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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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抗乃是对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的例证，这种现象就是，人们不愿屈从任
何规则或人们所还不了解其基本理由的任何需要。人们在许多生活领域中，特别是
在行为道德领域中部可以感觉得到这种现象，并且它往往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态度。
但在有些领域中，人们的求知欲是无法充分满足的，同时，拒绝服从任何我们所不
能了解的事物必定会导致我们的文明的毁灭。由于我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我
们对于那些我们不了解的、经常妨碍个人的希望和计划的力量的抗拒也不断增强，
这是自然的，然而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人们才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充分地了解这些力
量。像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文明必然是以个人去自动适应那些人们还不能了解其原
因和性质的变化为基础的，为什么一个人应当多得些或少得些？为什么他必须另操
它业？为什么他想要的某些东西比其它东西更难得到？这一切都总是与这些众多的
环境条件有联系的，单靠一个人的脑力是不足以理喻它们的；或者，甚至更坏的是，
那些受到影响的大将会把一切过失都归咎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直接的和可以避免的
原因，而且不可避免地仍然视而不见那些决定这种变化的更为复杂的相互联系。就
连一个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的领导人，如果他想对每一个人都充分地解释为什么必须
派他到一个不同岗位上去，或者解释为什么必须更改他的报酬，那么他也是不可能
完全做到这一点的，除非他解释并辩明他的全部计划的正确性。当然，这意味着，
他只能对少数人解释他的全部计划。
在过去，使文明能够成长壮大的正是人们对市场的非人为力量的服从，没有这
种服从，文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通过这种服从，我们才能够每天协力筑造某
种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所能充分了解的还要伟大的东西。过去人们的服从是出于现
在有些人认为是迷信的那些信仰，出于宗教的谦卑精神，还是出于对早期的经济学
者的浅薄说教的尊重，这都没关系；要紧的是，从理性上去了解服从那些我们不能
详细地领会其运作机制的力量的必要性，就要比宗教甚或对各种经济学说的敬意所
激发的卑下的敬畏感驱使我们去服从它们时还要困难得多。情况可能确实是这样的，
哪怕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去做那些他所还不了解其必要性的事情而只想维持我们现
有的复杂文明，每个人所需要的才智都应比他现在拥有的要多得多才行。拒绝屈从
于我们既不了解、又不承认其为一个具有睿智的存在物有意识决定的那些力量，就
是一种不完全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唯理主义的产物。它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能理
解，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若要协调多种多样的个人努力，就必须考虑到单个的人
不能完全观察到的各种事实。而且它也没有看到，对于服从那个非人为的和貌似不
合理的市场力量的唯一替代选择就是服从另一些人的同样不能控制的、因而是专断
的权力，除非要毁灭这个复杂的社会。人们在渴望摆脱他现在所感觉的那些讨厌的
羁绊时，往往不会意识到新的专制主义羁绊行将取代这一羁绊，必将蓄意强加在人
们的身上，这甚至会使他们感受到更多的痛苦。
有些人争辩说，我们己经以令人惊骇的程度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力量，但可惜
的是，我们在如何成功地利用社会合作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落后了。如果此话就此
打住，那么它是相当对头的。但是，如果他们继续作出对比并且争辩说，我们必须
像学会如何驾驭自然力量那样学会如何驾驭社会力量，那他们就错了。这不仅是一
条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一条必然阻碍未
来进步的道路。那些提出这些要求的人，恰恰是通过他们的要求表明他们尚未了解
光是维护我们的既得成果，我们得在何等程度上依赖非人为力量对个人的努力所起
的协调作用。
※ ※ ※
我们现在必须暂时回到一个紧要问题上来：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
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的。自由社会绝不能从
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其它暂时性的灾难，那时差不
多任何事情都得服从于眼前的迫切需要，这就是我们为了从长远起见维护我们的自
由所应付出的代价。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诸如我们应为和平目的采取我们所学会的、为了战争目的所
必须采取行动之类的时髦词句是如此易于把人引入歧路的：为了将来的自由更有保
障而暂时牺牲自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把这些措施作为一种永久性的制度
安排提出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和平时期，应绝不容许一个单一目的绝对优选于其它一切目的，这甚至也适
用于现在谁都承认的当务之急的目标，即克服失业现象的目标。毫无疑问，它必然
是我们为之付出最大努力的目标，但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容许这样一个目
标来支配我们而置任何其它目标于不顾，也不意味着必须像“不惜一切代价”这句
俗语所指的那样来实现目标。事实上，正是在这一领域里，“充分就业”这类含义
模糊的但很吃香的词句的魅力才容易引致极端短见的行为措施，并且在头脑简单的
理想主义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这种不分好歹、不负责任的思想所风行之处，很
可能造成最大的危害。
在这一领域里，我们应当注意开始着手对付在战后就要面临的这项任务，并且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可能会希望做成些什么事情，这是十分重要的。战后紧接着
出现的局势的主要特点之一会是，由于战争的特别需要，几十万的男女被吸收到专
业化的工作岗位上去，在战争期间，他们在那些岗位上能够挣得相当高的工资。而
在许多场合里，这些特定的行业将不可能吸纳同样数量的就业人员。届时将急需把
大批人员转移到其它岗位上去，而那时其中许多大将感到他们为这时的工作所得到
的报酬不如他们战时工作的报酬那样优厚。今后肯定要大量提供转业培训，即便如
此，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按照人们的劳务当时对社会的价值来付酬的话，那么在任何制度下仍将有
许多人必须接受他们相对于他人的物质地位被降低这一事实。
于是，如果那些工会要成功地抵制降低某些相应的个别群体的工资，那就只有
两项选择：要么行使强力，即挑选出某些人并把他们强行调到其它报酬比较差的岗
位上去，要么是必须允许那些在战时所得工资比较高而此刻又无法按同样高的工资
被雇佣的人失业，直到他们情愿接受工资较低的工作为止。在社会主义社会，发生
这种问题的几率不比在其它任何社会低；而且，大多数工人大概都不会愿意向那些
由于战时的特殊需要而被吸收到报酬特别优厚的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永久地保证他们
现在的工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会在此行使强力。对我们有关的那一点是，如
果我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不计有人失业，同时又不愿行使强力，那么我们就不得不
采取各种希望渺茫的权宜办法，它们不但都不能带来持久的解决效果，反而会严重
妨碍我们生产性资源的最佳使用。尤其应当提请注意的是，货币政策是不能真正救
治这种困难的，它力所能及的无非是实施一种普遍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相对于那
部分无法降低的工资而把其它一切工资和物价抬高到足够的程度，而且，即使这样
做，也只能用一种隐而不宣和私下的方式降低那些不可能直接降低的实际工资，从
而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而要把其它一切工资和收入提高到足以调整有关群体地
位的那个程度，就会带来通货膨胀的极度扩张，它所造成的动荡、困苦和不公正将
比那些所要救治的问题本身要人得多。
这个问题将要在战后以特别紧急的形式出现，它将一直把我们缠而不放，只要
经济制度本身还得至少适应那些不断发生的变化。在短期内，总是存在着一个可能
的最高就业水平，它是可以通过把所有人安置在他们碰巧所在的岗位上，也可以通
过货巾的扩张来实现的。但不能光靠累进的通胀型扩张以及阻拦由于环境的改变而
成为必要的、劳动力在各行业间的再分配来维持这一最高就业水平，只要工人可以
自由选择职业，劳动力在行业间的再分配总是要发生的，只不过稍微缓慢一些，而
且会由此造成某些失业：一味想用货币手段达到最高就业水平，这是一种结果会使
自己的目的归于失败的政策。它容易降低劳动生产率，从而不断提高只有按照现有
工资用人为方法保持雇佣的那一部分劳动人口的比重。
※ ※ ※
几乎毫无疑问，战后我们在管理经济事务方面所需要的智慧，甚至将比以往更
为重要，而且我们文明的命运最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解决那时将会面临的一切经济
问题。我们最初将是很穷苦的，而且确实是很穷苦的，并且要在英国恢复和提高过
去的生活水准，事实上可能要比在其它许多国家更为困难些。如果我们做得聪明，
通过苦干和把大部分的精力周到检修和更新我们的工业装备和工业组织上去，就会
在几年之后恢复甚至超过我们以往所达到的水平，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但这首先
要求我们当前必须满足于可能的日常消费应以不妨害复兴任务为限，要求我们不有
要求得到比这还要多一些的奢望，并且要求我们把以最好的方式并以最大程度地增
进福刺为目的利用资源，并要求我们把这一点看作为比我们总得以这样那样的方式
设法利用一切资源更为重要。或许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应当由于眼光短浅而不通
过增加收入的途径、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办法去救治贫困，这会使得众多阶层的人
们感到沮丧，以致使他们变成现行政治制度的死敌。
我们绝不能忘记，欧洲大陆上极权主义之所以兴起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
个因素在这一国家尚不存在——就是一个大的、最近被剥夺了财产的中产阶级的存
在。
要避免这一带有威胁性的命运，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必须把我们的希望寄托
在能够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景上，不管我们的起点多么低，这一增长将不断地把
我们向前推进。而取得这种经济进步的主要条件是：我们大家都应当准备很快去适
应一个已起了极大变化的环境，绝对不能容许出于对某些个别群体业已习惯水准的
考虑而阻挠我们去作出这种适应，并且我们应当再一次学会把我们所有的资源用到
最有助于使我们大家都变得更加富裕的地方去。如果我们要想恢复并超过我们以往
的水准，我们就必须作出调整，这些调整动作将比我们过去必须作出的任何类似的
调整都要人些；而且只有当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服从这种再调整需要，我们
才能作为能够选择自已生活方式的自由人而度过这一困难时期。让我们尽一切努力
来确保每个人享有一个统一的最低水准，但同时也让我们承认，有了这种基本的最
低保障以后，个别阶层必须放弃对确保享受特权的一切要求，必须取消允许某些群
体为维持他们自己的特殊标准而排斥新来者分享他们相对繁荣的一切借口。
有人会说，“管他什么经济学，让我们来建设一个像样世界吧”，这番话听起
来很冠冕堂皇。但是，事实上它只是一番不负责任的话。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
个世界，大家又都深信这里或那里的物质条件都必须加以改善，我们要建设一个像
样世界的唯一机会就是我们能够不断改善普遍富裕的水平。现代民主不能默默容忍
的一件事，就是在和平时期必须大大降低生活水准甚或经济状况裹足不前，迁延日
久。
※ ※ ※
有些人承认现在的政治倾向对我们经济前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且还通过它
们的经济影响而危及更为高得多的价值标准，这些人还易于自欺欺人：我们正在为
实现理想目标而做出物质牺牲。然而，50年来向集体主义的趋近是不是提高了我们
的道德水平呢？
或者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这些方面都不仅仅值得怀
疑。虽然我们习惯于以有着更为敏感的社会良心而感到自豪，但这一点绝不表明这
已由我们个人行为的实践证明。反过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在对现行社会秩序的不平
等感到愤懑这一点上，大概超过大多数祖辈。但是这一态度对我们专属的道德领域
内积极标准和个人行为的影响，同它对我们面对社会机器的自利和迫切需要而维护
道德原则的认真程度的影响则是大不相同的。
在这一领域里的一切争执之外已变得如此混乱不清，以致于我们有回到根本问
题上去的必要。我们这一代人很可能忘记的是，道德不仅必定是个人行为的现象，
而且只能存在于一定范围之内。在该范围内，个人有为自己作出决定的自由，而且
被要求自愿牺牲个人利益来遵守一个道德规则。在个人负责的范围以外，就既没有
善，也没有恶，既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也没有机会通过为自已认为是正确的事
物牺牲个人欲望来表明个人的道德信念。只有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负责并
且有牺牲它们自由时，我们的决定才有道德价值。我们没有权利以他人的利益为代
价来博取自已无私的美名，而我们要是在没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之下做到了无私，在
道德上也不足以称道。如果社会成员每做一件好事都是别人使他去做的话，他们是
没有权利受到赞赏的。正如弥尔顿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