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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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
唯他之命是听。而指挥整个经济体系的当局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垄断者，是可以想
象得到的。虽然也许我们用不着害怕这样一个当局会跟一个私人垄断者一样使用它
的权力，因为我们假定：它的目的大概不会是勒索最大的财政收入，但它会有完全
的权力来决定给我们什么和按照什么条件给我们。它将不仅决定可供利用的商品和
劳务是什么以及数量多少，而且，也将能够决定这些商品和劳务在各个地区和集团
之间的分配，并且，只要它愿意，它也能在人们之间实行它所喜欢的任何程度的差
别待遇。如果我们还记得何以计划被最大多数人所倡导的话，那么，我们还会怀疑，
这种权力将会被用于当局认可的目的，并防止追求其不能同意的目的吗？由于控制
生产和价格而授予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在一个竞争性社会里，我们对一个物品需
付的价格，和物与物的交换比率，决定于我们取得一物而使社会其他成员失去的另
外一些物品的数量如何。这个代价并不决定于任何人的自觉的意志。如果达到我们
目的的某种方法证明对我们来说耗费过人的话，我们可以自由地去试用另一种。我
们道路上的障碍并不是由于某人不赞同我们的目的，而是由于其它地方也需要这种
手段。在一个受指导的经济中，当局监视着人们所追求的各种目的，它肯定会运用
它的权力协助某些目的的实现，和阻止其它目的的实现。决定我们应该取得什么的，
并不是我们自己对何者应喜爱何者不应喜爱的看法，而是他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并且由于当局将有权力阻挠逃避其指挥的任何努力，它将像直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
花费我们的收入那样有效地控制我们的消费。
※ ※ ※
当局的意志，并不是仅仅在我们作为消费者这方面，而且甚至主要不是在这方
面来计划和“指挥”我们的日常生活。它甚至更多地是在我们作为生产者这方面来
进行这种计划和“指挥”的。我们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而且由于对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占我们整个生命的大部分，由于我们
的职业通常也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地点和将和哪些人在一起生活，因而选择职业的某
种自由，对我们的幸福来说，甚至也许比在闲暇时花用我们收入的自由更为重要一
些。
诚然，甚至在最好的社会里，这种自由也是很有限的。很少有人拥有许多可供
选择的职业机会。但重要之点是：我们确有某种选择；我们并不是绝对地被束缚在
为我们过去选择好了的或可能会选择的某一工作上；如果某一位置变得令人十分难
以容忍，或者如果我们钟情于另一工作时，能干的人几乎总有路子可走，也就是以
某种牺牲为代价，他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没有比知道我们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况
改变这件事更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了；即使我们从来没有精神上的
力量去做出必要的牺牲，但只要知道这一点，即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能够摆脱这种
处境，就会使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处境成为可以容忍的了。
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社会一切都已尽善尽美，或者，在过去
的最自由的时代里曾经达到这种地步；也不是说，在改善向人们开放的可供选择的
机会方面，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和别处一样，政府在这里可以做很多的事，帮助
传播知识、信息和促进人的流动。但问题在于：这种真正会增加机会的政府行为，
却几乎正好是和目前被广泛倡导及实行的“计划”相反的东西。诚然，大多数计划
者都承诺说，在新的有计划的社会中，选择职业的自由将会谨慎地予以保留，甚至
还会增加。但是，在这方面，他们所承诺的东西中许多无法履行。如果他们要进行
计划，他们就必须控制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大门，或控制报酬条件，或者两者都控制。
几乎在所有已知的计划工作的例子中，建立这种控制或限制常常是所采取的措施中
首要的措施。如果这种控制普遍实行，并且由一个单一的计划当局来推行的话，我
们用不着多少想象力就可以知道他们所承诺的这种“选择的自由”将变成什么。在
这种情况下，所谓“选择的自由”将会是纯粹虚假的，仅仅是一个不实行差别待遇
的诺言，而根据情况的性质，差别待遇是必须实行的，这样，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
当局将会根据它所承认的客观标准进行选拔。
如果计划当局把它的行动限于规定就业条件，并通过调节这些条件来规定就业
人数的话，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通过规定报酬，当局会同明确排除许多人参加一
样有效地阻止他们进入许多行业。一个相貌不漂亮的、十分希望成为一个售货员的
女郎，一个体弱的、十分向往那种他的屠弱身体不利于他担任的工作的男孩，以及
一般地说那些很明显的比较不胜任或不适合的人，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未必一
定被拒之于门外；如果他们对这个位置估价很高，他们常常能够用一种经济上的牺
牲来得到一个从头做起的机会，并在将来通过自己在起初并不那样明显的长处来得
到补偿。但当当局规定了整个部类的报酬，并用一种客观的考试在志愿参加的人们
中进行挑选时，他们参加这种工作的感望所发生的力量就微不足道了。其条件并不
是属于标准类型的人，其天资气质不属于通常类型的人，将不再能够和一个其意向
会适合他的特殊需要的雇主达成特殊的协议；那种喜欢不规定时间的工作，甚至喜
欢随遇而安，宁愿为此得到较少的、也许是不确定的收入而不愿做例行公事式的固
定工作的人，将不再有选择的机会。情况将会跟在一个大的组织中在某种程度上必
然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没有例外，或者还要更坏，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将没有任何
脱身的可能。我们将不再能够只是在我们认为是值得的时候和场合，根据自己的意
志合理地或有效率地进行工作；计划当局为了简化它的工作一定会定出一套标准，
我们大家必须都要遵行。为了使这项莫大的工作可管理，就必须把多样性的人类能
力和倾向归纳为几种很容易相互交换的单位，而且有意识地忽视次要的个人差别。
虽则公开宣布的计划的目标是，人应当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事实上——由于在
计划中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个人之仅仅作为工具将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一种由当局用来为所谓“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类的抽象观念服务的工
具。
※ ※ ※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大多数事物都能以某种代价得到虽然我们得付出的往
往是非常高的代价，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但是，除此之外，
就不会有完全的选择自由，而只有颐指气使，不许越雷池一步，最后，还有权势人
物的偏爱。
关于这些问题，现在流行着的混乱观念中的突出的一点，就是居然把在竞争性
的社会中任何事物都可以花一定的代价取得这种现象作为非难它的一个理由。如果
人们反对使生活中较高尚的价值和“现金交易关系”相结合，指的是我们不应当被
容许为了保存较高尚的价值而牺牲比较次要的需求，并且应当由别人为我们做选择
的话，那么，这种要求必定会被认为是颇为奇特的，而且很难证明是对个人尊严的
高度尊重。生命与健康，美与善，荣誉与精神的安宁，往往只能以相当的物质牺牲
为代价才能得以保存，并且还必须有人情愿这样选择，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正如
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并不愿意不惜忍受物质上的牺牲以保全这些高尚的价值，使之不
受伤害。只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愿意承受由于废除汽车而造成的损失（ 假如没有
其它办法） 的话，我们当然能够把汽车意外事件所引起的伤亡减少到零。这同样也
适合于其它千万个例子，即我们经常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类冒牺牲生命、健康和
美妙的精神价值的危险，去促进我们同时轻蔑地称之为物质上的舒适。它也不能不
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目的都为着这同样的物质财富而竞争，并且，如果这些绝对价
值无论如何不能遭受危险的话，我们也只能为了这些绝对价值而奋斗。
冷酷的事实常常迫使人们进行痛苦的选择，人们希望解除这种痛苦，这不足为
奇。
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通过由别人替他们进行选择来解除它。人们所希望的是根
本不需要进行这种选择而他们又过于轻信这种选择并不是真正必须的，过于轻信这
仅仅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所愤慨的事
实上是还存在着经济问题。
人们认为确实不应再有经济问题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还由于一些不负责任的
关于“潜在的丰裕”的谈论而得到加强，因为所谓“潜在的丰裕”，如果竟是事实，
自然将意味着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使选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虽然这个圈套自从社会
主义出现以来一直在各种名义下为社会主义宣传所利用，但它仍然是和l00 多年以
前首次使用它时一样明显的不真实。在这样长的时间内，那些使用它的许多人中，
没有一个曾经拿出一个可行的计划，说明应如何增加生产以便哪怕是在西欧消除我
们所认为的贫困现象——且不说在全世界。读者可能认为：任何谈论所谓“潜在的
丰裕”的人或者是不诚实，或者是不知道他所谈论的是什么。但是这个虚幻的希望
驱使我们走上计划的道路，在这方面它不亚于任何别的事物。
虽然当下流行的运动仍然由于这个虚幻的信念而得益，但认为计划经济会比竞
争性制度生产出更高额的产品的论调，已逐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多数学者所放弃了。
纵然是那些具有社会主义观点并认真地研究过集中计划问题的许多经济学家，现在
也满足于希望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将和竞争性制度在效率方面旗鼓相当。他们之所以
倡导计划，不再是由于它的生产力高，而是由于它能使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公正和平
等的财富分配。这确实是能够认真地坚持要求计划的唯一理由。如果我们希望获得
符合于某种预定标准的财富分配，如果我们想有意识地决定谁将会有什么，那么，
我们就必须计划整个经济制度，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问题仍然是，为了实现某
些人的公平理想，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较之受到众多攻击的经济力量的自由竞争
所引起的后果，是否一定不会造成更多的不满和压制呢？
※ ※ ※
如果我们为这些疑虑寻找安慰自已的理由，认为采用集中计划只意味着自由经
济在一个短暂的时间之后，又回归到多少世纪以来曾经统治经济活动的束缚和管制
而已，并因此认为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并不一定会超过自由放任时代以前的程度，
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即使在欧洲历史上对经济生活的组织达
到最高程度的时候，也只不过建立一种一般性的和半永久性的规则构架，在其中，
个人保留有宽广的自由领域。当时所用的控制机器也还不足以把超过一般管理以上
的约束强加于人。即使在控制最完备的地方，它也不过是扩展到一个人借以参加社
会分工的那些活动而已。在远为广阔的领域内，个人仍依赖自已的产品为生，并可
以投己所好自由地行动。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在自由主义时代，分工的进展造成了一种局势，使我
们几乎每一个活动都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发展是我们不能够加以扭转的，因
为仅仅是由于这种发展，我们才能够按现在的那种标准供养大量增加了的人口。但
是以集中计划代替竞争因而将要求对我们的生活实行比以往人们所企图的程度更为
多得多的集中管理。
它不能停留在我们看作是经济活动的范围内，因为现在几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
部分都依存于他人的经济活动。对“集体地满足我们的需要”的热衷，要求我们在
指定的时间，按规定的形式，从事娱乐和满足必需，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曾以此而为
极权主义很好地准备了道路，这当然也部分地有利用它作为一种政治教育的工具的
意图。但它也是计划迫切要求的结果，其基本内容在于剥夺我们的选择权，以便于
在由计划决定的时间，给我们以最适合于计划的任何东西。
人们往往说，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这当然很对，但在某种
意义上，它是和我们的计划者使用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相反。作为任何其它自由前提
的经济自由，不能是那种社会主义者允诺给我们的、免于经济劳心的自由，也不可
能是只能通过同时解决个人选择的必要性和权力才能获得的自由；经济自由必须是
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
利的风险和责任。
第八章 谁战胜谁
由于对平等的热衷，使自由的希望落了空，曾经赋予这个世界的大好机会因而
被抛弃了。
——阿克顿勋爵
对于竞争所持的最普通的异议中有一个说它是“盲目的”，这一点是很有意义
的。
值得重新提醒人们的是对于古代的人来说，盲目性是其正义之神的属性。虽然
竞争与正义很少有共同之处，但值得同样称道的是，二者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我
们不能预测，谁将是幸运的或者谁将受到灾难的打击；赏罚并不是根据某人对人们
功过看法来加以均摊的，而是要取决于他们的才干和运气，这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