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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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的感觉的这种贫乏却意味着一种不可估量的深化之可能性。人类的醒觉意识不再单纯是身体和环境之间的张力关系。它现在是在一个自足的光的世界中的生命。身体在可见的空间中运动着。深度经验（depth…experience）是一种强大的爆发力量，它从一个光的中心——我们称之为“我”（I）的那个点——突入到可见的距离之中。“我”即是一个光的概念。从这个点开始，“我”的生命本质上变成了日光下的生命，而夜晚则几近于死亡。由此，又生出一种新的恐惧感，它把所有其他的情感都吸纳到自身之中——这是在不可见物面前的恐惧，是人们能够听到或感觉到、在其效果中猜到或观察到但却看不到的恐惧。动物其实也能在其他的形式中体验到恐惧，但人类认为这些形式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原始人和儿童在寂静面前易于感受到的那种局促不安（他们力图以喧嚣和大声说话去消除它），在高级人类中也会消失无踪。人类信仰的本质和标记，就是对不可见物的恐惧。神是人类所揣测到的、想象的、觉察到的光的现实，有关“不可见的”上帝的观念，是人类超越性的最高表现。光的世界的尽头处，就是来世之所在，而拯救则是对光的世界及其事实的魔力的摆脱。
正是在这里，存在着音乐对于我们人类所具有的不可名状的魅力和真正解放的力量。因为音乐是唯一的其手段位于那久已和我们整个的世界并存的光的世界之外的艺术，因此，唯有音乐能使我们摆脱这个世界，打破光的无情的暴虐，并使我们满怀喜悦地想象我们正在接近心灵的最后秘密——可这种幻觉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醒觉意识现在只被一种感觉所控制，它已经完全适应了视觉的世界，以至于再也不能从它所接受到的印象中形成一个听觉的世界。
因此，人类的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思维，我们的概念是得自视觉的，并且我们的逻辑的整个结构其实就是想象中的一个光的世界。
这种感觉的缩小过程和随之而来的深化过程，不仅使我们的一切感觉印象都适应于视觉印象并按视觉印象来整理，而且也使动物所知的无数的思想交流方式被单一的语言媒介所取代，这种语言媒介是光的世界中的一座桥梁，它把相互呈现于对方的肉眼或想象之眼面前的两个人沟通起来。仍然留有残迹的其他言说方式，早就以模仿、手势或强调的形式被吸收到了语言中。纯粹的人类言说与一般的动物发声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词与词的连结构成了一个内在的光的观念的领域，这一领域正是在眼睛的统治下建立起来的。每一个词义都具有一种光的价值，即便像“乐调”、“味道”、“寒冷”等词汇甚或完全抽象的名称，也不例外。
就连在高等动物中，通过感觉联系而相互了解的习惯也引起了单纯的感觉与知性的感觉之间的显著差异。如果我们这样去区分感官印象与感官判断（例如嗅觉判断、味觉判断或听觉判断），就能发现，即使在蚂蚁和蜜蜂中，更不必说在猛禽、马和狗中，重心常常已经明显地转移到了醒觉存在的判断方面。但是，唯有在语言的影响之下，感觉和知性之间的明确的对立才能在醒觉意识中确立起来，这种张力关系在动物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在人类当中，最初也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伴随着语言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意义重大的结果——知性从感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此，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对于作为构成部分的感觉印象的意义（它们在以前几乎未被这样注意过）的理解，已经取代了对于感觉总体的简单理解。最后，连这些印象本身也被抛弃了，而为熟知的字音的被感觉到的含义所代替了。词，原本只是某一可见事物的名称，不知不觉地却变成了心理事物的标签，即“概念”。我们根本没有能力为这些名称给出确切的意义——只有对于全新的名称，我们才能这样做。我们两次使用同一个词，决不会具有同一的内涵，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理解同另外一个人完全相同。但是，尽管如此，相互的理解还是可能的，因为借使用相同的语言，在两者的身上会培养起相同的世界观；在二者的生活和活动所共有的环境中，单纯的字音就足以唤起性质相同的观念。正是这种借助于声音从实际的观看中得出和分离（抽象）出来的理解方式——不论在原始层面我们多么难以找到其确切的证据——才在事实上明确地把一般动物的醒觉意识和继起的纯粹人类的醒觉意识区分开来。正是这样，在更早的阶段，这样的醒觉意识的出现为一般的植物性的生存和特殊的动物性的生存之间划定了一个界限。
脱离了感觉的知性，可称之为思维。思维把一种永久的断裂引入了人类的醒觉意识。从早期开始，它就把知性和感觉分别规定为“高级的”心灵力量和“低级的”心灵力量。它在视觉的光的世界和想象的（德文是“vorgestellte”，即“置于眼前”的意思）世界之间确立了一种决定性的对立，前者被描述为是一种虚构和幻觉，而在后者当中，概念及其暗淡但不能抹去的光晕仍然存留下来，并发挥着作用。从此以后，对于人类来说，只要他在“思考”，想象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在最初，自我就是这样的醒觉存在（就是说，就其还具有视觉而言，它觉得自己是光的世界的中心）；现在，它变成了“精神”——就是说，变成了纯粹的理解，它就是这样“认识”自己的，并旋即不仅把自己周围的世界，而且把生命的其他组成部分，甚至它自己的身体，都看成是在质的方面低于自己的。不仅人类的直立姿势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头部的彻底智能化的构造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的头上，眼睛、眉毛、鬓角越来越成了表情的工具。
因此，显然，当思维变得独立的时候，它就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活动方式。在实用的思维之外，新增了一种理论的、具有穿透力的、精细的思维，前者针对的是周围世界中的光照的事物的结构，且总是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实用目的，后者则旨在建立这类事物“本身”的结构，即事物的本质结构。从那所见的事物中，光被抽象出来，眼睛的深度经验在一个宏大的、准确无误的发展过程中把自己强化为词义的有色领域中的一种深度经验。人类开始相信，他内在的慧眼是可以正确地看透事物的实际面目的。一个概念接着一个概念，最后，在内在之光的照耀下充分清晰地凸现出来的结构，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思维构造。
理论思维在人类的醒觉意识中的发展引起了一种活动，使一个新的冲突，即存在（生存）与醒觉存在（醒觉意识）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在动物的小宇宙中，生存和意识在一个自明的生命统一体中结合在一起，这种小宇宙知道，意识仅仅是生存的奴仆。动物只是“生活着”，它不能反思生命。然而，由于眼睛的无条件的统治地位，使得生命在光线之下呈现为一种可见的实体的生命；进而，当知性与言语相互结合在一起时，知性立即就形成了思维的概念，并由此而形成了生命的反概念，到最后，它把实际的生命和可能的生命区别开来。于是，我们拥有的是在“思维与行动”这个短语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立物，而不是直接的、简单明了的生命。在野兽身上根本不可能的事，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不仅变得可能，而且变成了一个事实，并最终变成了二者选一的抉择。成熟的人类的全部历史及其全部的现象，都是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所采取的形式越是高级，这一对立面对其有意识的存在的重要时刻的主导就越是充分。
植物性的宇宙，即负载着命运、血、性的存在，具有一种古老的优势地位，并一直保持着这一地位。它们即是生命。其他的东西只是为生命服务的。但是，这其他的东西不愿去服务，而是想去统治；并且，它相信它已经在统治，因为人类精神所提出的最确定的诉求之一，就是要求拥有控制身体、控制“自然”的力量。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信念本身不正是对生命的一种服务吗？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恰恰要这样想呢？也许是因为宇宙、因为“彼物”要求它这样去想的吧？当思想把身体称作是一种概念时，当它确定了身体的可怜处境并使有血气的声音归于沉寂时，思想就显示了它的力量。但是，事实上，那血气仍在统治，因为血液在默默地主宰着思维活动的开始与终止。言语和生命之间还有一个区别——没有意识，没有知性的生命，存在照样是存在，但反过来就不行。毕竟，无论怎样，思维只能在“思维的王国”进行统治。
宇宙和小宇宙（2）
三
不论我们说思维是人的创造物，还是说高级人类是思维的创造物，这都只是一种口头的区别。但是，思维自身固执地相信自己在生命整体中居有极高的地位，由于它忽视了或不关心在它自身之外还有他种确定事物的方式这一事实，它也就失去了不带成见地考察整体的机会。实际上，所有的思维大师们——在每一种文化中，他们几乎是唯一有权威的代言人——都认为不辨自明的是，冷酷的抽象思维是接近“终极事物”的真正途径。并且，他们还认为同样不辨自明的是，他们沿着这一途径所获得的“真理”和他们用来当作自己的目标的真理是一样的，而非像实际的情形那样，只是一种替代不可知的秘密的想象性图象。
因为，虽则人类是一种能思的存在，但决不能由此认为，人类的存在就在于思考。这种区别是天生的穿凿附会者所不能理解的。思维的目标即是那所谓的“真理”，而“真理”是被“建立”的——即是说，它是从光的世界的活生生的不可感触性中被抽取出来的，变成概念的形式，并在一个体系中被赋予永久的地位，这种体系意味着一种理智的空间的存在。真理是绝对的和永恒的——就是说，它们和生命再也没有任何关联。
但是，对于一个动物来说，没有真理而只有事实存在。这就是实践的知性和理论的知性之间的区别。事实和真理的区别，有如时间和空间、命运和因果律的区别。事实专心伺候整个醒觉意识，替存在服务，而不伺候醒觉意识中想象着它能脱离存在的那一方面。现实的生命、历史，只知道事实；人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只和事实打交道。有行动、有意志、有斗争的行动的人，每天权衡着自己在事实面前的力量，他看不起纯粹的真理，认为它根本不重要。真正的政治家只知道政治的事实，而不知道政治的真理。彼拉多（Pilate）的著名提问即是每个只注重事实的人的提问。
尼采（Nietzsche）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他让科学面对着真理和知识的价值的问题——尽管在天生的思想家和学者看来，这样做是廉价的，甚至是大不敬，他们认为，这样做挑战了他的整个存在理由。笛卡儿（Descartes）怀疑一切，但是，对于他的怀疑的价值，他是确然不疑的。
然而，提出问题是一回事，相信问题的解决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植物生活着，但并不知道自己生活着。动物生活着，同时也知道自己生活着。人类为他的生命所震惊，由此而对它提出种种问题。但是，就连人类也不能对自己的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他只能相信他的解答是正确的，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最卑贱的野蛮人是没有分别的。
然则，秘密为什么非要被揭穿，疑问为什么非要得到解答呢？这难道不是由于在儿童的眼中也能看到的那种恐惧所致吗？难道不是由于人类醒觉意识的可怕的禀赋所致吗？这种醒觉意识迫使现在已摆脱了感觉的束缚并正在孕育意象的知性极力去寻求那意味着解脱的解答。对知识的坚定信念能使我们摆脱这些重大问题的梦魇吗？
“凛然的敬畏心乃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被命运剥夺了这种禀赋的人必定想要去发现秘密，想要去剖析、分解、瓦解那令人敬畏的事物，想从中汲取知识。追求体系的意志，即是一种想要扼杀活生生的事物的意志，是想要“建立”它、稳定它、使它僵化，并把它束缚在逻辑的链条中的意志。才智一旦完成了僵化的任务，才智也就实现了征服。
这种通常在“理性”（Vernunft）与“知性”（Verstand）之间划定出来的区别，实际上是先见和眼力与知性本身之间的区别：前者属于我们的植物性方面，只会利用眼睛和文字的语言；后者属于我们的动物性方面，它是从语言演绎而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是把观念召入生命的东西，“知性”则是发现真理的东西。真理是没有生命的，是可以灌输的（mitgeteilt）；观念属于创造它们的人的活生生的自我，只能以同情的方式被唤起（mitgefühlt）。知性本质上是鉴别性的，“理性”本质上是创造性的。后者孕育它的活动的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