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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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方式被唤起（mitgefühlt）。知性本质上是鉴别性的，“理性”本质上是创造性的。后者孕育它的活动的对象，前者则是从对象出发。事实上，知性的鉴别最初是在与日常感觉的联系中运用和发展起来的——儿童便是在感觉判断中学会理解与区分的。接着，鉴别从这种联系中抽象出来，从此以后，它就独自忙碌个没完，它需要一种替代来代替以前作为其对象的感觉活动。这种替代只有一种既存的思维方式才能给它，现在，鉴别就是依据这种替代来进行的。这，也只有这，才是思想，思想不是随便建立在虚无之上的东西。
　　因为很早以前，当原始人还没有开始抽象地思考的时候，他就为自己形成了一幅宗教的世界图象，这一图象正是知性开始鉴别性地运作的对象。科学常常是在一种宗教以及这一宗教全部的精神上的先入之见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它的意义通常只在于对这些教义加以抽象的改良而已，这类教义不够抽象，因而被科学认为是虚假的。科学在其全部的原则、问题的提出和方法等方面，总是有某一宗教的核心相伴随着。知性所发现的每个新的真理，都不过是对已有的某个其他真理做的一种鉴别性判断。新旧知识之间的极性包含了一个后果，这就是，在知性的世界中，只有相对的正确——亦即说，总会出现比其他判断更有说服力的判断。鉴别性的知识取决于这样一个信念，即相信今天的理解总是比昨天的理解更好。而迫使我们怀抱这一信念的，又是生命。
　　那么，作为鉴别的鉴别是能解决重大问题呢，或者是它只能提出重大问题呢？在认知之初，我们相信前者。但我们所知越多，我们变得越是相信后者。只要我们还怀有希望，我们就称奥秘为问题。
　　因此，对于有意识的人类来说，存在一个双重的问题，即醒觉存在的问题与存在的问题，或空间的问题与时间的问题，或作为自然之世界的问题与作为历史之世界的问题，或脉动的问题与张力的问题。醒觉意识不仅力图理解它自己，而且还想理解与它自己类似的某些东西。虽则一种内在的呼声可能会告诉人们说，在这里，知识的所有可能性都已不可能，但尽管如此，恐惧心还是硬要说服——每一个人——继续探求下去，甚至宁愿假装获得了解答，而不愿自认是一无所获。
　　四
　　醒觉意识是由感觉和知性组成的，它们的共同本质便是不断地自我调节，以适应大宇宙。在这个限度内，醒觉意识与确定性是同一的，不论我们考虑的是鞭毛虫的触觉，还是最高等级的人类思维。当醒觉意识因为这样感触到自身而产生感觉时，就第一次遇到了认识论的问题。我们所谓的认知或认知的知识是什么意思呢？这些术语的原初意义与它们后来的文字表达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醒觉与睡眠的交替就如同白天与黑夜的交替，依据的是星辰的运行，认知也是这样与梦交替出现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然而，醒觉意识——不论是感觉的还是知性的——与认知和认知对象、事物和属性、对象和事件等之间的对立的存在是同义的。这类对立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因果律的问题。当我们称“原因”和“结果”是一对感觉要素的名称，或称“前提”和“结论”是一对理智要素的名称时，我们就是在它们之间确立了一种力量与等级的关系——当某一方出现时，也必有另一方出现。要注意，在这些关系中，时间根本上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命运的事实，而是因果的真理，不是“何时？”，而是法定的依存关系。毫无疑问，这是知性最有希望的活动路线。人类最快乐的时刻也许就是这类发现所带来的；因此，他就从日常生活的近在眼前的事物的这些直接打动他的对立面出发，作出一系列无穷无尽的结论，直到对自然的结构中最初和最后的原因给出说明，对于那自然，他称之为上帝，称其是世界的意义所在。他集中、整理和审视他的体系、他的有关由定律所主宰着的联系的教条，并在其中找到了未能预见的事物的避难所。那能够论证的人，便不再有恐惧。但是，因果律的本质究竟何在呢？它是在于认识的过程，在于被认识的事物，还是在于两者的结合呢？
　　张力的世界本身，必然地是僵硬的和死板的——就是说，是“永恒真理”，是超越一切时间的东西，是作为一种状态的东西。然而，醒觉意识的实际世界却是充满变化的。动物对此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只有思想家的思想会因此感到无所适从，因为静止与运动、绵延与变化、既成与生成等对立物表示着这样一种东西：其在本质上是“全然无法理解的”，因而（从知性的角度看）必定包含着一种荒谬。因为，那被证明不能以真理的形式从感觉世界过滤出来的东西，还能算作是一种事实吗？另一方面，尽管世界是作为无时间的东西被认知的，但是时间因素仍然依附在它身上——张力就体现为节奏，方向则与广延相联系。对于知性意识来说成问题的一切也因此可归结为一个终极的、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运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自由的和抽象的思维黔驴技穷了，我们开始发现，小宇宙终究是依存于大宇宙的，如同单个的存在自始就不是由身体而是由身体的外壳所构成的一样。生命没有思维照样可以存在，但思维只能是生命的一种方式。思维给自己定的目标尽管很高，可事实上，生命总会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思维，给思维一个与解决抽象问题全然无关的活目标。对于思维来说，问题的解答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对于生命来说，这些解答只可分为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如果求知的意志在运动问题上束手无策，那也许是因为生命的目标在那一点上已经获得答案了。尽管如此，实际上也正因如此，运动问题仍旧是一切高级思维的重心。所有的神话和所有的自然科学全是起源于人类面对运动之奥秘时所生的惊奇之感。
　　运动的问题立即且直接地触及到生存的秘密，这些秘密是醒觉意识所感到陌生的，但却又无情地煎逼着它。当我们把运动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时，我们是在证实我们有一种意志，即想去理解不可理解的东西，想去理解何时与何以、命运、血液以及我们的直觉过程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所触及到的一切。我们天生就能够观看，我们极力想看清我们眼前置于光的照耀下的一切，这样我们便能在字面上理解它，把它弄明白，就像弄明白一件可以触知的东西一样。
　　因为这是观察者所没有意识到的一件具有决定性的事实——他全力寻求的目标不是生命本身，而是要看清生命，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要参透死亡。我们在把握宇宙的时候，总是试图依照其在大宇宙中显现给小宇宙的样子，依照某一实体的生命在光的世界中显现为生与死、生长与消散的样子，并由此把身体和心灵区分开来，这一区分乃是我们把内在的固有的东西经验为感觉上外来的东西的能力的最深刻的必然性的结果。
　　我们不仅生活着，而且还知道自己“生活着”，这是我们的身体在光中生存的结果。但是，禽兽只知道生，而不知道死。如果我们是纯粹的植物性的存在，那我们在死时就不会意识到死，因为感觉到死和死本身是同一的。但是，动物虽则能听到死的呻吟，看到死的躯体，嗅到死尸的气息，却在经历死时并理解死。只有当知性通过语言脱离了视觉的认知，变成纯粹的知性时，死对于人才呈现为他周围的光的世界中的不解之谜。
　　那时，也只有那时，生命才成为生与死之间的一段短暂时间，而生的另一巨大奥秘也才会在与死的关系中出现。只有在那时，动物对于一切事物的各别的恐惧才会变成人类对于死的明确的恐惧。正是这一点，才使得男女之爱、母子之爱、世系、家族、民族，因此最后还有世界历史本身，成为了命运已有的无限深刻的事实和问题。死是每一个生在光中的人类的共同归宿，我们总是把死和这样一些观念联系在一起，如罪疚和惩罚的观念，生存作为一种赎罪的观念，在这一光的世界之外获得新生的观念，结束死亡恐惧的救赎的观念。在有关死的知识中，产生了我们作为人类而非禽兽所拥有的世界观。
　　五
　　有天生的宿命的人（destiny…men）和因果的人（causality…men）。在整个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人，一种是纯粹生活着的人，如农民与战士、政治家与将军、放眼世界的人与专一于事务的人，还有所有渴望发迹、渴望掌权、渴望战斗、渴望冒险的人，以及组织家或企业家，铤而走险的人、暴徒和赌棍；另一种是或则由于心理的能力或则由于血气的缺陷而注定要成为“才智之士”的人，如圣徒、僧侣、学者、理想家或理论家。存在与醒觉的存在、节奏与张力、动机与观念、循环器官与触觉器官——在但凡重要的人物身上，要不就是这一方面，要不就是那一方面，居有明显的支配地位。动机和冲动；知人论世的慧眼；每一个天生的行动家所具有的对自己的星座的信仰——这种信仰全然不同于对某一观点的正确性的确信；在决断的时刻充满血气的发言；在为任何目标和任何手段作辩护时那坚定不移、沉着冷静的自信——所有这一切，在那好批判、好沉思的人身上，我们是很难看到的。甚至一个务实的人的脚步声也不同于一个思想家的脚步声，前者的声音听起来比后者的更为踏实，因为在后者那里，纯粹的小宇宙无法与大地建立起坚实的联系。
　　是命运使一个人成为这个样子或那个样子——或是成为敏感的、逃避事实的，或是成为行动的、轻视思考的。但是，行动型的人是完整的人，而沉思型的人则是有一个器官能够不靠（甚至违背）身体而进行工作。因此，当这个器官试图去控制现实以及它自身的世界时，情形就会变得更糟，因为那时，我们所获得的全部有关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改革计划，都在不容辩驳地证明说事情应当成为什么样子以及怎样使其成为那个样子——所有的理论都无一例外地取决于这样一个假定，就是，所有的人都和提出理论的人一样（或如他自以为的那样），皆是富于观念而穷于动因的。这类理论即便上场时装备有一种宗教的全部权威或一个名人的声望作护身符，也没见它们在哪个事例中对生活之改变有过一丁点的作用。它们仅仅是使我们对于生活的想法较之过去有所不同而已。这正是一种文化的“晚期”——即写得多、读得多的时期——的劫数，这些时期用关于生命的思维与关于思维的思维之间的对立永远地混淆了生命与思维之间的对立。所有的世界改良者、僧侣和哲学家都一致认为，生命是最精妙的沉思的恰当对象，但人世的生活自己走自己的路，丝毫不关心别人说什么。甚至当一个共同体成功地“按章”生活时，其全部的成就在某一未来的世界史中充其量也不过是有关其自身的一个附注而已——如果在本有的、唯一重要的主题被处理完之后还有篇幅剩余的话。
　　因为，归根结底，只有行动的人、宿命的人，才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在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决策的世界中，在那里，概念和体系根本不重要，或不算数。在那里，一次机敏的打击比一个机敏的结论更重要，所有时代的政治家和军人都看不起那些“卖稿为生的人”或“书呆子”，这是有道理的，后者总是以为世界历史是为才智、科学甚至艺术而存在的。让我们坦率地、毫不含糊地说吧：从感觉当中分离出来的知性，仅仅是生命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决定性的方面。一部西方思想史可以不包括拿破仑（Napoleon）的名字，但在一部有关现实性的历史中，阿基米德（Archimedes）纵有很多科学发明，却可能不如进攻叙拉古（Syracuse）时杀死他的那个士兵影响大。
　　重理论的人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相信他们的地位是在重大事件之前，而不是在重大事件之中。例如，他们就完全弄错了政治诡辩派在雅典，或伏尔泰（Voltaire）和卢梭（Rousseau）在法国所起的作用。一个政治家对于自己正在做什么往往并不“明白”，但这并不妨碍他自信地沿着导向成功的唯一道路前进；反之，政治空论家永远知道应当做什么，但是他的活动一旦超出了书本的范围，就是最不成功的，因而也是历史上最没有价值的。只有在动荡不定的时期，例如阿提卡的启蒙时期、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时期，这类侵入才时有发生，那时，舞文弄墨的空论家热情地投身于人民的实际历史，而不是忙于建构体系。他误解了他的地位。他和他的原则与计划只属于一种文献的历史，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历史。真正的历史不是通过反驳他而是通过放任他和他的思想去对他作出裁决的。一个柏拉图（Plato）或卢梭——更别说较次的才智之士了——能够建立抽象的政治结构，但对于亚历山大（Alexander）、西庇阿（Scipio）、恺撒（Cæ；sar）、拿破仑以及他们的计划、战争和决策来说，这类抽象的结构是毫不重要的。思想家如果愿意也可能讨论命运；但有了这类人物代表命运就足够了。
　　在小宇宙的存在的全部多样性中，我们总会遇到被激励的群众单位的形态，这是一种高级的存在，无论它们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顷刻之间出现的，都包含有个体的全部情感和激情，这种情感和激情的内在本性是不可捉摸的，不是推理所能理解的——尽管行家能看穿和充分地测算它们的反应。在这里，我们也应把一般的动物统一性和纯粹的人类联合体区分开来：前者是被感觉到的，那统一性完全依赖于存在和命运，比如空中的飞鹰的路线或进攻的军队的路线；后者则依赖于知性，是在意见相同、目标相同或知识相同的基础上结合为一体的。对于宇宙节奏的一致性，人们在获得它的时候不必有要获得它的愿望；对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