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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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强调且须极其严格地强调的是，古典的法律是一种实体的法律，而我们的法律是一种功能的法律。罗马人创造了一种法律静力学；我们的任务则是要创造一种法律动力学。在我们看来，人不是实体，而是力和意志的单位；物也不是实体，而是这些单位的目的、手段和创造物。实体之间的古典关系是位置上的，而力之间的关系则是所谓的作用。对于一个罗马人来说，奴隶是一个能生产新的物品的物。一个像西塞罗这样的作家从不会想象“知识的所有权”，更别说实用概念的所有权或才智潜力的所有权；反之，在我们看来，组织者或发明者或促进者是一种作用于其他执行力（executive forces）的发生力（generative forces），这种发生力将赋予其执行力的行动以方向、目标和手段。这两种力都属于经济生活，且不是作为物的占有者，而是作为能量的传递者。
未来召唤我们去转换整个的法律思想，使其与我们的高等物理学和高等数学保持一致。我们全部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技术生活正期待着最终受到这样的理解。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将需要一个多世纪的最敏锐和最深刻的思想。而先决条件就是法学家要接受全新的准备性训练。它要求：
1。对当代经济生活有直接的、广泛的和实际的经验。
2。对西方法律史有确切的知识，并对德国、英国和“罗马”的法律发展经常进行比较。
3。要具有古典法学的知识，不是把它当作今日有效的各种原则的典范，而是当作一种法律如何能从其时代的实际生活中发展得强健而又纯粹的光辉范例。
罗马法对我们已不再是永恒有效的原则的源泉了。但是，罗马生存和罗马法律观念之间的关系，却使罗马法对我们具有某种新生的价值。我们从它那里可以学到，我们应当如何从我们的经验中来构建我们的法律。
城市的心灵（1）
一
大约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爱琴海上出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一个是迈锡尼世界，它在黑暗中摸索，怀着巨大的希望，昏昏然沉醉于劳绩和磨难，默默地在成熟中走向自己的未来。另一个则是克里特的米诺斯（Minoan）世界，它愉快而满足，舒适地安身于一种古老文化的宝藏中，仪态优雅，光辉四射，把它的所有重大问题都置之脑后。
我们永远也不会真正地理解这种现象——尽管在今天，它已成为研究兴趣的中心——除非我们能理解那分离这两种心灵的深不可测的对立。那时的人们一定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对立，但并不能“认识”它。我看到，在我的面前：梯林斯（Tiryns）和迈锡尼的居民面对克诺索斯（Cnossus）的不可企及的生命“精神”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谦逊；那受过良好教育的克诺索斯人对微不足道的首领及其随从的蔑视；还有那些健康的野蛮人所表现出来的秘密的优越感，就如同日耳曼军人面对年长的罗马显贵所产生出的优越感一样。
我们如何能在某一立场来认识这种情形呢？有好几次，两种文化的人两两相望。我们知道世上不只有一种“居间文化”（Inter…Culture），在其中，人类心灵的某些最重要的倾向已经自行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如同这种居间文化代表着克诺索斯与迈锡尼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也代表着拜占廷宫廷与和它联姻的德意志领主（例如鄂图二世）之间的关系。对于德意志土地上那种粗犷无羁的朝气——舍费尔（Scheffel）在《爱克哈特》（Ekkehard）一书中作了描绘——骑士和伯爵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惊奇，而一种高雅的、多少有点苍白疲惫的文明却报之以轻蔑的惊讶。
在查理曼身上，明显地混合了一种正处于觉醒之初的原始的人类精神和一种置于其上的晚期智性（intellectuality）。查理曼统治的某些特征，使我们将他称作是法兰克王国（Frankistan）的“哈里发”，但在他的另一方面，他不过是一个日耳曼部落的首领；而正是这两者的混合，使他具有一种象征性，就如同亚琛的宫廷礼拜堂（Aachen palace…chapel）的形式一样——已不再是一个“清真寺”，但也不是一个基督教教堂。同时，日耳曼－西方的前文化还在不断发展，但发展得很缓慢，而且是不知不觉地发展，因为我们极其不恰当地称作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突然的光辉，其实是自巴格达传来的一条射线。不容忽视的是，查理大帝的时代是一个表面的插曲，就像偶然事故的终局一样，其终局是没有结果的。公元900年之后，在经历了一次新的巨大萧条以后，一个实际上全新的东西开始了，这个东西具有一种命运的效验，具有保障持久性的深度。但是，在800年的时候，还是阿拉伯文明的太阳从东方的世界城市照到西方的乡村。连希腊主义的阳光也是这样传播到遥远的印度河流域的。
矗立在梯林斯和迈锡尼山丘上的，是那在根源上属于日耳曼类型的行宫（Pfalz）和城堡（Burg）。而克里特的王宫——不是国王的城堡，而是为一群男女祭司修建的巨大的祭坛——则装饰有大都市的、地道的晚期罗马式的奢侈品。在梯林斯和迈锡尼的那些山丘的脚下，充塞着自耕农和农奴的茅舍，但在克里特＇各尔尼亚（Gournia）、圣特里亚达（Hagia Triada）＇，对城镇和别墅的挖掘表明，其所需要的是高级文明的东西，其建筑技术是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的，并习惯于在家具和壁饰上迎合最奢华的趣味，对照明、下水道、楼梯间之类的技术问题都很熟悉。在前一种建筑中，房子的设计是一种严格的生活象征；在后一种建筑中，则表现了一种精致的功利主义。把卡马雷斯（Kamares）的陶器和光滑的灰泥墙上的壁画与真正迈锡尼的所有东西作一比较吧——它们完全是一种工艺产品，灵巧而空洞，而不是那种沉重、笨拙但富有象征性的伟大而深刻的艺术，例如迈锡尼的艺术品中那种日趋成熟的几何风格。一句话，它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趣味。在迈锡尼，住的是一种原始的种族，它是按照土壤的效用和自卫的便利去选择住址的，而米诺斯的居民却是住在商业中心，这从弥罗斯岛（Melos）的菲拉柯皮城（Philakopi）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该城是为黑曜石的出口贸易而修建的。一座迈锡尼的宫殿是一种希望，一座米诺斯的建筑则是一种结局。但是，800年左右的西方的情形正是一模一样的——法兰克人与西哥特人的农场和领主的乡宅从卢瓦尔河（Loire）一直延伸到埃布罗河（Ebro），而在它们的南面，则有摩尔人的城堡、别墅和科尔多瓦（Cordova）与格兰那达（Granada）的清真寺。
断非偶然的是，米诺斯的这种奢华的登峰造极，与伟大的埃及革命时期，尤其是喜克索时期（公元前1780～1580年）正相一致。埃及的工匠当时可能曾经逃到那些和平的岛屿上，甚至远至大陆的要塞中，如同后来拜占廷的学者逃到意大利的情形一样。因为大家公认，米诺斯文化是埃及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如果不是在这一联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即埃及艺术宝藏——亦即西三角洲上所产生的艺术宝藏——毁迹于潮湿的话，我们本可以对此认识得更充分一些。我们对埃及文化的了解，充其量只知道它是在干燥的南方土壤上繁荣起来的，但人们早就已经确定地承认，它的发展中心另有所在。
要在晚期米诺斯艺术和早期迈锡尼艺术之间划出一道严格的界线是不可能的。在整个的埃及－克里特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这些外来的、原始的事物有着一种高度现代的好奇心，反之，大陆要塞中那好战的国王则盗窃或收买克里特艺术品，不论是从什么地方或以什么方式弄到它们，全都拿来玩赏和模仿——这甚至就像大迁徙时期（the Migrations）的风格一样，那一曾被认为、被赞赏为原始日耳曼类型的风格，其全部的形式语言其实是从东方借来的。他们利用俘虏或请来的匠人修建和装饰他们的宫殿与坟墓。因此，迈锡尼的阿特柔斯（Atreus）“宝库”（坟墓）和拉韦纳（Ravenna）的狄奥多里克（Theoderich）的陵墓是完全类似的。
就此而论，拜占廷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在这里，我们应一层接着一层地加以仔细剥离。326年，君士坦丁在被塞普提姆·塞弗茹斯所毁灭的大城市的废墟上重新修建，创造了一座第一流的晚期古典世界都市，来自西方的古老的阿波罗精神和来自东方的年轻的麻葛精神立即汇合在一起。很久以后，在1096年，它又成了一座晚期麻葛的世界都市，在其晚秋的日子里遇到了青春的、布雍（Bouillon）的戈弗雷（Godfrey）的十字军，对于这支十字军，聪明伶俐的公主安娜·科姆尼娜（Anna nena）曾给以轻蔑的描写。作为古典西方的最东端，这座城市曾迷惑了哥特人；一千年之后，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最北端，它又迷惑了俄罗斯人。莫斯科的令人震惊的瓦西里·勃拉仁内教堂（Vã；sili Blazheny）（1554年），是俄罗斯前文化的先兆，它就位于“两种风格之间”，正如两千多年以前所罗门（Solomon）的圣殿是介于世界都市巴比伦和早期基督教之间的建筑一样。
二
远古的人类是一种四处奔走的动物，一种其醒觉意识在生活的道路上不停地摸索的存在，它整个地就是一个小宇宙，不受地点或家庭的奴役，感觉敏锐但又充满不安，总是警觉地驱逐着某些敌对的自然因素。首先，由于农业的缘故而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变——因为农业是一件人为的事，猎人和牧人同它没有接触。挖土和耕地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种植的意思，不是要去获取什么，而是要去生产某些东西。但是，人自己也因此变成了植物——就是说，变成了农民。他扎根于他所照料的土地，人们在乡村发现了一种心灵形态，而一种新的束缚于土地的存在，一种新的情感也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大地母亲（Mother Earth）。在播种与生育、丰收与死亡、孩子与谷粒之间，确立了一种深厚的关系。人们对于那和人类一起生长起来的丰饶的土地产生了许多神秘的崇拜，并在这些崇拜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虔信。作为这种生命情感的完整表现，我们到处可看到村庄的象征形态，在房间的布置中，在外观的每个线条中，我们皆可洞悉到其居住者的血统。农民的住宅是定居的伟大象征。它本身就是植物，它的根深深地种植在“自己的”土壤中。它就是最神圣的意义上的财产。那仁慈的灶神、门神、户神和家神——维斯塔（Vesta）、雅努司（Janus）、腊司（Lares）和帕那忒司（Penates）——像人自己一样忠心地固守在家中。
这是每一种文化的先决条件，而文化本身就是依次从一种大地景观中生长起来的，它不断地更新并强化着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茅舍对于农民，就如同城镇对于文化人。如同每一个别房屋都有其仁慈的神灵一样，每一个城镇都有其守护神或圣徒。城镇也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它和农民一样是远离游牧状态和纯粹的小宇宙状态的。因此，高级的形式语言的发展总是与一种景观联系在一起。艺术和宗教都不能改变它的生长的场所；只有在拥有大城市的文明中，我们才再次对这些根源表示蔑视，要让自己挣脱它们。作为文明化的人，作为智性的游牧民，他又重新完全成为小宇宙的存在，完全成为无家的存在；他在智性上是自由的，就像猎人和牧民在感觉上是自由的一样。“哪里好，那里就是家”（Ubi bene； ibi patria），这句话在一种文化出现以前和以后都是有效的。在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大迁徙时期，一种日耳曼式的渴望——这是一种贞洁的、但已具有母性的渴望——就是想在南方找到一个家去孕育它未来的文化。今天，在这一文化行将终结之时，无根的才智驰骋在所有的景观和思想的所有可能性之中。但是，在这些极限之间，有一段时间，人们为拥有一小块土地而愿意为它而死。
一个结论性的事实——但迄今还没有人认识到——就是：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第二时代的高级人类是一种被城镇束缚的动物。在此，世界历史便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尺度，这一尺度使得世界历史与人的历史非常鲜明地区分开来。民族、国家、政治、宗教、所有的艺术以及所有的科学，全都有赖于一种原初的人类现象，那就是城镇。由于所有文化的所有思想家自己都生活在城镇之中（尽管他们的身体可能住在乡村），所以他们完全不觉得城镇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东西。要获得这种感觉，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设身处地地把自己设想成被奇迹所震动的原始人，他初次看到嵌在景色中的这堆石头和木块，以及那些由石头围成的街道和用石头铺成的广场——这是一个形状多么奇怪而又奇怪地挤满了人的住处！
但是，真正的奇迹是一个城镇的心灵的诞生。一种全新的群众心灵——它的最后的基础是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的——突然地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产生出来。它一旦觉醒了，就为自己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实体。从那各有自己的历史的、成片的乡村的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这整体生活着、呼吸着、生长着，并获得了一种面貌和一种内在的形式与历史。从此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