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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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这整体生活着、呼吸着、生长着，并获得了一种面貌和一种内在的形式与历史。从此以后，除了个别的房屋、庙宇、教堂和宫殿以外，城镇的形象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单位，它客观地表现着那形式语言和在其整个生活进程中与文化相伴随的风格历史。
不用说，区分城镇与乡村的东西，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不仅在原始状态下，例如非洲中部的状态，而且在文化晚期的状态下——中国、印度以及工业化的欧洲和美洲——我们发现有许多庞大的定居区，但并不能叫做城市。它们是景色的中心；它们本身并不能内在地形成一个世界。它们没有心灵。一切原始的居民全都是作为农民和土地的儿子而生活的——“城市”这个存在物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在外部的事物方面，从乡村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城市而是市场，它不过是乡村生活利益的一个汇合点而已。在这里，根本没有独自生存的问题。一个市场中的居民可能是一个工匠或商人，但他的生活和思考还是一个农民。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准确地理解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从原始的埃及、中国或德国的一个村落——广阔土地上的一个小小的点——产生出一个城市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任何外貌上，完全有可能没有区别，但在精神上，城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从此以后，乡村在它的角度将被看成是、感到是和体验为它的“郊区”，成为一种不同的和附属的东西。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两种生活，即城内的生活和城外的生活，而且，农民理解这一点和市民一样的清楚。乡村的铁匠和城里的铁匠，乡村的村长和城市的市长，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乡土的人和城市的人本质上是不同的。首先，他们感到了不同，其次，他们被这种不同所支配，最后，他们相互之间一点也不了解。今天，一个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农民同一个西西里的农民，较之他同一个柏林的市民，要更接近些。从这个特殊的协调的时刻起，城市便出现了，不用说，每种文化的整个醒觉意识就是以这种协调为基础的。
一种文化的每个青春时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时期。前文化的人面对这些类型会深感不安，因为他们与这些类型不能发生任何内在关系。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如同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一样，日耳曼人时常定居在一直无人居住的罗马城市的城门口。在克里特，征服者在被焚毁的城市如各尔尼亚和克诺索斯的废墟上建起了村落。西方前文化的修会（Orders），如本笃会（Benedictines），尤其是克吕尼修会（Cluniacs）和普雷蒙特雷修会（Premonstratensians），像骑士一样定居在自由的土地上；而方济各会（Franciscans）和多明我会（Dominicans）则开始在早期哥特式城市中建造修院。在那里，新的心灵刚刚觉醒。但就是在那里，也还有一种柔弱的忧郁感附着在建筑上，就像附着在整个方济各艺术中一样——个人在新的、光明的、有意识的事物面前感受到一种近乎神秘的恐惧，因为那些事物还只是朦胧地被一般人所接受。人类还几乎没有胆量不再做农民；第一个以真正大都市市民的成熟的和深思熟虑的机敏去生活的是耶稣会士（Jesuits）。当统治者每年春天把他的朝廷从一个宫殿移到另一个宫殿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乡村还是绝对至上的，它还不承认城市的地位。在埃及古王国时期，人口稠密的行政中心是“白城”（孟斐斯），但法老们的住处是不断变换的，如同苏美尔人的巴比伦和加洛林帝国的情形一样。早期中国的周朝统治者从大约公元前1160年起照例把他们的朝廷设在洛阳（现在的河南府），但是，直到公元前770年——相当于我们的16世纪——这个地方才升格为永久的帝王住处。
束缚于土地的、植物性的宇宙的情感，从来没有像在早期的小城镇的建筑中那样有力地表现出来，这些小城镇不过是围绕一个市场或一个城堡或一个礼拜场所的几条街道而已。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表明每一种宏伟风格本身就是植物性的，那就是这里。多立克圆柱、埃及金字塔、哥特式教堂，是从地上生长出来的，它们命中注定是真挚的，庞大的，是没有醒觉意识的存在。爱奥尼亚圆柱、中王国的建筑及巴罗克的建筑，则冷静地知道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们是自由的、自信的，是立于地上的。在那里，由于脱离了土地的力量——甚至脚下的铺地材料也割断了和土地的联系——存在变得越来越衰弱，感觉与理性变得越来越有力。人变成了才智之士，像游牧民一样“自由”，他变得像游牧民了，但比游牧民更狭隘、更冷漠。“才智”、“精神”是有理解力的醒觉意识特殊的城市形式。所有的艺术、所有的宗教与科学，都逐渐地理智化了，与土地疏离了，对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伴随文明而来的是危机时期。存在的古老的旧根源在其城市的石头堆中干枯了。而那自由的才智——一个多么能表现命运的词啊！——像火焰一样出现，辉煌地升上天空，而又可怜地熄灭。
城市的心灵（2）
三
新的城市心灵说的是一种新的语言，这语言很快就和文化本身的语言等同起来。广阔的土地及其村民受到了伤害；它不再能理解这种语言，它感到难堪，变得缄默。所有真正的风格历史都是在城市里上演的。唯有城市的命运和城里人的生活经验才会以具有可见形式的逻辑诉诸于眼睛。最早的哥特式风格仍然是土地的产物，掌控着田庄及其居民和内容。但是，文艺复兴的风格只在文艺复兴的城市中风行，巴罗克风格只在巴罗克的城市中风行——更别说那完全属于大都市的科林斯圆柱或罗可可风格了。这些风格可能是悄悄地渗透进景观之中；但是，土地本身不再有一丁点的创造力了——它只有无言的厌恶。农民和他的住处本质上还是哥特式的，且直到今天还是哥特式的。希腊的乡村保存了几何风格，埃及的农村保存了古王国的型式。
尤其重要的是，城市的“风貌”的表现总有一段历史。这种面貌的表现游戏其实差不多就是文化自身的精神历史。最初，我们拥有的是哥特式的或其他早期文化的小型原型城市（proto…cities），它们几乎淹没在景观之中，它们一直是一些真正的农舍，拥挤在一座城堡或神殿的脚下，而且没有任何内在的变化就变成了城镇的房屋，仅仅在某个意义上，它们的四周是邻居的房屋，而不再是田野和牧场。早期文化的各个民族逐渐变成了市民，因此，不仅出现了特定的中国式的、印度式的、阿波罗式的、浮士德式的城镇形式，而且还出现了亚美尼亚式的和叙利亚式的、爱奥尼亚式的和埃特鲁斯坎式的、德国式的、法国式的和英国式的城镇观相（town…physiognomies）。于是，就有了一种菲狄亚斯（Phidias）的城市、一种伦勃朗（Rembrandt）的城市、一种路德（Luther）的城市。这些名称，以及格兰那达、威尼斯、纽伦堡等名称，本身就能立即唤起一些十分确定的意象，因为文化在宗教、艺术和知识中所产生的一切，就是在这些城市中产生的。那引发十字军远征的，仍是骑士的城堡和乡村的修道院的精神，而宗教改革则是城市的，是属于狭窄的街道和具有陡削山墙的房屋的。叙述和歌唱血统的伟大史诗属于行宫和城堡，但觉醒了的生命借以省察自身的戏剧却是城市的诗歌，至于伟大的小说，则是以世界城市为前提，它通过解放了的才智来环视人类的所有事务。除了真正的民歌，唯一的抒情诗就是城市的抒情诗。除了“永恒的”农民艺术，唯一存在的就是城市的绘画和建筑，可它们只有一种迅速的和转瞬即逝的历史。
这些石头砌成的风貌已经在它们的光的世界中与市民本身的人性结成了一体，并且像市民一样，它们整个地就是眼光和才智——它们所说的形式语言多么的不同凡响，多么不同于景观中乡村的呢喃！我们且看一下大城市的掠影：它的屋顶和烟囱，地平线上的塔楼和圆屋顶！只要看一下纽伦堡或佛罗伦萨、大马士革或莫斯科、北平或班奈瑞斯（Benares），我们会看到一种何样的语言！我们若不知道古典的城市在南方的正午下、在清晨的云朵中、在星光璀璨的夜间所呈现的壮观景象，我们对这些城市，能所知几何？街道的通衢，有直有曲，有宽有窄；街中的房屋，有高有低，有亮有暗；在所有的西方城市中，房屋都正面朝街，而在所有的东方城市中，则是房屋的背部、围墙和栏杆面对着街道；还有广场和拐角、死巷和林荫道、喷泉与纪念碑、教堂或寺庙或清真寺、圆形剧场与火车站、百货商店与市政厅，这一切的景物，透示出何等的精神！还有市郊，既有整洁的花园别墅，也有杂乱的公寓、垃圾堆和分配站；既有时髦的社区，也有贫民窟；既有古典罗马的苏布拉郊区（Subura），也有今日巴黎的圣日耳曼郊区（Faubourg Saint…Germain），既有古代的巴亚（Baiae），也有近代的尼斯（Nice），既有布鲁日（Bruges）和罗森堡（Rothenburg）这样的小城风光，也有像巴比伦、提诺契特兰、罗马和伦敦那样的房屋的海洋！所有这一切，都有其历史，都是历史。只要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城镇的面貌就会随之改观。拿破仑曾使波旁王朝的巴黎、俾斯麦曾使本不重要的柏林，具有了全新的风采。但是，乡村不受影响地站在一旁，怀着猜疑与激动。
在最早的时候，景观的形象（landscape…figure）独自统治着人类的眼睛。它赋予人的心灵以形式，与其和谐共振。人的情感与丛林的呼啸，合拍而动；草原与沼泽，适应着景观的形态、历程甚至外表。村落，及其寂静的丘顶、黄昏的炊烟、水井、篱笆、牲畜，完全溶合并嵌入于景观之中。乡村的小镇，证实了乡村的存在，是乡村图象的一种强化。是晚期的城市首先挑战了土地，以其轮廓的线条与自然相冲突，否定着全部的自然。它想要成为一种不同于自然、且高于自然的东西。那些高耸的山墙，那些巴罗克式的圆屋顶、尖阁和尖塔，与自然毫不相干，也根本不想与自然发生关系。接着，出现的是巨大的国际都会，即作为世界的城市，它不能容忍其他的任何东西存在于自己的近旁，故而着手灭绝了乡村的图象。曾经有一段时间，城镇还谦逊地使自己适应乡村的图象，而现在，它却坚持要对方来适应它，变得和它自己一样。于是，在郊野，大道、树木、牧场，都变成了公园，山岭变成了旅游者观光的景区；而在城内，则出现了一种仿造的自然，用喷泉取代了泉水，用花坛、人造水池和修剪整齐的篱垣取代了草地、池泽和丛林。在村落中，茅草盖成的屋顶仍然像小丘一样的形状，而街道就像田间的陇畔，自然天成；但是在大城市中，高大的、石砌的房屋之间所呈现的图象，犹如又深又长的峡谷，房屋里充弥着彩色的尘埃和奇异的喧嚣，人们居住在这种屋子里，其情形是任何自然存在所无法想象的。人们的服装，甚至面孔，都必须适应这种石头的背景。白天，街道的交通充斥着奇异的色彩和音响，夜晚，新造的灯光胜过月亮的光亮。乡下的农夫，无助地站在人行道上，什么也不了解，也不为任何人所了解，只是被当作滑稽剧中的一个常用的典型，以及这个世界的日用面包的供应者而已。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城市由于是逐渐从乡村中脱离出来的并最终使乡村破产了，因而是高级历史的进程和意义一般地遵循的决定性的形式，那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就是古典世界，在那里，欧几里得式的生存感觉总是把城市观念和它的缩小广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由此而变本加厉地把国家同个别城邦的石头实体等同起来。但是，与此例大异其趣的是，我们又在每一种文化中很快地发现了都邑城市（capital city）的类型。正如其名称直截了当地指明的，这种城市的精神，以其方法、目的、决策和经济支配着乡村。乡村及其居民对于这一支配精神来说，只是工具和对象。乡村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甚至都没有人过问它。在所有晚期文化的所有国家中，重要的党派、革命运动、恺撒主义、民主政治、议会，都是一种形式，都邑精神通过这种形式告诉乡村它应当希望什么，告诉它，如果发出号召，它应当为什么而献出生命。古典的广场、西方的报刊，本质上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所拥有的智力引擎。任何乡村居民，如果他真正地懂得这些时期的政治的意义，并觉得自己正处在这些时期的水准上，他就会迁移到城市，即便身体不能，但精神一定会迁移。农民的乡村的情感和公共舆论——如果说存在这样的东西的话——是受城市的刊物和言论所指引和领导的。这些都邑城市，在埃及，是底比斯（Thebes）；在古典世界，是罗马；在伊斯兰，就是巴格达；在法国，就是巴黎。每种文化的青春阶段的历史，是在许多不同地区的许多小中心上演的。埃及的各个行省（nomes），荷马时代的希腊各民族，哥特时期的各个州郡和自由城市，都是古代历史的创造者。但是，逐渐地，政策向着少数的几个都城倾斜，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政治生存的影子。甚至在古典世界中，城邦的原子化倾向也无法抵挡这一主流的运动。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期，真正掌控政策的也只有雅典和斯巴达，爱琴海的其余城市都不过是其中某一个霸权的组成部分而已；至于它们自己的政策，已不再有什么价值了。最后，只有罗马城的广场才是古典历史的舞台。恺撒尽管可以在高卢作战，他的刽子手尽管可以出征到马其顿，安东尼尽管可以打到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