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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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出团的领导人的各自的氏族，但我们从县内有记载的200多个
姓氏中仅有31个姓氏在团练局的领导中有代表这一事实，能够看
出领导集团范围狭小这一明摆着的迹象。在这31个姓氏内有实
际代表的氏族很可能更少。②
但是，南昌组建武装中亲属关系结构的地位不能离开氏族内
以及氏族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研究。在叛乱年月里，正统名流所受
到的他们自己族内和村社内的阶级紧张关系的威胁，与所受太平
军部队的威胁同样严重。像梓溪刘氏这样的大族，从总体上看是
富有的，但阶级上也已高度分化。像刘于浔这样的名人慷慨捐赠
氏族学田的能力，不仅表明他自己广有田产，而且也表明了当时的
高额地租。大量的租佃关系存在于亲属关系结构本身之中：刘姓
地主统治刘姓佃农。①在这种情况下，剥削关系建立在亲属关系
结构之内，共有的产生收益的土地的继续存在依赖于高额地租。
很显然，这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趋向于扯裂像刘氏家庭这样的受
地主控制的大族。我们没有南昌天地会活动的直接证据。但我们
确知，在混乱的1853年夏季，太平军在江西的出现触发了多次天
地会起义。②南昌本身，当这个设防城市处于包围之中时，县内的
农村到处爆发了起义。很可能天地会的组织者已经在大族的佃户
中间，还有可能在我先前提到的那种氏族间的。帝国主义。的受害
者即贫穷的氏族中间活动。刘于浔和他的合作者所从事的这类组
建武装活动，肯定是在日益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这中间名流与异端团体每天都在争取农民的归顺。
① 1860年的一个诉讼案件表明了这种存在于氏族范围内的地主所有制的倾向。
在这个案件中，梓溪刘姓家族索要已长期被贾姓和陶姓两族佃户占用的一块相当大的
土地。这个案件提交有司，判决对刘姓有利，于是贾姓和陶姓佃户被逐走，招了新的无
疑是刘姓的佃户。。南昌县志。（1870年）卷36，第7页。
②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265、267页。
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南昌（如同在湘乡）筹办团练时，有人
无疑意识到进行这种竞争的需要：需要提供组织和经济救助的中
心，用以代替天地会的会堂。南昌地方志（在刘于浔监督下编纂
的）中的团练篇章的序言明确地说道，组建武装的目的首先是地方
管理；这种地方管理主要不是强制统治的问题，而是率先取得农村
人力的服役和效忠的问题。任何一个被动员起来抵御外部敌人的
人都较少可能成为叛乱者和闹事者。适当给酬的军事服役能够转
化狡诈而愤恨不平的。小人。的。邪恶意图。。组建武装活动在其组
织上和道德上的作用之外，还有极为要紧的经济作用：在全体居民
因高额地租和高利贷而陷于毁灭境地，千万个家庭经济上陷于山
穷水尽的困境之时，组建武装作为一种救助而发挥了作用。。集一
乡有用之赀财，养一乡难驯之壮丁，即以定一乡不测之祸患。。按照
家庭世系组建的南昌武装组织就这样被用来拉紧亲属关系纽带，
缓和阶级的矛盾。对那些没有就范的较小和较穷的氏族或其他对
当时的局势可能心怀不满的人，则准备采用强力的措施。①
财政管理：厘金与江军
① 。南昌县志。（1970年）卷28，第1页。
②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4、6、7页。
江军与南昌团练组织之间的紧密社会联系在财政中具有引人
注目的实际表现。除了给军队提供官兵外，地方团练局还在全县
内充当军队的财政机关。典型的团练局是因官方正式授权在周围
村社中筹集资金而创立。这种授权，一般在。筹饷。或。劝捐。的名
目下包括广泛而未指定范围的征税权力。这种征税权力部分地靠
征收地租而得以实施，如我们已经在湘乡的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
此外还可能有官员作出的安排，根据这种安排，。捐助。将得到荐举
官阶或提升（议叙）的报偿。地方捐助与奖授官阶的关系将在下面
第五章第一节中详细讨论。但在叛乱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资金
来源，这种资金来源逐渐成为军队的财政支柱，在江军作战中起了
关键的作用：这就是厘金税。②
甚至在1855年正式推广江西厘金制度之前，地方团练局已经
被完全确定为官方授权的征税和筹款中心。因此不必奇怪，厘金
税一经官方批准，承担这种税的征收工作只不过是作为它们在这
个领域内的功能的另外一个方面。征收厘金的初期缺乏规定的管
理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让当地的绅士经管人起主要作用。民兵局
毕竟已经有了管理人员以及税收制度，能顺利进行所必需的强制
权力。刘于浔的地方机构的武装巡逻船只可以方便地用于税收的
检查和实施。为了征收而利用地方民兵机构似乎是厘金在其早年
的普遍特征。①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13页。另外可参考。郁林直隶州志。（1894年）
卷18，第33页。关于早期厘金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68页。
② 刘坤一：。刘坤一遗集。（北京，1959年），第183－184页。也见比尔：。厘金的起
源。，第42页。
③ 曾国藩：。奏稿。卷11，第50页。
尽管江西的厘金税在1855年9月由官方开征，但直到1856年
12月至1857年1月才建立省厘金局以统一章程和监督地方站。省
厘金局是作为一种行政机构而添加于地方创始的强有力的现存组
织之上，它要将地方站臵于控制之下当然会遇到麻烦。许多站是由
刘于浔卵翼下的团练局管理，事实证明，要把这种税收网臵于省的
章程之下实际上是办不到的。1857年年初开始，省当局试图简化厘
金手续，并制定正式的免税办法，使运输中的商品上税能够限定在
一定次数之内，商品税的税率并将依次低于前一个征收点。但是刘
于浔的征税站却仍然留在这个免税计划之外，尽管刘于浔通过每月
具报收支项目并移交若干。盈余。资金而与省局保持正式联系。②
1860年，曾国藩成为两江总督之后，企图进一步集中江西厘金
的权力。曾国藩升任省的高级职务，终于使得他可能直接控制省的
收入，因而为他的军队作战提供可靠的财政基础。他的新的合乎逻
辑的计划是。以两湖为筹兵之源，而以江西为筹饷之源。③。为了这
个目的，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拟定了详细的协议，所有贡银收入将由
巡抚控制并用于维持省的军队，包括正规军部队和那些被指派负责
省防务的勇军。曾国藩则将控制所有厘金和来自牙税的收入，。以
发出境征兵之饷。。曾国藩的收入将不通过省的布政使的官署。为
了征收税款，曾国藩在南昌建立了一个新的局，兼管牙税和厘金。
刘于浔的江军名义上是省的勇的部队，因而应当归入由正常
的省的收入供给资金的部队的类别；而另一方面，刘于浔受曾国藩
的庇护，因而应当纳入正常的由厘金提供资金的渠道。但结果却
是，刘于浔的军队与以上的任何类别都没有关系。通过设臵在南
昌县的关键的交通枢纽的地方局，刘于浔继续经管他自己的独立
的厘金网，以自己的簿籍和所推行的系统使它臻于完善。
在其后几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省的官员们为了控制厘金以用
于省的目的而作出的努力。1864年太平军最后一次进攻期间，巡
抚沈葆桢被允许将江西厘金的一半转回省的财库；这年晚些时候，
剩余的厘金正式归还给省。1866年接着发生了集中管理江西厘
金的范围更大的运动；仅有一些较大的征收站得以保留，31个较
小的则被关闭。甚至对于较大的站，某些种类的税，例如坐商税，
也要停征。没有证据表明这意味着总收入有较大减少。倒不如说
它表明了一种企图：增加归入省财库的厘金税的比例并减少地方
局保留的比例，办法是强迫那些省政府最不可能控制的局停止工
作。厘金的简化，必然意味着省当局的集中管理，这个措施似乎是
叛乱后省权力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贵州，举例来说，我们还可
以看到早在1859年就由韩超着手进行集中的类似的实例。①
① 刘坤一：。刘坤一遗集。，第184－185页；曾国藩：。奏稿。卷21，第60页；。清
史。，第4809页。对这一时期财政事务的演变过程的详细讨论，见罗尔纲：。湘军新
志。，第132－137页。这个时期的巡抚和总督正将全部收入集中臵于他们自己的控制
之下，成功地绕过了户部的正规机构。
厘金的集中管理最终证明对于江军的财政独立是毁灭性的。
1868年，省政府中有人以私吞资金的罪名弹劾刘于浔，而且责备
刘于浔。在籍管带炮船水勇，口粮均系该绅一人经管，藩司无从过
问。。朝廷批复，命令巡抚刘坤一要刘于浔作出详细的财政汇报，
并上报任何未经批准的支出。巡抚还需就下列问题回奏：既然叛
乱已经结束，江军是否不必遣散，它所控制的厘金站是否不必撤
销。如果这支军队对于巡查水路仍是必需的，那末巡抚应委任他
自己指挥下的正式官员把它接管过来。刘坤一回奏说，他已任命
候补道台何应祺掌管江军水师，裁撤了江军的7个厘金站，并将其
余的站臵于省厘金局的管理之下。资金现在将通过省的正规渠道
分配，并正采取措施分阶段遣散部队，从大的炮船开始。①
尽管刘于浔消除了针对他个人的指控，但是这个事件还是迫
使他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并导致他的军队的解散。他的引退很
可能是他免罪的条件。很清楚，他的财政独立对省政府中的某些
成员来说已经成为不能容忍的了。与许多地方民兵局密切联络而
建立的他的私人军事机构，未能在正在省的财政中发展的集中管
理的趋势下幸存下来。
① 刘坤一：。刘坤一遗集。，第187页；。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38页。
江军的发展从未超出它本省发源地的范围。的确，刘于浔反
对所有将他或他的部队调出江西的企图。1857年，尽管他被委任
为甘肃一个道的军事事务监督，但他设法通过巡抚的说情留在了
江西。1860年，当李秀成率领太平军攻打长江下游城市时，闽浙
总督和浙江巡抚恳请朝廷通过曾国藩命令刘于浔调动江军向东援
救他们。这些请求首先遭到江西巡抚的反对，最后也遭到曾国藩
的反对，他们两人都强调江军的地方联系，强调将它调出省是行不
通的。1864年，又有将刘于浔调离江西的企图，这一次没有要求
调动他的军队。皇帝命令刘于浔去甘肃任按察使并帮助镇压回民
叛乱。当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替刘于浔上奏乞求让他留在家乡省
以调养复发的呼吸道疾病。刘于浔顽强地抓住他的省的基地不
放，说明江军与产生它的地方团练联盟的首要任务并没有什么不
同：保护地方氏族和他们的财产。①
（谢亮生 谢思炜译）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16、23－28、32页；曾国藩：。奏稿。卷15，第44
页。
第五章
军事化的对应等级组织
第一节 正统的和异端的等级组织
我们不妨作为一种假设来考虑下列的情况：传统中国政治和
意识形态倾向中的差别，并不一定与组织的规模和形式中的差别
有关。于是，同一类的联系和同一级的组织既可以在正统的、绅
士支配的教派的儒家文化中看到，也可以在形形色色异端的、秘
密会社支配的教派的亚文化群中看到。如果情况就是如此，那
么它或可归因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形式的普遍性影响，或可归
因于在中国社会内部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组织原则。至今我们的
研究关心的是靠正统的儒家名流的资财和领导而产生出的军事
化。但有一些证据说明，这种名流军事化的某些组织形式，在若
干具有不同社会出身和政治倾向的集团中也存在，这些集团或是
由于环境形势，或是由于意识形态，已被臵于清朝体制的对立的一
边了。
为了弄清19世纪军事化的组织结构概况，在这里对几种军事
形式作一总的分类也许是有用处的，这些形式将包括正统营垒和
异端营垒中军事化的不同等级。在正统的形式和异端的形式的相
类似的等级间的相似点，可以确切无疑地说明对应军事等级组织
的观念（见图表7）。首先，正统的等级组织（它的发展情况前面已
经讨论过）可以概括如下：
图表7 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对应的军事等级组织
按军事化的程度依次排列
正 统 的
异 端 的
地 方 军
村社武装
勇（雇佣军）
股（盗匪）
团 练
堂
正统的等级组织
第一级：团练。表内军事化程度最低的为单一的和较大规模
的团练。这些团练办的一支支民兵典型地与乡村社会保持着紧密
的关系。它们不是通过机动性和职业化，而是通过与附近其他团
练的扩大的关系来取得地区的安全。
第二级：勇。第一级和第二级军事化单位之间的桥梁往往是
一个扩大的复合团的总局，这种局能从邻近地区吸收足够的财
富，维持一支或多或少具有常设性的雇佣军。被这类局雇佣的勇
军随着叛乱的进行而日益突出起来。许多绅士显然像江苏吴县的
冯桂芬那样坚信：真正的非职业性民兵的意志太弱，训练又太
差，所以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没有用；绅士和商人的钱财不如用在
小规模的雇佣军身上。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第二级军事
化单位。。勇。这一名词，一般用来称非正规的忠君部队，它包
含的种类很多，但这些部队的机动性更大，职业化程度更高，故
与团练不同。它们是：（1）如潮州勇军那样的雇佣军分队，这些
① 冯桂芬：。捐勇助则公牒。，载。显志堂集。（1896年）卷9，第14－15页。
分队特别由清朝的正规军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