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纵横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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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在“四位一体”的布局中，社会建设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建设的目的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和谐为何如此重要？
（大字标题字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对话人1：社会和谐何以必须？
和谐可以创造生产力。各民族的和谐相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是惊人，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一切离不和谐稳定的环境。我们常说，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没有社会和谐的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根本不可能。（画面是青藏铁路的开通及铁路两侧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状况。）
对话人2：和谐是人民的要求。和谐始终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梦想。从孔夫子的“大同社会”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再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出现孔夫子、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画像或者照片），无数仁人志士都在追求“政通人和、无所不谐”的理想社会。
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谐社会的理想才变成了现实。2007年4月18日中国铁路大提速，开通了时速达200公里的动车组。动车组的名字就叫“和谐号”。（出现动车组的画面及和谐号的字样）
主持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是我们的旗帜，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道路，那么面对纷纭复杂的国内外的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推进呢？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才能更加海阔天空呢？
（大字标题字幕）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对话人1：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讲的“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
主持人：有人讲，解放思想都解放了30年来了，还有什么可解放的呢。
对话人2：思想解放不仅仅是破除我们自己存在的教条，也要破除西方式的教条。在西方和我们国家个别学者眼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他们的衡量标准就是中国没有搞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和竞选制。这就是一种思想教条。
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访美期间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在回答耶鲁大学师生提问阶段，问答主持人向胡锦涛提出了一个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问题。（出现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的画面）对此，胡锦涛回答讲：“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重要成果。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要破除西方式的教条，要走中国式的民主政治道路。
主持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如何理解这一思想？
对话人1：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我们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又好又快的目标。2000年以来，中国的GDP增长率基本上是世界平均数的一倍以上。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和谐强调的是：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
而反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不和谐，经济动荡，人均GDP不断下降。最典型的就是阿根廷。1914年的阿根廷人均GDP为3000美元，贫困率为35％；1974年人均GDP为8000美元，贫困率为7。7％；但到了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之后，其人均GDP下降到4000美元，贫困率上升到30％。造成人均收入下降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自由主义使阿根廷处于社会动荡之中。2001年，社会和政治危机也全面爆发，12月份发生的波及全国的大规模哄抢商场事件和五月广场反政府大示威，不仅最终导致德拉鲁阿政府倒台，而且使民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出现阿根廷街头混乱的场景）
对话人2：这一切说明，中国的改革是很成功的。但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我们一方面要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我们相信：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不倒，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充满希望。张闻天在1938年4月12日在陕北公学做的演讲的题目就是：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他说：“当然，今天离开我们的理想还很远，然而我们总是在一天一天接近着自己的理想。”（出现张闻天的画面）
主持人：刚才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确实有不少收获。最后我想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最后一段话来结束我们这次谈话：（字幕）
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重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社科论坛（第六讲）
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
主 讲：梁 柱、葛晨虹
主持人：今天我们论坛主要讨论民族精神问题。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也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我们就从爱国主义说起。可能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经验，只要一提起祖国，那怕是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会在心中油然而生一种神圣的感情。
葛晨虹：是这样。爱国是一种情感，同时又是一种理性。（大字字幕：爱国主义：情感与理性）列宁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选集》第3卷，第579…580页）这是对生我们养我们的这片热土、山川和人民的真挚的情感，是对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豪和眷恋。我们对祖国的这种情感很深厚，以至于人们常用对母亲的爱来比附形容。（穿插画面：《我爱你中国》歌曲片断――“我爱你，我的母亲，我的中国”……）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深深地扎在中国久远的历史土壤之中，它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友爱相处的凝聚力量，使整个中华民族日益融合成为一个亲密团结的统一整体，对我们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理性要求，爱国体现着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它不断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自强不息，成为一个勤劳刻苦、酷爱自由和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民族，都需要爱国主义精神来支撑和凝聚。
梁
柱：爱国建立在情感和理性基础上，同时我们不要忘了，爱国又是公民的一种义务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维护祖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主持人：这使我想到，中华民族在她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能够做到历经磨难而不衰，在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中，也只有中华文明传承至今，应当说这是同我们民族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相关联的。
梁
柱：这种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像在《周易》这部元典中，易传就把易经概括为：“其辞危”。就是说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这时的忧患意识还主要表现为忧君、忧位，因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在易经的否卦·爻辞中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说法。到了孔子那里，忧患意识则主要表现为忧“道”，忧虑尧、舜、禹、汤、周的道统中断，所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他明确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没有敌国观念，这个国家就会被灭亡。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他提出了“君轻民贵”的主张。他劝齐宣王要“乐民之乐也，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然古代的这种民本思想，还不能超出以君主为本位的历史局限，但它毕竟把忧患意识引向了忧国忧民，是深化了。
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忧患内容，但其共同的一点，就是会表现为：心系国家安危，情牵黎民百姓。这种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整体认同感，有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情怀，有无以为国，何以家为的先国后家、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行为准则。
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铸造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崇高抱负和追求。像爱国诗人屈原，虽身临厄运，仍萦萦于天下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煌煌唐诗中，也透露出这种鲜明的人民性，像以布衣忧国而著称的杜甫，写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无限同情。读了这样的诗篇，一定会陶冶人的性情，从心底产生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主持人：是的，在我们民族的词典里，有许多富有哲理的警句、格言，都凝聚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芒，给人以智慧和力量，催人奋起。
葛晨虹：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思想财富是十分丰富的。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等。正像你所说的，这些名言警句是用心用血写成的，读了它，会使我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
这种凝聚着爱国思想的格言会转化为巨大的报国动力。流传至今的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的故事，这“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热血男儿，疆场赴命，卫国保家，马革裹尸，壮怀激烈。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以身许国、以死报国的千古佳话，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传统，流传至今。正像陈毅元帅在示儿诗中所写的“国家若有难，汝当作先锋”，就是这种传统精神的体现，应当说，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在凤凰涅盘中再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持人：两位教授也许会注意到，近年来有人做翻案文章，连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都成了问题。如何看待民族英雄，也是关系到把握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一个问题。（大字字幕：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
梁
柱：近些年来，有人持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翻历史的案，企图颠覆岳飞的历史地位就是其中的一个恶例。当然，中华民族有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如果不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而用后来的一些事实去框过去的历史，那历史和现实生活都会乱了套。应当说翻案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主要看它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杭州西子湖畔岳飞坟前的名联：“忠奸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辨伪真”，做的就是翻案文章，翻风波亭千古奇冤的案。可见史评自有人心在。扶正压邪，涤浊扬清，扬我民族之浩然正气，这是每一个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和有识之士应有的史识良知。而现在有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有一种汉奸情结，从秦桧到汪精卫这样的为人不齿的人渣，都一一加以洗刷、美化，而对岳飞、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则加以非难、鞭笞，忠佞颠倒，指鹿为马，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撇开他们的真实意图不说，这样做，是根本违背了历史的实际。
中华民族是一个辨忠奸、明廉耻的民族，有着鲜明的是非观念。讲到这里，还使我想起岳飞墓前那并排跪着的秦桧等四个卖国贼的铁铸人像，以及墓前的另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些都典型地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爱憎观。
民族英雄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是民族的脊梁和良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英雄，是这个民族的悲哀；如果民族英雄可以被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