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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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结构为目标的政策，其不可避免的缓慢进展也进一步削弱了这个阵地。这种进
展依赖于我们逐步增进对社会力量和最有利于这种力量的适宜的方式起作用条件的
理解。由于我们的任务是在于帮助并在必要时补充这些力量的作用，至关重要的前
提是要先了解它们。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
最适宜于它成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
任何有见识者都不应该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即表达了19世纪经济政策原则的那
些粗陋的规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我们尚有许多东西要了解，而且在我们己经走的
道路上，仍有极大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只有我们越来越能够对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力
量从精神上加以掌握，这种进步才得以实现。有许多明显的任务，如我们对货币制
度的管理，垄断的防止和控制，以及其它方面更大量的虽不如此显著但也同样重要
的任务有待于着手，在这些方面各国政府无疑都掌握着为善为恶的巨大权力；有各
种理由可以这样希望：只要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我们终将能够成功地动用这
些权力。
虽则导致一般称为“积极”行动的进展必然是缓慢的，而且虽则为了及时的改
善，自由主义心得主要凭借于自由所带来的财富的逐渐增长，但是它仍必须经常抵
抗威胁这个进展的种种建议。由于自由主义对于某一个人不可能提供多于共同进步
中的一份，结果它便被看成是一种“消极”的信条。这种进步越来越被视为理所当
然之事，而不再被认为是自由政策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自由主义的衰退，正
是它的成功所造成的。
由于已经取得成功，人们己经越来越不能容忍还存在着的缺点，这些缺点现在
看来是不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了。
※ ※ ※
由于对自由主义政策的迟缓进展日益不能忍耐，由于对那些利用自由主义的用
语为反社会特权辩护的人的正当愤懑，以及由于已经取得的物质进步而被认为似乎
是有根据无媳蝗朔牌Ｒ丫〉玫某删停皇游辣Ｎ抻荨⑼蛭抟皇У牟撇Ｈ嗣堑哪抗庾ㄗ？
于新的需求，这些需求的迅速满足，似乎由于墨守旧的原则而受到阻碍。要继续前
进，就不能期望因循那条使往昔的进步得以可能的总的框架中的老路，而只能完全
改造社会，这一点已越来越广泛地为人所接受。问题不再是补充和改进现存机制，
而是要完全打碎并更换它。而且由于新一代的希望完全集中到全新的东西上，对现
存社会职能的关注和了解迅速下降；而对于自由体制的运转方式了解的衰落，我们
对依赖于自由体制存在事物的理解也减少了。
这里不是讨论这种看法的改变如何受到以下因素促进的地方：即由于专注于技
术问题所产生的思维习惯不如批判地就转变到社会问题上去，而这种思维习惯是自
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思维习惯；以及这些思维习惯是如何同时企图否定与它们的偏
见不合的已往的社会研究的成果，而把一些组织的理想强加给不适宜它们的领域中
去。我们在这里所要表明的一切，不过是我们的社会态度转变得多么彻底，尽管这
种转变是渐渐地而且是几乎觉察不到地一步一步地进行的。在变化过程的每个阶段，
那些似乎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东西，已经以其日积月累的影响，造成了旧的自由
主义的社会态度相目前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之间根本的分歧。这种变化对我们叙述
过的那种趋势，最终形成一个彻底的逆转，完全放弃了曾创造了西方文明的个人主
义传统。
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
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
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审慎选择的目标，以此
取代那些非人化的无以名状的市场机制。说明这种分歧的最好例子莫过于一本受到
广泛赞扬的著作所采取的极端立场，有关这本书中所谓“为自由而计划”的纲领，
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提到。
（ 卡尔·曼海毋博士写道：） 我们从来不必建立和指导整个自然体系，就像我
们今天迫不得已对社会所做的那样，······人类越来越倾向于调节全部社会
生活，尽管从来不曾打算创造一个第二自然。
※ ※ ※
这种思想倾向的转变与思想在空间传播的转向之间的一致性，是很有意义的事
情。
200 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传播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似乎
注定要传播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这些思想的流行或许已扩展到其最东端。从那
时起，它开始退却，一套不同的、并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
进。英国丧失了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60
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世界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
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
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
，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尽管绝大部分的新思想，
尤其是社会主义，并非起源于德国，但正是在德国它们得到完善，并在19世纪的最
后25年和20世纪的最初25年，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现在，人们常常忽略了，德国在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的发展中起了多么巨大的领导作用；在社会主义成
为这个国家的一个严重问题以前的那一代，德国国会中已有一个很大的社会主义政
党；并且在不久以前，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几乎完全是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
以致于今天俄国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德国人中止的地方进行的；绝大部分
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尚未意识到，他们才开始发现的大多数问题，德国社会主义者很
早以前已彻底讨论过了。
德国恩想家在这个时期对整个世界在思想上产生的影响，不仅得力于德国的伟
大物质进步，甚至更得力于这100 年中，德国再度成为共同的欧洲文明的主要的甚
至是领导的成员时，德国思想家和科学家所赢得的非凡声誉。但是不久，它就转而
支持那些从德国向外传播的与那种文明的基础对立的思想了。德国人自己——至少
是他们当中传播这些思想的那些人——是充分了解这种冲突的：对他们来说，从前
便是欧洲文明的共同遗产的东西，在纳粹之前便已成为“西方的”文明——这里
“西方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指亚洲以西，而是指莱因河以西。在此意义上“西方的”
就是指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贸易与任何形式的国际主
义或对和平的热爱。
但是，尽管数目不断增长的德国人对于那些“浅薄的”西方理想掩饰不住轻蔑，
或许正因为这一点，西方的人民仍不断输入德国思想，并被诱骗得相信他们自己以
前的信念，只不过是把自私的利益合理化，自由贸易是为了促进英国的利益而创造
出来的学说，而且英国人赋予世界的政治理想已陈旧不堪，成为一件可耻的东西。
第二章 伟大的乌托邦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 ·荷尔德林
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
着，人们己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事情
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东西。令人惊讶
的是，同一个社会主义，不仅在早先被公认为是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而且从一
开始便十分公开地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却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普
遍的认可。现在难能有人还记得，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
质。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基础的法国作家们毫不怀疑，他们的种种思想只有通过强有
力的独裁政府才能付诸实行。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
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
的一种尝试。论及自由之处，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自由思想，
在他们看来是19世纪社会的罪恶之源，而现代计划者中第一人圣西门甚至预告，对
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
只是在1848年革命前强大的民主潮流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才开始与自由力量联
系起来。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用了很长时间，才改变了做法并消除了其先驱所
引起的疑虑。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
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他在1848年说：） 民主扩展个人自
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
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
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
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1） 为了减少这些疑虑，并将一切政治动因中最强烈的
动因——渴求自由为己所用，社会主义开始日益利用一种“新自由”的允诺。社会
主义的来临将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它将带来“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
治自由。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长期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政治自
由的取得仅仅是第一步。
将自由一词的意义稍加改变，使这个论点听来似乎应当合情合理，这种意义上
的微妙变化是重要的。对政治自由的伟大倡导者们来说，这个词意味的是免于强制
的自由，是摆脱了他人专断权力的自由，是从种种束缚中的解放，这些束缚使个人
除了对他们隶属的长官唯命是从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所允诺的新自由却是摆脱了
必然性的自由，是从环境的强制中的解放，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们所有人
的选择余地，尽管对有些人来说选择余地比对别的人更大些。在人们能真正获得自
由之前，必须打破“物质匮乏的专制”，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过是权力（1 ）或财富的代名词。然而，虽则这
种新自由的允诺常常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不负责任的允诺相提并
论，但并非出于这种对自然的吝蔷的绝对征服，经济自由便指日可待。这个允诺实
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
由的要求，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但这个新名词却给了社会
主义者一个与自由主义者共有的代名词，他们对其充分地加以利用。而且虽然这个
词为两个集团在不同意义上加以利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更少有人自问，所
允诺的这两种自由能否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毫无疑问，对更大自由的允诺己经成为社会主义宣传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且，
对社会主义将会带来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
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勿庸置疑，对
更多自由的允诺使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受到引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他们受到
蒙蔽不能看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并常常使社会主义
者得以僭用旧有的自由党派的名字。社会主义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奉为自由主义传
统的当然继承者，因而，他们不能接受社会主义会导致自由的对立面的看法，是不
足为奇的。
※ ※ ※
然而，近些年来，对社会主义无法预料后果的旧有恐惧，再一次从意料不到的
方方面面表露出来。一个又一个的观察家，尽管在研究他们的题目时期待迥异，但
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下许多方面情况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这个国家和其它地方的“进步人士们”仍在自欺欺人，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
义代表着对立的两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这些新的暴政难道不是同一种
趋势的后果。即使共产主义者们也想必多少已为诸如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
生所作的那类宣言所震撼；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
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
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
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
冶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结论明
显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伊斯门先生的例子或许是最显著的，然而他绝不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对俄国的
实验表示同情却作出类似结论的观察家。早在几午前，在俄国住了12年的美国记者
W·H·张伯伦先生眼见他的全部理想破灭，便将他在那里和德国、意大利所做的研
究总结成这种说法：“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
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
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