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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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财产形式建立在氏族组织之中，从中得到的收入用于资助
共同的活动。地方氏族的共同生存依赖祖先献祭的延续——确认
并增强共同父系血统的纽带，氏族就以这种纽带确定——这需要
一定数量的费用。氏族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由办学来促进或维持，
这是另一种需要公积金的共同工作。因而献祭礼仪和教育是由氏
族拥有土地的收入支撑的两种首要活动；但氏族作为财产所有者
也可将它的财力用于支持地方防御。诸如氏族对阵亡民兵家属的
赡养，对受伤战士的奖赏，以及可能对村庄的设防等等，部分地是
以共同拥有土地的收入来偿付的。当这种财力不足时，氏族领导
有时也向他们的亲属征收特殊的捐款，特别是为了军事用途。②
氏族之间的械斗在中国军事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一个需要进一
步探究的课题。很显然，南方农村由于它的持续的军事化状态，成
了培育军事领导和军事技术的场所，广东东部的河谷，特别是潮州
（现在的潮安）和嘉应（现在的梅县）这个以具有残忍的氏族械斗传
统而著名的地区，在19世纪中叶的内战中为正统和异端两方面的
部队都提供了新成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早期战斗中加强了清军
的容易冲动的。潮勇。部队，其蛮横任性和拒不服从命令就像他们
在战斗中敢打敢冲一样；事实证明，他们令官方的主子头痛，而对
老百姓则是祸患。①在另一边，值得提起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早
期追随者中有为数众多的西迁至广西的广东亡命徒团伙，其中就
有在氏族械斗中培育出来的人。对清军指挥官来说，很明显，在永
安之围（1851年）中太平军防御工事的坚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来
自潮州、嘉应地区的首领们的杰作，他们抵御围攻的知识是从他们
家乡地区设围村庄之间的械斗经验中产生的。②
① 王辏г耍骸Ｏ婢尽＃�1909年）卷2，第1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Ⅰ，第370
页。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3页。姚莹给乌兰泰的信包含各种与潮
州雇佣兵有关的参考材料。。太平天国。第8册，第692－694、700－701页。
②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第7页。从这一地区涌现出了像赖汉英和
罗大纲这样杰出的太平天国领袖。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北京，1955年），第
287、290页。
氏族组织和地方防御有一种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如果说氏
族起到了军事化的组织基础的作用，那么同样确实的是，军事化也
可以用来加强促进亲属休戚与共关系的那种传统纽带。大的氏族
超阶级的性质通常意味着，亲戚们跨越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鸿
沟而互相交往。这种不平等常常以地主－佃农关系的形式出现，
亲属关系的纽带在其中被用来稳定租佃制度，有时（有人推测）缓
和了经济剥削的严酷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氏族武装在提供一个
组织核心方面具有关键作用，这个核心可以取代那些寻求发动农
民反对他们的地主剥削者的团体——诸如秘密会社之类。氏族内
部的侵犯行为一旦转向外部以反对邻近氏族，这里就出现了一种
富有氏族压迫贫穷氏族的特殊种类的阶级斗争。氏族间的冲突可
能导致的结局是，较大的和较富有的邻近氏族将持久的经济剥削
强加于较穷的氏族。①这里存在的简直是一种氏族间的帝国主
义，由此，强大和等级分明的氏族内的阶级差别由于对邻近贫穷氏
族的集体剥削所获的利益而被冲淡和减弱了；这与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内的阶级冲突被民族主义、扩张主义以及对弱小社会的经济
奴役所掩盖的情况一模一样。②
①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氏族结构。，第111－112页。。中国的氏族和社会。，第
162页。
② 魏斐德的论证不能使我完全满意，他认为19世纪40年代广州附近的反英运
动在中国南方产生了一个基本变化，。到1845年，社会开始向贫富两极分化。。他主
张，到那时为止仍为传统的亲属关系纽带所维护的、等级分明的氏族的团结，由于富人
和有名望者参与了对氏族财产的不容争辩的控制而受到削弱。事情的这一新的转折
可以归因于19世纪40年代的民兵运动：（1）来自不同地区的贫穷民兵被聚集在一起，
于是立即认识到了他们共同的阶级特性；以及（2）绅士由于他们对地方武装的领导以
及随之而来的富有和受尊敬的头面人物被举荐给地方官僚的需要，取得了对氏族组织
的新的支配权。（。大门口的陌生人。，第115－116页。）为了说明19世纪40年代发生
的基本变化，魏斐德不仅要说明在那之后名流对氏族组织和财产的控制，还要说明在
这之前不存在这种控制。
地方氏族作为农村武装基础的重要性决不限于广东、福建那
些氏族械斗最为流行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使军事活动持续高涨成
为可能的、与氏族相联系的同样的因素，在其他地区也可以找到；
尽管在长江中游省份无论氏族械斗还是单一氏族的定居地，都不
像上述地区那样普遍，但氏族的资源和组织原则在非常时刻也能
转用于组建武装的目的。这就是实际上发生了的事情，证据十分
清楚：19世纪50年代中国中部叛乱的兴起使氏族在较低水平的
组建武装过程中发挥作用，正像长期的氏族间的冲突在中国南部
的情况那样。例如在湖南湘乡，官员们下决心作出努力要把民兵
建立在保甲制度的基础上，但这却不足以取代作为武装组织基层
单位的氏族。不仅强有力的氏族在动员地方力量中担任领导，而
且民兵筹措经费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为团练开支创造收益
而特别拨出的公有土地为基础，很显然这是模仿氏族祭祀田和学
田的一般模式。①在江西南昌县，1852年开始组建地方武装时完
全依靠两个重要氏族，即梓溪的刘姓和合熂的万姓的财力和领导，
这两族以拥有广阔的田地、众多的功名拥有者以及与官府的错综
关系而自豪。②
① 。湘乡县志。（1874年）卷5，第15－16页。
② 有关南昌的氏族和武装力量的广泛资料载于。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
35、36页。南昌事例将在下面的第四章第四节详细讨论。
③ 弗里德曼：。中国的氏族和社会。，第20－21页。
既然已经把氏族看作组建单一规模的地方武装的一种组织原
则（对于任何熟悉中国社会组织的人来说，这个原则看起来必定只
是一种人们所能料到的说明），我们现在必须继续讨论氏族在复合
规模上作为组织原则的问题。正像单一定居地似乎已经有一种向
同一家族发展的自然趋势那样，也有一种富有而成功的家族再分
化并在新的定居地中形成氏族支系的趋势。莫里斯〃弗里德曼描
述道：。一个地方氏族可以和其他的地方氏族在这些氏族的祖宗都
是同一祖先的男系后裔的基础上组合起来，这个总体家族转而在
一个祠堂或其他产业中集聚在一起。。这种。总体氏族。，弗里德曼
称为。高等级氏族。（higher－order lineage）。③这样组合的每个新
支系拥有能够生存下去的地方氏族所必需的物质标志——祠堂及
维持它的财产——同时仍然注意到与旁系和原有定居地成员的共
同祖先关系。原有定居地的祠堂将继续使用，尽管在规模上往往
不像它的那些分支的祠堂那样气派。这样，其范围扩大到一批农
村定居地的高等级氏族形成一个村庄间合作的自然单位，这种单
位可以很容易地转用于复合的地方组织。
由江西建昌（现在的永修）的司姓氏族组建的复合的团练组
织，可以说明一个高等级氏族如何起到防御联盟基础的作用。县
城以南大约14英里有一个山区叫枫林岭，其中有个名为受安的
乡。在这个乡里，司姓是一个特别昌盛的大族，自宋以来是当地社
会的一股势力。他们在17世纪后期三藩叛乱期间就曾全力投入
地方防御工作之中，在抵御太平军时又再次成为领导。如地方志
中所说：。自寇乱以来，不敢团练，而无故被害者不少。吾族以为，
与其无故被害，曷若举义而或得保全之。。①
司姓至少分为六个支系，生活在分开而相邻的定居地中，形
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居住区。这是一个具有牢固内部联系的、纯
血统的高等级氏族，由一种共同祖先的意识维持着，很可能还保
留有一个共同的祠堂，这一事实可以从这个复合体的所有定居
地共同使用的行辈字推断出来（图表3）。同一辈的兄弟或堂
兄弟名字中共同使用某一个字是一种惯例，也是氏族保持它的共
同存在意识的一种标志。这个高等级氏族组建武装始于1853年
前后，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的危机期间它的民兵经常忙于地方
防御。
① 。建昌县志。（1871年）卷5，第27页。
我们承认司姓高等级氏族这个例子，可以这样说，是纯血统的
类型（一种完全由亲属关系提供内部结合方的复合单位），但是这
种类型在复合体规模上似乎反而是例外。我们在详尽资料的大多
数复合单位在其领导机构中都不只一个姓氏。如果我们认为许多
单一机构在其领导集团中也有不只一个族的代表，这并不奇怪。
在多族的单一体团练局的情况下，很清楚，决定的因素是，一个多
族的小定居地在居住方式和经济利益上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在
村社防御中也具有共同的利益。在复合组织规模上的多族团练局
的情况则仍然还不太清楚。什么因素能使地方武装超出地方氏族
以及单个村社的狭隘利益呢？
图表3 以氏族联系为基础的复合团练：太平天国叛乱期间在战斗中被杀
死的司姓民兵的数目，按照名字中的行辈字和出生的保排列
名字中的
行 辈 字
保 的 名 称
顾村
西苑
沙垅
郭陂
谷陂
东塘
一
1
1
－
－
－
－
中
4
3
－
－
－
－
以
11
5
－
2
－
－
应
3
3
4
－
2
－
金
1
1
－
－
－
－
立
1
－
－
－
－
－
细
1
－
－
－
－
－
熙
－
－
2
－
－
1
居
－
－
1
－
－
－
朝
－
－
－
－
1
1
资料来源：。建昌县志。（1871年）卷5，第27－28页。
作为一种组织原则的集市社会
施坚雅的中国集市研究的杰出成就，是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
农村组织等等复杂情况与人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
范围联系了起来。①普通农民一生中到集镇的次数超过千次，在
集市社会中与来自别的家庭的相似的对手打交道，这一事实意味
着他们的私人交往圈子由于各种实际目的，与集市区域本身的范
①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4期，第3－43、195－
223、363－399页（1964－1965年）。
围是相同的。同样，对名流来说，他们发挥重要的调解和组织作用
的范围也限定在集市区域以内。集镇是他们接触当地整个社会，
开展他们的各种非正式社会管理活动的地方。集镇除了使人民在
经济生活中聚集在一起以外，在农村生活其他大部分领域内也起
着社会活动中心的作用，诸如宗教、娱乐以及筹办婚事等等。从集
镇的中心地位以及集市社会明确的功能来看，这些单位理所当然
地应当成为地方组建武装活动中的重要因素。
湖南临湘的团练结构（图表4），展示出一个武装形式与集市
结构紧密联系但又不完全取决于集市结构的复杂模式。相当于一
般的或更高一级的集市（称为。市。或。镇。）的市镇如桃林，成了扩
大的复合局所在地。①在它们周围是复合的团，有的以小得不能
称为市或镇的集市村社为中心，有的以富裕的村庄为中心。临湘
的单一规模武装的地位不清楚；很明显，它在组织上力量太弱，因
而在历史记载中没有文字可查。虽然只有实地调查才能使我们准
确地叙述临湘农村的商业内部关系，但是对集市社会在确定地方
防御组织的边界中起的重要作用，我们的资料并没有使我们产生
什么怀疑。只有在商业中心，名流才能认识到他们自己与农业村
社的利害关系的一致；正是集市社会才使地方社会能够超越村庄
和氏族的狭隘利益。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发现了集市结构与地方
武装相关联的充足证据。②
① 我在这里采用了施坚雅的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见。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
结构。。图表4的草图有若干缺陷；。临湘县志。（1872年）卷8，第3－4页，列举的几个
复合团的局未能在图上确定位臵。从它在其他方面的完整性来看，这个不足可以看作
是无关大局的。
② 例如。南昌县志。（1870年）卷1，第28－31页；卷28，第1－13页。
D：1185。tif
图表4 湖南临湘的团练结构
然而，很明显，许多团练联盟并不仅仅是集市社会的格局，而
且还依照其他标准组织而成。例如重要的集镇长安（后来成为县
城）并不像邻近几个商业重要性较小的镇那样设有总局。位于马
头的总局在它的势力范围内实际上包括两个中等规模的集镇，而
位于基隆山的局则只包括一个。根据1862年的可靠资料，马头提
供了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事例，当时该地为建立县的义仓制度
作出了努力。为粮仓筹集捐献粮食的工作由。富户。通过记载中所
说的。总局。经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也是负责管理团练工作的总
局。但是在捐献谷物的情况下，征集工作一直是在富庶的集镇中
进行，无疑这是由于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