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近现代科学-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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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克莱不满足于眼下的发明，他更想将这项发明商品化，推向市场。肖克莱讨厌贝尔实验室拿他的发明来赚钱，而且生产的晶体管性能极不稳定，有损发明人的声誉。加上肖克莱有着天生的组织能力和咄咄逼人的进取心，又极想成为百万富翁。他便于1955年回到老家圣克拉拉谷，肖克莱在硅谷了望山建立了肖克莱实验室股份有限公司。肖克莱从前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的化学教授阿诺德。贝克曼，在斯坦福研究区开办了一家制造科学测量设备的公司——贝克曼仪器公司。贝克曼为肖克莱创办公司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
肖克莱作为一名慧眼识英才的伯乐，聘用了8位优秀人才。这是从未有过的伟大天才的集合，所有的人都在30岁以下，正处于他们才能喷涌的顶峰，极具战斗力。琼。赫尔尼，来自加州理工学院，拥有剑桥和日内瓦大学两个博士头衔；维克多。格里尼克，是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员；8人中年龄最大年仅29岁的尤金。克莱顿是通用电气的制造工程师；戈登。摩尔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试验室 ；一心要成为最着名科学家的罗伯特。诺伊斯来自菲尔科－福特公司；此外还有朱利叶斯、布兰克、杰伊。拉斯特和谢尔顿。 罗伯茨，都是不凡之辈。
肖克莱的市场学问十分零碎，而雄心又太大。对管理技巧一窍不通，甚至跟其他人打交道的能力也没有，却十分自以为是。肖克莱本来的目标是生产5分钱一只的晶体管。这个价格到1980年还无法达到，更何况是1955年。产品计划失败后，他又让公司集中力量搞基础研究，希望发明一种具有里程碑式的产品，并将它投入商品化生产中。这个努力失败后，他仍想把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新东西的创造上，而不想再改善晶体管技术。这种漫无目标的做法，使肖克莱实验室没有产品问世。在其后的两年中，也只推出了一种二极管，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装置，而不是晶体管。
作为经理，肖克莱逐渐把自己孤立起来。他不相信任何人，总象对待小孩子一样与别人说话，态度日趋傲慢。因此到了1957年，8人中有7人产生跳槽的想法。肖克莱唯我独尊的作风很快受到了报应。他的门徒们提议研究集成电路，用扩散方法将数个硅晶体管的电路放在一个晶体管大小的位置上。但肖克莱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肖克莱在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眼里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但是他们又很难跟他共事合作。他还在野心勃勃构建企业梦想时，他精心挑选的千里马已在底下密谋策反。8个人很快向肖克莱递上辞职书。肖克莱大为震惊，继而大发雷霆，把他们称作叛徒，时称“叛逆八人帮”。很多年来，肖克莱也没有跟8人中的任何人说过话。这8人中的诺伊斯与摩尔于1957年一起离开肖克莱创办了仙童，后两人又合作于1968年创办了英特尔。
1958年，肖克莱应特曼之邀，开始在斯坦福大学兼课。1960年，肖克莱实验室卖给了克莱维特实验室（1965年又转卖给了AT&T，1963年肖克莱正式离开自己创办的半导体公司，到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位教授。
8、路易·奈耳：实验室的产学结合
法国物理学家奈耳（Louis。Neel；1904…）因为在铁磁学方面对反铁磁性和亚铁磁性得多项研究与瑞典物理学家阿尔文分享了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奈耳不仅是一个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还成功地创立和领导了一个富有成绩的科研团体，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科技开发实业家＇1＇。
1946年初，法国科研中心与格勒诺布尔大学签署了一项协议，在奈耳的实验室的基础上，创立了金属物理与静电学实验室，奈耳任实验室主任。静电机械是当时的重要研究项目，奈耳的助手费利西（N。Félici）研制成功了一种农用喷粉机，但一直找不到愿意投资开发生产的工业企业。经过调研，奈耳与费利西决定从事工业投资冒险，大胆创立了静电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初期，公司设在研究所内，资金有一些工业企业和教育界的人士以认购股票的形式筹集，金属物理和静电学实验室负责解决技术问题，奈耳参与了公司的全面管理。后来这个公司有很大的发展，在60年代经营额曾达到数十亿法郎。公司生产中技术问题的解决促进了实验室的科研工作，经营效益使实验室有能力配置新设备和获得许多新型材料，这在40年代后期对实验是基础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到1970年，这个实验室的实际人数已经达到500人，成为了一个具有科研、开发、生产、应用多项功能的大型机构。
注：
1、参见李艳平“路易·奈耳：科学家和科学实业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6）。
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
第五篇 不同时期的科学家
第28章 纳粹时期的德国科学家
科学是权力的奴仆，是现代社会支配力量和精神文化固有的部分，并在上层结构与基础二者之中结合于生产设备内，如同它也存在于认知与工具二者之中一样。科学既然是权力的一个方面，也必须要受到权力的判定。当权力中人需要科学时，他们就会提倡科学；当他们需要一部分真理时，他们就会提倡不完备的科学；需要自我欺骗，就提倡伪科学；需要欺骗别人，就提倡操作社会心理科学的半真理。当科学结构为不同的利害和阶级所分裂，科学探究也会大不一样。 ——T。库恩
18世纪末、19世纪初，科学开始在德国形成以高等教育为主的科学研究体系，科学研究逐渐变成一种职业，一大批科学家开始涌现，世界科学中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此时的德国，现代科研组织结构基本定型：大学建立起了自己由教授、研究生和辅助人员组成的研究队伍和具有专门化的设备仪器的现代实验室；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工业实验室里从事科学应用于生产的工作；政府科研机构和非营利机构也已经出现。
但是，纳粹政府的上台对德国的科学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使德国科学的繁荣进入了一段低潮时期。
1、纳粹统治下科学的遭遇与后果
纳粹对科学的干预是从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的。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政治势力开始公开介人反相对论运动。爱因斯坦被纳粹分子看成是“世界观非常之恶劣”的“共产主义分子”、“犹大国际主义”分子，不仅如此，纳粹冲锋队还闯进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并洗劫一空，以后又乘机查封了他在卡普特的别墅。1933年4月l日，纳粹头目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他的宣传讲话中，破口大骂爱因斯坦。1933年5月10日午夜，纳粹右派学生将几万册图书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大量爱因斯坦的着作。
在这一时期的德国，对本国科学最直接的有害影响来自于纳粹政府的政治极权主义。借助于这种反动的社会政治势力，纳粹党徒打着反对伪科学的旗号，破坏、歪曲科学的基本原则，践踏科学的基本精神，把相对论物理学和现代原子物理学贬斥为“犹太科学”，使这些代表物理学最新进展的学科很快人去楼空、濒临崩溃的边缘；把德国的大学很快就置于纳粹党徒的政治控制之下，使曾经让德国引以自豪、让世界称慕的德国大学声名扫地。他们对理论科学家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不信任感，大学中不仅有许多“非雅利安”的教授被开除，而且其余的人也是根据他们对纳粹党的忠诚程度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科学成就和学术能力来任用选择。结果使得学术骗子们竟能与有才能的科学家竞争并占有研究资金和设备，政治权威可以随意践踏通过科学研究获得的并且经由科学同行确认的知识成果。
从1935年开始，科学家们参加国内外的任何科学会议，都要经过设在德国宣传部的一个名为科学会议中心的专门机构的批准。当要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德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参加会议时，宣传部就来指定一位“领导”，对这样的领导的选择标准同样是根据他作为纳粹党之成员的忠诚和可靠性；自1939年起，所有的博士学位科学论文都必须提交给官方的纳粹审查官去审定。
1933～1940年间离开德国的并先后荣获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姓名
领域
获奖年
离开年
出生国
爱因斯坦
物理学
1921
1933
德国
弗兰克
1925
1933
德国
薛定谔
1933
1935
奥地利
赫斯※
1936
1938
德国
斯特恩
1943
1938
瑞典
布洛赫
1952
1933
德国
玻恩
1954
1933
匈牙利
迈耶
1963
1933
德国
贝特
1967
1933
匈牙利
加博尔
1971
1933
德国
哈伯
化学
1918
1933
荷兰
德拜※
1936
1940
匈牙利
海韦希
1943
1934
德国
赫兹伯格※
1971
1935
德国
迈尔霍夫
医学
1922
1938
德国
勒韦
1936
1938
德国
钱恩
1945
1933
德国
克雷布斯
1953
1933
德国
德尔布吕克※
1969
1937
德国
※不是犹太人，赫斯和赫兹伯格的妻子是犹太人。
资料来源：Alan D。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迫害运动面前，科学家的行为也表现出一些差异。有的科学家公开地或者私下地抗议，有的科学家辞职或者移居国外，有的科学家留下来巧妙地应对政府，有的科学家与纳粹同流合污，不同的科学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1＇。
2、弗兰克与玻恩：哥廷根的辞职者
弗兰克作为一个科学家，因他的友善、正直、颇具深刻的原则感的天才性科学家而倍受称赞。战争开始时，他曾放下研究工作，充当志愿者到前线战斗。1933年春，纳粹在柏林加紧了行动，当爱因斯坦从普鲁士研究院辞职后研究院的答复不是挽留而是粗暴无理，弗兰克感到自己应该有所行动，德国学生的“反对非德国精神”游行强化了他的义愤，使他走出了勇敢的、孤独的一步：他决定用辞职来抗议政府的纳粹行为。
他起草了两份抗议文件。一份是给普鲁士教育部部长的信，信中简单地写道：“我请求辞去哥廷根大学教授和第二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考虑到政府对德国犹太人的态度，这一决定是发自我内心的需要。”
另一份是给教区负责人的，送到了哥廷根日报去公开发表。报纸刊登了部分内容：“我已经请求我的上级主管辞去我的职务，我将会在德国继续我的科研工作。在自己的国家我们犹太后裔被认为是外来者或者敌人，这就要求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他们不允许证明自己是德国人的意识之中。任何一个入伍参战的人被允许不被驱逐，但我拒绝这种特权。……”
很多朋友劝说弗兰克最好不要辞职，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们认为事情可能不会像他想象的那样坏。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打算离开德国。柏林物理学领导人普朗克、冯劳厄鼓励他留下来。因为能斯特即将退休，他可以接任能斯特的柏林物理教授职位；哈伯也告诉他可以接任凯撒·威廉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位。1932年末，他是柏林教授职位的主要候选人，并和教育部有过一次初步的面谈，只不过因为政治剧变暂时中断了。这一切都表明弗兰克至少可以继续留在德国从事他的科学事业。
可是随着他的抗议信公开，谣言便紧接着在哥廷根流传：弗兰克和他的同党密谋阻止国家的革命，他的抗议实际上是煽动反对德国的宣传。大学里42个教员签名谴责弗兰克。他们控告弗兰克的辞职声明的目的是吸引外国和国内政治势力以形成新的政权，并呼吁政府促进认识清洗措施的必要性。
与弗兰克不同的是，玻恩基本上没有犹豫就决定离开德国。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他的个性、健康和魏玛时期的一些事件。尽管玻恩力图远离一些时代节拍，但他仍是敏感的。玻恩表明在他的政治观点和人类关系的态度上，他与爱因斯坦是一致的。在个性上，玻恩是高尚的、矜持的和负责的，相信“知识是冷静的殿堂”。在早些时候，玻恩也一直站在爱因斯坦一边，公开支持爱因斯坦反对那些反对相对论的反犹分子。另外，玻恩的健康状况也极其糟糕，头疼和哮喘一直在折磨他。1928年到1929年，他因为神经衰弱被迫中断了科学活动。他曾住进一家疗养院，刚开始他还能强迫自己呆在床上，可是别的病人除了希特勒和反犹活动之外几乎不谈别的话题，使得他只好离开医院回家。
尽管玻恩也曾有过留在他的职位上简单考虑，但一旦决定辞职，就没有动摇过。他从未打算回到纳粹德国，也没有为留在哥廷根而战斗。玻恩开始设法在国外寻找一个他能继续从事科学工作的职位。对一个如此知名的科学家来说，即使是在不景气的学校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1933年7月，玻恩到了剑桥。而对那些没什么知名度的科学家来言，移居国外的前途是暗淡的。爱因斯坦曾在给玻恩的信中写到：“一想起那些年轻人，我就心疼。”
3、普朗克与冯·劳厄：德国科学的坚守者
当纳粹对犹太科学家和德国科学进行摧残时，作为德高望重的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和冯·劳厄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借助于合作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