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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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希腊人、多利安人或斯巴达人是一种民族吗？如果罗马人是一种民族，那我们该怎样看待拉丁人呢？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意大利人口中，我们称作“埃特鲁里亚人”的那一部分属于何种单位呢？他们的“民族性”是不是像巴斯克人和色雷斯人（Thracians）的民族性一样，实际上是根据他们的语言构造决定的呢？“美洲人”、“瑞士人”、“犹太人”、“布尔人”，这些词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人种观念呢？血统、言语、信仰、国家、景观——在所有这些东西中，哪一个是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呢？一般地说，血统和语言的种种关系仅仅是经由学者确定的，一般人对它们完全没有意识。“印欧体系”纯粹只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尤其只是一个语言学概念。亚历山大大帝想把希腊人和波斯人融合在一起的企图是彻底地失败了，我们最近也已经体会到了盎格鲁－德意志的情感共同体的真正力量。但是，“民族”是人所意识到的一种联系。在日常的用法中，人们带着情感地称作自己的“民族”的东西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在他所属的众多共同体中，该共同体在精神上最接近于他。进而，他还把这个概念的用法扩展到形形色色的集体中，而实际上，这个概念是十分特定的，是源自于个人经验的。对于恺撒来说，阿维尔尼部落（Arverni）只是一个“城社”（civitas）；而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人是一个“民族”。正是因此，构成一个民族的是雅典人而不是希腊人，事实上，只有少数人，比如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认为自己首先是希腊人。也正是因此，兄弟二人中有一个人可以称自己是瑞士人，而另一个同样有权称自己是德国人。这些不是哲学的概念，而是历史的事实。一个民族是人的集合体，这集合体觉得自己是一个单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巴达特人（Spartiates）觉得自己是一个民族；公元前1100年的“多利安人”可能也这么觉得，但公元前400年的多利安人肯定不会这样。十字军远征军在参加克勒芒（Clermont）宣誓时真正变成了一个民族；摩门教徒（Mormons）在1839年被赶出密苏里时也是一个民族；当玛美尔提尼人（Mamertines）需要为自己取得一个避难的堡垒时也是这样。这种形成原则对雅各宾人（Jacobins）和喜克索人真的有什么不同吗？有多少民族可能就是起源于对某个首领的追随或起源于一群逃亡者呢？这种群体可以改变种族，就像奥斯曼人（Osmanli），他们曾作为蒙古人出现在小亚细亚；也可以改变语言，就像西西里的诺曼人；还可以改变名称，就像亚该亚人和达奈人（Danaoi）。只要有共同的情感，就会有这样的民族。
我们必须把民族的命运和它的名称区别开来。后者常常是我们唯一还能有所了解的东西；但我们能从一个名称正当地得出有关民族的历史、家世、语言的任何结论吗，哪怕仅仅是对享有这一名称的那些人的同一性获得某个结论？在这里，历史研究者又一次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不论他有什么样的理论——他实际上已经把名称和分享名称的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像对待今天的人名那样去处理。我们对这个领域里未被研究的可能问题的数目有没有一个概念呢？首先，命名的行动本身在早期的团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一个名称，人群就可以有意识地以一种神圣的尊严感来激励自己。但在这里，宗教的名称和战争的名称可能并肩存在；而土地或传袭又可能提供别的名称；部落名称可能和一个赋予部落名称的英雄的名字可以互换，例如奥斯曼人的情形；最后，无限量的外来名称可以应用于一个群体的边远地区，而这个共同体中只有一部分人曾经听说过它们。如果仅仅是诸如此类的这些名称才能流传下来，那么，有关享有这些名称的人的结论实际上就不可避免的是错误的。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Alemanni）和萨克森人的神圣的名称毋庸置疑地代替了瓦鲁斯战争时期的一大堆名称——但是，如果我们刚好不知道这一事实，那我们老早以前就会相信这里曾发生过旧部落被新入侵者驱赶或消灭这样的事情。“罗马人”和“奎里人”、“斯巴达人”和“拉塞达埃蒙人”（Lacedaemonians）、 “迦太基人”和“布匿人”，这些名称皆是两两并存的——在此，又有另一种危险，就是把一个民族看作是两个民族。“皮拉斯基人”、“亚该亚人”、“达奈人”这些名称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我们所具有的只是这些名称而已，那学者们早就会把每个名称看成一个不同的民族，以为各有完整的语言和种族因缘。不是有人曾尝试从“多立克”这个地域名称中得出有关多利安人迁徙行程的结论吗？一个民族是不是时常会采用一块土地的名称并且把它接受下来呢？现代的普鲁士人就是这样，现代的帕西人（Parsees）、犹太人和土耳其人也是这样，而勃艮第和诺曼底的情形则正好相反。“希腊人”这个名称约出现于公元前650年，所以不能和任何人口迁移联系起来。洛林（Lorraine）＇洛泰林根（Lotharingen）＇的名称就得自一个完全不重要的君主，并与一份遗产继承的决定有关，而与民族迁徙无关。巴黎在1814年把德国人叫做阿勒曼人（Allemands），在1870年叫做普鲁士人，在1914年叫做波希人（Boches）——在其他场合，这些名称可能被认为包括了三个不同的民族。在东方，西欧人被叫做法兰克人，犹太人被称为西班尼奥人（Spaniole）——这件事实很容易用历史事件来说明，但一个语言学家单单从这些词中会得出什么呢？
如果到公元3000年时学者们还利用今天的有关名称、语言遗迹的研究方法及关于原始的家和迁徙的概念去进行工作，我们真想象不出他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例如，约在公元1300年时，条顿的武士们赶走了异教徒的“普鲁士人”，而到1870年，这些人经过漫游后又突然出现在巴黎的大门口！罗马人迫于哥特人的压力，从台伯河流域迁徙到了下多瑙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定居在波兰，在那里，他们说拉丁语吗？查理曼在威塞尔河（Weser）打败了萨克森人，后者因此迁徙到了德累斯顿的附近，他们的地方被汉诺威人（Hanoverians）占领了，按朝代名称看，汉诺威人的原始居住区当是在泰晤士河！记录下名称之历史而不是民族之历史的历史学家忘记了名称也有自己的命运。语言亦是这样，由于它的迁徙、变异、胜利和失败，有时，甚至对于与其有关的民族的存在，我们也无法得出什么结论。印欧语言研究工作尤其犯有这一基本的错误。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普法尔茨”（Pfalz）和“喀拉布里亚”（Calabria）这两个名称曾换来换去，尽管希伯来人曾经从巴勒斯坦被赶到华沙，波斯人从底格里斯河被赶到印度，可是，从埃特鲁里亚人的名称的历史及从勒谟诺斯岛（Lemnos）上的所谓“替尔西尼”（Tyrsenian）铭文中，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或者，从法国人和海地黑人使用共同的语言来看，能不能说他们曾经构成过一个单一的原始民族呢？今天在布达佩斯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地区，人们说两种蒙古语、一种闪米特语、两种古典语言和三种斯特夫语，这些言语共同体全都觉得它们自己本质上就是民族。如果我们在此想建立一种迁徙史，方法上的错误就会体现在某些奇怪的结论中。“多立克”是一个方言名称——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毫无疑问，在这类方言中，只有少数几支方言能迅速地传播开来，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那归属于它的人类族系也有过传播，甚至都不能证明这种族系的存在。
二
由此，我们产生了现代历史思想中的一个特别的观念。如果一个历史学家遇到了某个已获得某种成就的民族，他就觉得他应当替这个民族回答一个问题：它是从哪里来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一个来处，有一个原始的家，是关涉到尊严的问题。说我们发现它的地方就是它的家，这几乎是一个侮辱性的臆断。流浪是原始人类所怀抱的一种传奇性的动机，但是，把这一动机运用于严肃的研究也已经成为一种十足的狂热。中国人是否侵入了中国，或者说埃及人是否侵入了埃及，没有人研究过，问题始终是：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从什么地方侵入的。认定闪米特人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或雅利安人起源于迦南（Canaan），比放弃原始的家这个概念肯定要省力一些。
现在，所谓所有的早期人口皆是高度流动的，这个事实是没有疑问的了。例如，利比亚人问题的秘密就在这个事实当中。利比亚人或他们的祖先说的是含米特语（Hamitic），但是，甚至从古埃及的浮雕也可以看到，他们都是金发碧眼的人，因此无疑是源出于北欧的。在小亚细亚，从公元前1300年以来至少有三个迁徙层是被确定了的，它们可能和“航海民族”在埃及的几次侵袭有关；类似的情形在墨西哥文化中也能够看到。但是，对于这类迁徙的性质，我们一无所知。无论如何，毫无疑问，迁徙这类活动是现代历史学家喜欢描绘的——被挤压在一起的人们成群结队地穿过陆地，或是自己向前推进，或是被人推进，直至最后定居在某个地方。并不是民族本身的改变，而是我们对其所形成的概念的改变，损害了我们对民族的性质的看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并不流浪，而对于古代民族所热衷的流浪，也必须在极其仔细地考察之后才能给其贴上这个标签，因为这个标签并不永远代表相同的事情。人们喜欢用一个不变的动机来解释这些迁徙，这就是物质的需要——这个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只具有与提出这一解释的时代相适应的价值。通常地，饥饿会引致十分不同的努力，它当然只是迫使种族的人背井离乡的最后一种动机——尽管可以理解的是，当这些人群突然遭遇军事上的阻力时，常常就会感觉到这种动机。毫无疑问，在这种率直、强悍的人身上，从他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正是那种想在自由的空间中活动的原始的、小宇宙的渴望，这渴望即是对冒险、对闯荡的爱，是对权力和掠夺的急切心情，亦是对事业、屠杀之快乐、英雄的牺牲的一种几乎不为我们所理解的炽热的欲望。毫无疑问，内部的倾轧或对强者的报复的恐惧，也常常是迁徙的动机，但这也是一种强悍的、男子气的动机。诸如此类的动机是有传染性的——“那呆在家里的人”是一个懦夫。再者，难道十字军或科特兹和皮萨罗（Pizarro）的远征，或我们时代的“疯狂的西方”开拓者的冒险也是普通的身体上的饥饿所引起的吗？在历史上，我们发现，一小撮侵入广阔土地的人，总是被血气的召唤，被追求高级命运的渴望所驱使的。
并且，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下被入侵者侵入的国家的状况。它的特征总是或多或少有所改变，但这些改变不仅是由于外来移民的影响，而且越来越多是由于土著居民的本性，毕竟，他们在数量上是占绝对优势的。
显然，在无人区，弱者只求躲避攻击是很容易的，一般来说，他们的这个愿望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但是后来，在人口越来越稠密的情况下，侵入者就会赶走弱者，弱者要么是成功地保卫自己，要么就得取得新的土地以替代旧的土地。空间冲突已经存在了。没有一个部落的生活能在所有方面不与外界保持经常的接触，不会不怀着猜忌地随时准备诉诸武力。战争严酷的必然性教育了人们。民族，由于其他民族之故，由于反抗其他民族，精神上才会变得伟大。就这样，武器变成了对付人的，而不是对付野兽的。最后，在众多历史时期中，我们只有一种迁徙形式是值得重视的——武士成群结队地横扫住满了人的国土，那上面的居民还在过着平静而诚实的生活，他们已成为战利品的一个主要部分。在这时，由于胜利者居少数，许多全新的情形出现了。具有强悍的精神形式的民族在人数多得多但却没有精神形式的土著民的上面发展壮大，至于民族、语言和种族的进一步转变，则取决于更复杂的具体因素。自伯洛赫和德尔布律克从事具有决定性的研究以来，我们知道，所有迁徙的民族——居鲁士的波斯人、玛美尔提尼人（Mamertines）和十字军人，东哥特人和埃及铭文中的“航海民族”，都属于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比起它们所占领地区的居民来，在数量上是非常少的，只有几千个战士而已，他们只在一个方面优于本地人，那就是他们决心要成为一种命运，而不是屈从于命运。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是可以居住的，而是已经有人居住的，因此，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地位的问题，迁徙变成了出征，定居过程变成了政治过程。在此，又一次，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定历史的时间范围内，一小队战士的胜利及随之而来的胜利者的名称和语言的传播，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民族的迁徙”——面对这一事实，我们有必要重复一下我们的问题，就是：事实上，在人、物和各种因素中，到底哪个是能够迁徙的。
在此有一些答案——一个地区或一个集体的名称（或一个被追随者所采用的英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