对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有重大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上的启示。无论是皮亚杰设计的道德对偶故事，还是柯尔伯格设计的道德两难故事，都是由矛盾冲突情境构成的。他们通过与被试交谈，对其回答背后的推理进行分析，尤其是柯尔伯格设计的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标准问题评分系统，不失为一种标准化的道德判断测量方法，使道德认知发展领域研究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取得了很大进展。犯罪心理学中的很多重要课题都涉及犯罪人内心的冲突和矛盾，而这些是难以量化的，所以至今还没有一套完整、有说服力的理论出现，这与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如何创设问题情境，挖掘犯罪人深层次的心理，设计标准化的评分系统等方面，柯尔伯格的研究中都有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地方。
第二，研究内容上的启示。柯尔伯格研究所用的两难故事在内容上几乎都涉及法律、权威、责任等问题，如海因兹偷药的故事中，海因兹必须在偷药和妻子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偷药就会犯法，而保护妻子免于死亡又是每一个丈夫的责任。柯尔伯格主要研究了儿童道德认知的一个方面——禁令取向的道德认知，而这些直接与法律心理、犯罪心理有关。目前这些观点已逐渐应用于对各类犯罪行为的解释。在当今对犯罪的个人因素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有关人类道德认知发展的一些理论观点将对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犯罪心理的静态分析
第一节 生物学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生物学因素及其特征
从人类学来看，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因此，研究人类行为，须臾离不开对人的生物机体及其生理机制的考察，否则就缺乏主体活动的物质基础。作为人类极端行为的犯罪，无疑也打上了动物本能及生物体生理机能的烙印。只有研究人的生物属性及生理机能，才能更好地认识与揭示人类行为包括犯罪行为的生成原理及其作用机制。
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生物学因素，是指影响犯罪心理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行为主体的各种生理因素及其过程的总称。
国内有的学者将犯罪生物学因素的特征概括为以下三点（王顺安，孟丽娟，1998）：
1．犯罪生物学因素是一类自然因素
它是相对于社会因素而言的，人的躯体、身体素质、内分泌、染色体、智力缺陷、遗传疾病等，均属于生理学、人类学的范畴，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产物。
2．犯罪生物学因素是一种内因
它是犯罪心理生长的物质基础，是犯罪行为生成的物质载体。
3．犯罪生物学因素是非决定性因素
从整体上看，人的社会属性是本质的，是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人的生物属性是非本质的，是人类行为的非决定因素。同理，在犯罪现象和犯罪心理、犯罪行为的存在与发生中，犯罪生物学因素是一种非决定性因素。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行为（包括犯罪行为）与其自身生理因素密切相关。但是，相关的程度如何，生物学因素究竟是主要因素还是次要因素，则始终未能达成共识。从犯罪本源上看，片面强调遗传或生物决定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毕竟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的行为及其性质主要受社会环境的左右。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对犯罪生物因素的考察，也是片面的。在某些特殊的个案中，生物学因素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要因素”。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均是人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对人类犯罪心理的本源应当从人的社会属性与生物属性的结合点上去寻找。
二、遗传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876年龙勃罗梭发表《犯罪人论》，提出“天生犯罪人”的观点以来，关于犯罪的遗传决定论始终遭到许多刑法学家、犯罪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批评甚至嘲笑。但是，在这种批评和嘲笑声中，人们对遗传因素与犯罪心理、犯罪行为关系的调查与研究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这类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异常的生物学因素。异常的生物学因素可以导致异常的心理活动，容易接受不良的主体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犯罪心理。对犯罪心理的形成有影响的异常的生物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1）遗传负因。指血亲中遗传给子孙，使其容易趋于犯罪的某种精神素质。如精神病、人格障碍、嗜酒癖、遗传性癫痫等。累犯、惯犯中，人格障碍遗传负因远比初犯、偶犯为高。有时，父母的酒精中毒，损害胎儿，成为子女身心异常的原因，从而可能导致子女走向犯罪。（2）精神发育不全（低能）。表现为判断力、理解力差和行动迟缓，缺乏自主性，易受暗示，也易冲动、兴奋，易发生性犯罪和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