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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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的和能够在它的省根据地以外作战的兵力。但是，曾国藩为了
地区霸权而向太平天国提出挑战的能力还取决于他能够和其他省
份的名流组成联盟，以便为他的军队获得地方支持和安全。在领
省江西的战略要地、首府南昌，曾国藩能够和当地举人刘于浔
（1806－1876）领导的复合水平的武装组织联合，刘于浔凭借这个
组织有效地控制了他的家乡地区达15年之久。刘于浔的势力向
下延伸进强有力的团练组织的网络，向上扩展至江西军（江军），江
军是在曾国藩的赞助下建立的一支新的勇军。通过刘于浔，曾国
藩使南昌名流成了他作战的重要助手。
南昌周围团练的起源
1852年秋，刘于浔已经辞去他在扬河厅的职务返回南昌，为
他死去的母亲服丧，这时传来了太平军已经包围湖南首府长沙的
消息。这个明显的威胁促使他在中洲（向来是县以下的一个区划，
他出生的村庄位于这里）开设征兵局，开始集聚资金和人力。刘于
浔和他主要的合作者、举人万启英，领导着附近两个最富最大的氏
族，这两个族自然地构成了新部队的主干。这支队伍最初似乎只
有受雇而来的几百名专职士兵，由雇来的骨干训练他们使用火器、
刀和矛。①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2页。这部地方志的卷28中为南昌组建武装
的过程提供了足够的文件。第1－13页对团练局的组成和人员有详尽的说明；第13－
28页叙述江军的战斗，并包括有关的奏疏和文章；第39－50页有267名受到官阶赏赐
的江军军官的名单。刘于浔的传记见。江西通志。（1881年）卷140，第47－48页；也见
刘孚京：。南丰刘先生文集。（1919年）卷3，第22－24页。
②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1、11、13页。
1852、1853年之间的冬季，刘于浔带领他的勇军来到首府，同
所谓绅士团局进行协作，这个局实际上是在官方倡议下在城内建
立的征兵机关，它已经集结了3个勇。军。，总数约有1800人。这
3个军并未充分结合，不过是些配合松散的勇的队伍的集合体，还
保留着它们原有的大部分自治权。这个集团似乎类似于曾国藩大
约同一时期在长沙组成和后来成为湘军核心的。大团。。将近春天
时，太平军向下游进发的消息传到南昌，刘于浔离城，带着他的人
返回中洲。官方记载使人感到刘于浔是应巡抚张芾的要求而这样
做的，为的是在城市遭受围困的情况下提供。外援。。但刘于浔实
际上是主动离去的，这看来是确凿的。中洲农村是刘于浔部队的
人员和给养的来源。刘于浔无疑认为，他的主要势力与他在农村
的氏族相关连，他的氏族是在农村而不是在行政城市南昌拥有大
量地产。②
刘于浔在中洲的局当时已经成为扩大的复合组织的中心，分
支遍及全县。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燕毅——刘于浔和万启英本
人的密友——急速从北京赶回，并从巡抚那里得到委任，。协同办
理练勇筹饷、保卫地方、接济省垣、弹压乡村事务。。带着这个重要
的训令，燕毅与当地四个氏族的首领合作，在领近的南州的一个名
叫上谌店的集镇上建立了征兵和筹款的局。几乎同时，3个另外
的局也在类似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总数达到5个。中洲局被确认
为。总局。，其首要地位的确立不是因为它成立早，而是因为刘于浔
与在南昌的省当局的亲密关系。刘于浔与省衙的关系如此密切，
以致南昌县当局本身在刘于浔的武装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
施加影响。①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4－6页。
由这个扩大的复合团练联盟维持的勇的部队，当地称为。五局
勇。，在南昌地区的防御和地方管理中承担了主要任务。1853年6
月24日至9月24日太平军围困南昌期间，。五局勇。因保持了这
座设防城市南部的供给线畅通而受到称许。更为重要的还是他们
在镇压地方叛乱中的作用。南昌之围是遍及全县的广泛的农民暴
动的诱因。当县当局无力处理问题时，刘于浔和万启英直接求助
于巡抚，巡抚派了一些幕友到中洲局，与刘于浔的指挥部协作。最
后，大约有40名本地人被缉捕并斩首。在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开
头以后，中洲局很快承担了事实上的县司法当局的职务，。嫌疑分
子。经常被送到这里处理。②
在其后两年内，南昌县组建武装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全县
到处出现了新的复合的组织或扩大的复合组织，大多数以集镇为
中心。县里的兼职民兵人数发展到几万。在组建武装的更高层次
上组成了江军，这是一支在曾国藩卵翼下的机动的职业部队。在
这两方面的发展中，刘于浔都起了主要作用。对于遍及全县的新
局，刘于浔能够提供官方联系而且给予其合法地位。南昌之围解
除后，刘于浔被授予知府官阶并被任命为江西省的署理团练大臣。
于是他成为农村绅士与官僚机构之间接关键人物。例如1857年，
在邻接进贤县的骚乱地区建立新的地方防御联盟中刘于浔就起了
作用。在绅士的代表们提出呼吁后，刘于浔。札生员姜应门暨殷实
公正之监生姜应菊迅行团练。。这些人至少串连了8个强大的氏
族（其中4个越过县界在进贤），组成了一个包括大约120个村庄
的联盟。①
江军的形成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8－9页。
1855年春，曾国藩驻扎南昌，试图在这里重建他2月11日败
于石达开之手后垮了的水师。太平军这时在中国中部的水路上到
处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占据了鄱阳湖口的九江，控制着天国首都
南京西大门的安庆。随着4月3日第三次占领武昌，他们控制了
长江上3个最重要的战略据点。曾国藩决心退回鄱阳湖，并最终
打开位于九江和湖口的瓶颈口。由于他对防守后方交通线特别担
心，所以决定组织一支能够保卫在南昌地区的鄱阳湖南部人口的
辅助部队。他和江西巡抚陈启迈说服刘于浔承担这项需要建造几
十艘船和募勇的工作。曾国藩要求刘于浔组织江军，主要是要利
用五局勇适于江湖作战的能力；江军最初被设计成一支水师，尽管
它后来获得了陆上的增援部队。在使刘于浔作为署理团练大臣进
入官方统治集团之后，曾国藩让他招募5个营的部队。这支显然
是依照湘军的模式组织的部队，最初的规模大约有2500人到
3000人。刘于浔一直担任指挥，直到他在1868年引退。①
① 曾国藩：。奏稿。卷5，第63页；。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14、23－28页。
② 曾国藩：。奏稿。卷5，第61页；。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24页。
曾国藩和刘于浔同在1834年获得举人功名，因而是同年。在
曾国藩对刘于浔的看法中，更为重要的是，事实说明刘于浔有江西
士绅的支持，并能够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的指挥者。刘于浔
于是在南昌以南赣江上的市汊建立了造船厂。这个造船厂和它的
产品最初是曾国藩和陈启迈之间争论的中心，陈启迈想把这些船
只分配给自己的一个门生。但不久以后曾国藩弹劾陈启迈不能胜
任其职，并且有种种不当行为，陈启迈很快被免除职务。此后，刘
于浔完全处于曾国藩的指挥和保护之下。②
江军是在1855年新出现的，可是它的基础早在1852年当刘
于浔在中洲着手组建他的民兵时就打下了。尽管它是在省这一级
上发挥作用，但它却与五局和南昌其他地方的防御联盟有紧密而
持久的联系。新部队的许多军官和勇实际上是从团局中招募来
的。但是这种紧密的联系也引起了某些疑问：例如，我们可以问，
是否所有从这些局来的民兵队伍都是在他们自己的指挥者率领下
被编入江军的？如果是这样，地方团练联盟本身发生了什么事情？
将地方团练首领的名单与得到官阶奖赏的267名江军军官的名单
加以比较，我们发现，在140名团的首领中只有13人还以江军军
官的身份出现。这种悬殊的差异说明，刘于浔不是从地方联盟的
上层领导人中，而是从他们的下属和较次要的同僚中选拔他的军
官。在组织上，团练局与江军之间的界限仍然清楚地保持着。团
的首领，除13人例外，仍然是他们的地方局的首脑，主要负责地方
管理问题。他们的民兵队伍由于江军的招募而被搞空，但是我们
可以假定，以注册的备用村民为补充兵员，这种缺口被填平了。这
种从团练联盟，特别是从五局向上进入江军的人员流动，在整个叛
乱年月里一直继续着。①
团练联盟的持久性
尽管更高层次的组织持续地需要从最初的五局中汲取力量，
但最初的局仍然继续发挥作用。南州局提供了一个这种组织上的
持久性的实例。1853年由燕毅与来自赵、姚、余、黄几个氏族的绅
士合作组成的这个局，经受了连续的领导人员的危机，这些危机部
分地起因于它的创建者中的一些人去世，部分地起因于绅士流入
江军。1855年，当邻近的中洲局失去它的上层领导人时（万启英
去世，刘于浔成为江军的指挥者），燕毅靠他与刘于浔的密切的私
人关系担任了它的领导。燕毅于是成为地方五局中的人士与更高
层的官员之间的主要联络官员，当更大规模的作战需要时，他能派
遣并协调地方的勇。南州局这时发现它有必要任命一个姓范的新
的管理者，这样就可以带来另一个族的人员和资源。其后没过几
年，这个局的几名上层领导人去世，但因又增加了来自去世领导人
的家庭的绅士成员，它仍保持了氏族的代表性；范让杰由他的弟兄
或堂弟兄范让椿代替；黄荣由他的儿子黄仕福代替；赵立灿由他的
孙子赵以钤和其他几个赵氏家族的人代替；姚绍濂由他的儿子姚
文明代替。氏族的延续性无疑是使南州民兵能够不管外部事件的
压力而作为适应当地形势的部队继续存在的因素。
氏族与组建武装活动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1－13、15、29－50页。
的确，南昌组建武装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只有把它与作为其
基础的亲属关系结构相联系时才能够了解。刘于浔在南昌军事事
务中的支配地位，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刘氏家族在其本土中洲的规
模和财富，中洲是离设防城市约30英里的。近邻地区。（用莫里斯〃
弗里德曼的术语）。刘姓形成了弗里德曼所说的。高等级氏族。，即
一组有亲戚关系的当地氏族，分布在许多定居地，拥有一定的共同
财产并参加共同支持的氏族团体。刘于浔在他论述其氏族组织的
慈善活动的虔诚的文章中写道（写于19世纪60年代），刘氏的十
多所义学，除他自己一族外，还由4个支族的捐献维持。这段关于
氏族为支持教育而合作的叙述，大概可以同10年前为防御而合作
进行合理的类比。刘于浔自己在梓溪的一支是主要的支族，他自
己的捐献（以田产形式）最多。实际上，当地的地方志把整个多村
社的组织称为。梓溪刘氏。。与这种强大的高等级氏族类似的例子
是以邻近的合熂为中心的万姓氏族，为首的是刘于浔的朋友和合
作者万启英。①
① 弗里德曼：。中国的氏族和社会。，第21－23页。刘于浔的。义学记。刊印于。南
昌县志。（1870年）卷36，第4－5页。姓氏的分布和他们村庄的位臵可以在。南昌县志。
（1870年）卷35和卷36的。姓氏。节中了解。有关氏族的学田和它们的捐赠人，见。南
昌县志。（1870年）卷36，第5－7页。
② 刘氏家族提供了234人中的33人，合熂的万氏家族也提供了很多人。。南昌
县志。（1870年）卷28，第39－50页。
像梓溪刘氏这样富裕而拥有土地的家族，其征集人力和资金
的能力在组建武装的各个层次上都是显而易见的。当刘于浔在中
洲组织团练总局时，他从自己的亲戚中吸收了大量的人才。这
个梓溪人的内部集团在江军的编制中也是关键成分：梓溪刘氏在
江军接受政府特殊的文职和武职奖叙的人员名单中，是最大
一个氏族集体，这个事实不但表明他们作为整体在军队中人数
之多，而且也表明他们在军队的指挥阶层中的有利地位。②太平
军很快就发觉了梓溪氏族在江军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于是作出
特殊努力攻打刘氏的家乡地区，希望借此摧毁地方团练联盟：军
队因亲属关系而与这个联盟密切关联，并且在资金和人力上
依赖于它。太平军的指挥者显然非常了解他们敌手内部的武装组
织各个层次之间的密切的相互作用；但他们对中洲的进攻并没有
成功。①
从刘氏家族在江军整体构成上的突出地位再往前看，很清楚，
江军的军官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地方团局的延伸。根据县里
22个局的名单，有8个领导人肯定有亲属（也就是同辈的弟兄或
堂弟兄，他们的个人名字包含一个共同的汉字）是江军官员。这种
大量的同父的和旁系的亲属关系表明，一定还有许多我们从名单
上看不出来的父子关系。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第89页。
② 比较。南昌县志。（1870年）卷28与卷35至36的资料。应当指出，这200多个
姓氏中的某些姓氏已不存在，收入记载完全是由于对史实的关注。已不存在的姓氏的
确切数目不能从记载中查清，因而上面提及的比例只可作为参考。
重要的是要记住，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名流统治不仅是氏族
内，而且也是氏族之间的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某些氏族在地方军
事事务中的支配地位毫无疑问是他们在当地社会其他领域内的支
配地位的反映。从南昌团局的成分来看，领导职位的不平等的分
配是一目了然的。尽管我们的资料还不能使我们在所有情况下辨
认出团的领导人的各自的氏族，但我们从县内有记载的200多个
姓氏中仅有31个姓氏在团练局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