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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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想要归属于与之有联系的醒觉意识的共同体，那么，符号和动机的这种固定储备，以及它们表面的固定意义，就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因言语从说话中分离出来而产生的必然伴随物就是学习（school）的概念。在高等动物中，这个概念已获得充分的发展；在每一自足的宗教中，在每一种艺术和每一个社会中，学习都被假定为是信徒、艺术家、“有教养的”人的背景。由此言之，每个共同体都有自己严格界定的界线；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就必须知道它的语言——亦即它的信条、它的伦理和它的规则。在对位学中也和在天主教会中一样，喜乐不是凭单纯的感情和善意便可获得的。文化意味着每一部门中的形式语言的深度和严格性达到了迄今为止未被想象过的强度；对于每一个归属于它的个体来说，文化——作为他个人的文化，不论是宗教的和伦理的，还是社会的和艺术的——意味着他为了这种生活而接受教育和训练的终身过程。因此，在一切伟大的艺术中，在伟大的教会、密仪和教团中，对形式的掌握达到了一种使人类自己都为之惊奇的地步，而最后，在自身的危机的压力下，以自行瓦解而宣告结束——由此，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同样地提出了（直截了当地或心照不宣地）“回归自然”的口号。这种伎俩也扩展到了文字的语言中。依傍着僭主政治时期或行吟诗人时期的社会光环，依傍着巴赫的赋格曲及厄克基亚斯（Exekias）的瓶绘，我们还有阿提卡的雄辩艺术和法语的对话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这两种艺术的前提也是严格的和苦心培养起来的惯例以及个人长期艰苦的训练。
从形而上的方面看，对于一种已成定式的语言的这种分裂的意义，不能估计过高。以既定形式进行的日常交际，以及通过这些形式对整个醒觉意识的掌握——对于这些形式的形成过程，不再有感觉了，它们只是单纯地存在于此，它们要求最严格意义上的理解——导致了醒觉意识中理解与感觉之间越来越尖锐的对立。一种初学的语言是经由理解被感觉到的；言说实践要求人首先感知那已知的言语媒介，其次，要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并置入言语媒介的意向。因此，一切学习的核心就在于知识因素的获得。每个教会都毫不犹豫地宣称导向救赎的道路不是感情而是知识；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建立在对形式的确切知识上，而对于这类知识，个体不是要去发现，而是要去学习。“理解”是被视作一种存在的知识。这种存在，是血气、种族、时间所全然陌生的；从僵死的言语与流动的血和发展着的历史的对立中，产生了绝对、永恒、普遍有效的东西的否定性理想——即教会和学校的理想。
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恰恰就是这种情形，使得语言成为不完全的东西，并导致了实际所说的和说者所愿望或所要求表达的东西之间的永恒的矛盾。其实，我们可以说，世界上产生谎言是因为言语与说话的分离。符号是固定的，但它们的意义不是如此——在一开始，我们觉得事情是这样的，然后对它有所认识，最后我们就用我们的知识去筹谋。这是一种很老很老的经验：当一个人意欲说些什么的时候，词却出了“毛病”（说错了）；一个人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事实上，他说的与他想要说的不一样；一个人可能说得很准确，而被了解得很不准确。因此，最后我们就获得了那种“以词害意”的艺术，这种艺术甚至在动物界中（例如猫）也是广泛流行的。有的人欲说还休；有的人顾左右而言它；有的人从不正儿八经地说什么；有的人为了掩盖已说的东西而耍花腔。或者，有的人鹦鹉学舌。红脊伯劳鸟模仿小鸣鸟的宛转，为的是诱捕它们。这是众所周知的猎人的伎俩，但在此，前提还是那已经确立的动机和符号，因此它们就像是伪造古董或假冒签字的条件。所有这些特征，在态度和容貌中，以及在字迹和语音中，都会遇到，它们在每一种宗教、每一种艺术、每一个社会的语言中都会重复出现——我们只需指出“伪君子”、“正统”、“异端”、英文的“行话”等词所表达的意思，以及“外交家”、“耶稣会士”、“演员”等词的衍生意义，还有上流社会的托辞与谨言，和今天的绘画——在那里，不再有任何诚实的东西，在每个展览馆里，我们的眼睛所及皆是以所有想象得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真实的东西——就已经足够了。
拙于言辞的人是不能当外交家的。但是，在真正掌握一种语言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危险，就是手段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成一种新的手段。在这时，就会出现一种玩弄表达的理智的艺术，例如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浪漫派就是这样干的——提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和布伦塔诺（Brentano）在抒情诗中，里格尔（Reger）在音乐中，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在宗教中，都实践过这种艺术。
最后，言语和真理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正是因此，使得在使用固定语言的时期，出现了一种典型的“人物品评家”，他们整个地就是种族，知道怎样去把捉说话的人。用那锐利的目光看着一个人，透过野外的竞选演说（stump speech）或哲学的话语去了解说话的人，透过祈祷词去洞察祈祷者的内心，透过普通的善言温词去洞悉具有社会重要性的更本质的层次——实时地、直接地、并怀着一切宇宙事物所特有的不言而喻的确定性去做到这一切——这是真正禁忌方面的人所缺乏的，对这种人来说，一种语言无论如何都带有说服的作用。一个同时又是外交家的牧师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康德式的伦理哲学家决不是一个“人物品评家”。
那在言谈中说谎的人，总会不知不觉地在举止上自露马脚。一个用举止去掩饰的人，总会在语调上自现原形。正是因为僵化的言语把手段和意思分离开了，因而言语用手段骗不了敏锐的鉴赏家。一个行家里手只要看一眼人的步态或字迹，就立刻能从字里行间看出言外之意，就能对那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精神上的交往越是深入和亲密，就越是不需要借助经由醒觉意识的符号和联系。真正的情谊只需了了数语就能被理解，真正的信仰是根本不需言语表达的。老夫老妻的农民便是那不需再用语言就能获得理解的最纯粹的象征，他们黄昏时分坐在自己的茅舍前，一句话不说，便能心心相印，每一方都知道对方的所想所感。言语只会破坏那种和谐。从这种相互了解的情境中，有这样或那样的某种东西恢复了，这东西超越了高级动物世界的集体生存，深深掩藏在自由运动的生命的原始历史中。在此，来自醒觉意识的传达，有时离完成已只有一步之遥。
民族、种族和语言（3）
五
在所有已经被固定的符号中，没有一种比我们在其目前的状态中称之为“文字”的那种符号的后果更重大的了。毫无疑问，文字属于纯粹人类的言语历史，但有关文字语言的“起源”的观念，至少是有关它的传统的观念，一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和贫乏无味的，就像有关言语的某个起点的观念一样。对于后者来说，一个准确的开端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是和小宇宙的本质共存的，且包括在小宇宙的本质中；对于前者来说，那种准确的开端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要求以许多种已充分发达的交往言语作为前提，同时，它所构成的只是一个缓慢而平静地进化的因素——尽管最后会成为支配性的因素。所有的学说（不论它们彼此间如何正面地冲突），例如冯特（Wundt）的学说和耶斯佩森（Jespersen）的学说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用语词来研究说话，好象说话是某种新的自足的东西，这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们带到一种根本上错误的心理学。实际上，文字语言是很晚才出现的一种现象，但它并不是一枝新芽，而是一切有声言语的词干上的一个分枝所开的最后一朵花。
实际上，纯粹的文字言语是不存在的。没有人在说话的时候，除使用既定的词汇之外，不利用其他的言语方式，比如重音、节奏、面部表情，这些东西比文字的语言更加原始，而且，文字的语言和这些东西已完全相互纠缠在一起了。因此，对于今天有着极端错综复杂的结构的文字语言的集合，十分有必要避免将其看作是具有一种同质历史的内在统一体。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种文字语言皆有着十分不同的方面，而这些方面的每一种在其语言的整体历史中又都有各自的命运。没有一种感官知觉和词的使用的详细历史全然地无关。此外，我们还必须非常严格地把有声的语言和字句的语言区分开来；前者甚至连较为简单的动物物种都熟悉，后者在某些特征上——其实就是个体的特征，但因此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根本不同的某个东西。对于每一个动物来说，声音语言，进而还有表现的动机（愤怒的吼声）和交往的符号（警告的叫声），是可以清楚地区分开的，而且，可以说，最早的词的情形无疑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么说的话，字句的语言是作为一种表现语言还是作为一种交往语言发生的呢？在十分原始的条件下，它是否多少独立于任何视觉性的语言如图画和姿势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答案，因为对于可以正当地称之为“语词”的前形式是什么样子，我们一无所知。语言学实在是太天真，它把我们今天所谓的“原始”语言（实际上，这是对很晚近的语言条件的不完全的描绘）当作有关语词和文字的起源的结论的前提来使用。在这类语言中，语词是一种已经确立的、高度发达的和不言自明的手段——也就是说，恰恰不是什么“原始的”东西。
毫无疑问，那使将来的世界语言有可能从动物世界的一般有声言语中分离出来的符号，就是我所说的“名称”——这是一个有声的影像，可拿来表示周围世界的某件事物，它被人看作是一种存在，并通过命名的行为而成为一种神意（numen）。我们没有必要去推测第一批名称是怎么得来的——在这个时期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人类言语中，没有一种能在此给我们提供最低限度的根据。但是，和现代研究的观点相反，我认为，决定性的转向不是来自喉结构造的变化，或来自声带构造的某个特殊性，或来自其他任何生理因素——如果说真的曾经发生过这类变化，那它们影响的也是种族方面——它甚至也不是来自一种逐渐增强的自我表现的能力，比如说，通过从字词到句子（H。保罗）这样的现成手段，而是来自一种深刻的精神变化。随名称而来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如果说一般的言语是恐惧的产物，是醒觉意识面对事实时涌现出来的深不可测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恐惧迫使所有的动物在渴望证明彼此的现实性和亲近性时不得不群聚在一起——那么，第一个字词，亦即名称的出现就是一次巨大的跃进。名称的滋养既来自意识的意义，也来自恐惧的源泉。世界不仅是存在着的，人们在其中还能感觉到一种奥秘。在表现语言和交往语言的更一般的对象之上和之外，人给那谜一样的东西以名称。野兽不知道谜的存在。对于这种最初的命名，人不能想得太过庄严和神圣。说出名称常常不是什么好事，应该让名称处于秘密状态，因为在它里面潜伏着一种危险的力量。由于名称的出现，人类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即从动物的日常自然状态前进到了人的形而上的状态。在人类心灵的历史中，这是最伟大的转折点。我们的认识论习惯于把言语和思想放在一起，如果我们只考虑那些今天还能接触到的语言，那这就是对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比这更深入一步，我认为，随着名称的出现，本来意义上的宗教，确定的宗教，也从无形式的、类似于宗教的敬畏感当中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意味着宗教的思想。它是那摆脱了感觉的创造性的理解所具有的新概念。就像我们用一个十分重要的习语说，我们在“反思”、“沉思”某个东西。由于对被命名物的理解，一种高于一切感性生存的高级世界就开始形成了——这所谓的“高级”，既是依据明显的象征主义，也参照了头的地位，亦即人们（常常努力清楚地）推测的，头是思想之家。这种高级世界赋予了原始的恐惧感一个对象和一种解放之光。后来时代的一切哲学的、学术的、科学的思想一直是且仍然是以这种宗教的最初思想作为自己的最深厚的基础。
我们必须把这些最初的名称看作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声音语言和姿势语言的符号储存中十分不同的和个别的因素，对于那符号储存的丰富性，我们再也无法想象，因为其他的这类手段已成为文字语言的隶属，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它们与文字语言的联系。然而，当名称开始使交往技术变形和精神化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靠得住的——即眼睛的优势压倒了其他感官。人的觉醒和认识必须是在有光亮的空间中，他的深度经验是向光源和光阻的一种放射，他设想他的自我处在光的中心。“可见”或“不可见”交替地支配着产生最初的名称的理解状态。最初的神力（numina）有可能是在光的世界中以其效果而被人感觉到、听到和观察到而非看到的东西吗？毫无疑问，那众多的名称，和别的标志着世界事变过程中的某个转折点的东西一样，必定发展得既迅速又有力。在整个光的世界中，一切都具有空间的位置和在空间中持续的性质，这光的世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