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的反伦巴第的注释和著作才慢慢地传入文艺复兴的城市。哥特晚期的法学家们，尤其是巴尔托鲁（Bartolus），以一种确定的实际意图将教会法（canon law）和日耳曼法融为一体，还将现实的观念注入其中——在此，如同在德拉古法典和从狄奥多西（Theodosius）到查士丁尼的帝国敕令中一样，乃是一种处于其“晚期”阶段伊始的文化的现实。在西班牙和德意志，作为“罗马法”发生效力的正是巴尔托鲁的创造；只有在法国，巴罗克的法学家们，步库雅秀（Cujacius）和多内鲁斯（Donellus）的后尘，从经院的文本返归于拜占廷的文本。
但是，除伊尔内留斯在抽象方面的成就以外，波伦亚还见证了一个十分不同且意义重大的事件——即写于1140年左右的著名的格拉提安（Gratian）《教令辑要》（Decretum）。这个辑要创造了西方的教会法科学（science of spiritual law）。因为，通过把在早期阿拉伯洗礼仪式中创立的古代天主教的、麻葛式的教会法综合为一个体系，它就为新天主教的、浮士德式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导源于圣坛和神圣的教职的原始圣礼——在法律上表现自身的存在提供了所需的那种形式。由于1234年《教令辑要外编》（Liber extra）的出现，《教法大全》（Corpus Juris Canonici）的主体部分得以完成。帝国未能完成的东西——从许多不完善的部落法汇集中，创造出一部西方通用的“日耳曼法大全”（Corpus Juris Germanici）——教皇国完成了。一部完整的私法问世了，它对诉讼程序和刑罚都作了规定，是用日耳曼方法从哥特时期教会与世俗的法律材料中创作出来的。这便是所谓的“罗马”法，在巴尔托鲁以后不久，它便被注入有关查士丁尼的文本本身的所有研究中。并且，它还向我们显示了——在法学领域和其他领域都一样——浮士德文化所固有的重大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教权与皇权之间的巨大冲突。神的法律与世俗法律之间的区别，在阿拉伯世界是不可能的，在西方世界却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属于支配无限的权力意志的两种表现，但是，位于“世俗的”立法背后的意志是根植于习俗的，是指向未来各代的，而“教会的”立法的意志，则是起因于神秘的确信，是对一种无限的和永恒的法律的宣告。势均力敌的对手们之间的这场战斗至今仍未终止，甚至今天在我们的婚姻法中，在其宗教性的婚礼和俗世性的婚礼的对立中，我们依然可以见到它的踪迹。
随着巴罗克时代的到来，那时已经采取城镇的和货币经济的形式的生活，开始要求一种像梭伦以后的古典城邦的法律那样的法律。流行的法律的目的现在十分清楚了。但是，从哥特时期承袭来的重要的遗产是，“我们生而具有的法律”的创造被看作是一个有学问的阶级的特权，这一特权从未有人成功地动摇过。
都市的理性主义，像智者派和斯多葛派的情形一样，一直忙于“自然法”的工作，从奥尔登多尔普（Oldendorp）和波狄诺斯（Bodinus）对它的创立到黑格尔（Hegel）对它的瓦解。在英国，伟大的柯克（Coke）成功地捍卫了自行发展的日耳曼习惯法，抵挡了都铎家族（Tudors）想引入《法理会要》的法律的最后尝试。但是，在大陆，博学者的体系却以罗马的形式直接发展为德意志的各邦法典和法国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框架，后来的《拿破仑法典》就是以这一框架为基础的。因此，布莱克斯顿（Blackstone）的《英国法释义》（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765年）是唯一的纯粹日耳曼法典，而它出现的时候，浮士德文化已经开始步入其文明阶段了。
八
由此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环顾左右，我看到了三种法律史，它们仅仅由口传的和文字的形式的要素而联系在一起，并自动地或被迫地相互传递，但从未向新的使用者揭示构成其基础的外部存在的性质。其中有两种历史是完成了的。第三种是我们自己正位于其中的那种历史——而且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关头，在这个关头，该轮到我们着手那庞大的建构工作了，这工作是罗马和伊斯兰各自为了自己并在其全盛时期已经在我们之前完成了的。
迄今为止，“罗马”法对我们起了什么作用呢？它破坏了什么呢？它在未来对于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们的法律史中，有一个东西作为基本的动因贯彻始终，那就是书本与生活的冲突。西方著作并不是一种神谕或魔术师的、具有麻葛式的下意识（under…sense）的文本，而是一部保存下来的历史。它是被压缩的过去，需要通过我们对它的阅读而变为将来，它的内容将在我们这里得以复活。浮士德式的人不像古典人那样，旨在使他的生活达于一种自足的完满状态，而在于继续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在他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并将在他以后很久才结束。对于哥特式的人来说——只要他真正地反思他自己——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应当寻求他的存在与历史的联系，而在于在什么方向上去寻求那些联系。他需要一种过去，为的是发现其在当下的意义和奥秘。在精神的方面，那自行呈现于他面前的过去，便是古代的以色列；在世俗的方面，便是古代的罗马，他在他的周围处处都能看到罗马的遗迹。那受到崇敬的事物之所以受到崇敬，不是因为它是伟大的，而是因为它是古老的和遥远的。如果这些人知道了埃及，他们就不会注意罗马，而我们的文化的语言也就会有不同的发展。
由于西方文化是书本的文化和读者的文化，所以，其在所有领域对古典文本的“接受”就犹如罗马法在德意志被“接受”一样，而对这些文本的进一步发展，采取的是缓慢的和不自愿的自我解放的形式。在这种文化中（在麻葛型的东方，情况有所不同），对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国法大全》的“接受”，意味着迫不及待地去为我们自己的思想发现一种万物皆备的容器，其结果，使得一种历史地建构的人变成了概念的奴隶。当然，外来的生命情感不曾也不能进入他的思想中，相反，对于他自己的生命情感以其自身的、不受约束的语言去发展而言，这外来的生命情感倒成了一种阻碍。
既然法律思想不得不依附于某种有形的东西——那么，在它能抽象出它的概念之前，必定就有某种东西存在；必须有某种东西可使我们从中进行抽象。西方法学的不幸就在于：它不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有力而稳固的习俗中进行搜寻，却早熟地并匆匆地从拉丁著作中进行抽象。西方法学家成了语文学家，实际的生活经验被学者的经验所取代，后者只会在自足的基础上对法律概念进行纯粹逻辑的分类和排列。
正是因此，我们完全忘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私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它的时代的社会存在和经济存在。《拿破仑法典》和《普鲁士习惯法》（prussian Landrecht），格劳秀斯（Grotius）和蒙森，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法律职业的训练中和在法律文献中，我们也没有发觉有效的法律的这种——真正的——“源头”的一丁点踪迹。
所以，我们所拥有的私法，乃是建立在晚期古典经济的不牢固的基础上的。在我们的文明的经济的这些发端中，使资本主义之名与社会主义之名对立起来的那种强烈的不满，绝大部分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学究气的法学，以及受其影响的、一般地受过教育的思想，已经把诸如人、物和财产这类极其重要的概念同古典生活的条件和倾向联结在了一起。书本将自己置身于事实和对事实的感知之间。学者——在此指的是书斋里的学者——直到今天还在用本质上古典的尺度去衡量一切。那只是行动而未受过判断训练的人，觉得自己被人误解了。他看到了时代的生活与法律对它的看法之间的矛盾，因而不停地对那些在他看来是为了私人目的而促进了这种对立的人们发出吁请。
还有一个问题是：西方法律是由谁、以及为谁而制定的？罗马的行政长官是一个地主、一个军官、一个对行政问题和财政问题富有经验的人；正是由于掌握了这种经验，他才有资格担负起释法者和立法者这两种不可分割的职能。外事行政长官把他的外侨法发展为一种适合晚期古典大都市的通商法——没有预先的计划，没有任何的倾向，只是从出现在他面前的案件开始，仅此而已。
但是，浮士德式的追求绵延的意志要求的是一部著作，是某个“永远”有效的东西，某个意在事先为所有可能的案件提供条款的体系，而且，这还是一部学术著作，必然需要一个由法学家和法官组成的学者阶级——他们是各个学科的博士，属于古代德意志的法律家族，或者是法国的“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英国的法官，为数几乎不超过一百人，确实皆是从出身上流阶级的辩护人＇“律师”（barristers）＇当中选拔出来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爵位要高于许多政府阁员。
学者阶级不通世务，对非源自思想的经验不屑一顾。因此，不可避免地，学者愿意接受的“知识状态”与实际生活的易变的习俗之间，总会发生冲突。就这样，伊尔内留斯的《法理会要》的抄本变成了博学的法学家徜徉其中的“世界”，且历时数百年不变。甚至在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法律专科的英国，也只是专业的法律人士控制法律的进一步发展，结果，甚至在这里，法律观念的发展根本背离了一般生活的发展。
因此，我们迄今的所谓法律科学，事实上或者是法律语言的语文学，或者是法律观念的学问。它是现今仍在以“永恒有效”的原则来推论生活的意义的唯一科学。梭姆说：“今天的德意志法学，诚然基本上表现的是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承袭来的遗产。可我们至今尚未非常认真地考虑一下，我们周围的实际生活的基本价值对于法律理论的影响。我们甚至连这些价值是什么都不知道。”
因此，这就是未来的德国思想必须完成的任务。它必须从现在的实际生活中去发展出那种生活的最深刻的原则，并将它们提升为基本的法律观念。如果说我们的伟大的艺术已经离我们而去，那么，我们的伟大的法学尚未到来。
因为19世纪的工作——不论那个世纪认为自己如何地有创造性——不过是准备性的工作而已。它已经使我们摆脱了查士丁尼的著作的束缚，但尚未摆脱概念的束缚。在学者们当中，罗马法的观念形态已不再重要，但旧式的学问依然存在。现在需要的是另一种法学，来使我们摆脱这些概念的体系倾向。语文学的技能必须让位于社会的和经济的技能。
只要稍微看一下德意志的民法和刑法，即可弄清楚这个论断。它们是编织了由各种次要法律构成的花环的体系——要在主法中来体现这些次要法律的材料，这是不可能的。从概念并因此从语句上说，那些不能依据古典框架来理解的东西，和那些可以这样来理解的东西分离了。
在1900年，电力盗窃罪——在对所争论的东西是否是有形物作了一番可笑的讨论之后——必须依据一个特别的法令去处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不可能将专利法的实体运用到物权法的总体中呢？为什么版权法不能在概念上将理智的创造物、它的可交流的形式即手稿和客观的印刷产品区分开来呢？为什么——与物权法相矛盾——要区分一幅画的艺术所有权和物质所有权，就必须将原作的获得与复制它的权利的获得分离开来呢？为什么盗用一个商业理念或一种组织方案可以不受惩罚，而偷盗那公布这理念或方案的纸张却要受到惩罚呢？因为甚至在今天，我们还被古典的有形物的观念支配着。我们过着全然不同的生活。我们的本能经验受到许多功能性的概念的影响，如工作能力、创新能力、进取心，又如智力的和体力的、艺术的和组织的活力、能力和才能。在我们的物理学（它的理论，虽然高深，不过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的摹本而已）中，旧的实体观念原则上已不复存在——就像在这个电力的实例中一样。在现代经济学的各种伟大事实面前，为什么我们的法律在概念上毫无帮助？因为人也只是作为实体才为我们的法律所知的。
尽管西方的法学采用的是古代的词汇，但附着于其上的仍然只是古代意义最表面的因素。文本的一贯性揭示的只是语汇的逻辑运用，而不是构成语汇之基础的生活。任何的实践都不能重新唤醒旧法律观念的沉默的形而上学。世界上没有一种法律能使这最后的和最深刻的因素获得澄明，因为——正是因为——它是自明的。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本质的因素已在暗中预定了；在应用中，人们内在地理解的和能够实践的，不仅有公式，而且主要地还有那公式下不可言表的因素。每一种法律，毫不夸张地说，都是习惯法。让成文法去规定语词吧；能说明它们的还是生活。
然而，如果一个学者的有着外来源头和外来框架的法律语言想要去支配本国固有的法律，那么观念便永远是无效的，而生活也永远是缄默的。这时，法律便不是工具，而是负担，现实也不会随同法律的历史一起前进，相反会背道而驰。
因而，我们的文明所需要的法律材料仅在外表上吻合、甚至根本不吻合古典的法律著作的框架，并且，对于我们本身的法学和我们的一般地受过教育的思想来说，这种法律材料还是尚未获得形式的，故而是不合用的。
人和物，在今天的立法意义上，真的是法律概念吗？不是！它们只适宜于在人与其他东西之间作一般的区分，或者说作动物学上的区分。但是，从前的有关古典存在的整个形而上学都依附于“人”的概念。人与神之间的区分，城邦、英雄、奴隶的本质，质料和形式的宇宙，不动心的生活理想，都是自明的前提，而这些前提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完全消失了。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