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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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智性非常卓越的少数人只好选择才智的武器，他们只能这么做，因为世界城市纯粹是智性的、无根的，是文明通过假设而获得的共同所有物。天生的世界公民、世界和平主义者和世界调解者——在“战国”时代的中国，在佛教的印度，在希腊化时代，以及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都是一样的——是费拉的精神领袖。“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只是和平主义的另一种公式。一切文化的历史中都有一种反邦族的因素，不论我们有没有证据。纯粹以自我为指归的思考，对生命永远是陌生的，因而对历史也永远是陌生的，是不好战的，是没有种族的。想想我们的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雅典的智者派、佛陀和老子吧——更别说那些具有教士的和哲学的世界观的伟大斗士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一切民族主义的强烈轻视了。不管他们的情形怎样各不相同，但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即种族的世界感、看待事实的政治（因而是邦族的）本能（“不论对与不对，祖国还是祖国！”）、要做演化的主人而不做它的对象的决心（因为二者必居其一）——一句话，即追求权力的意志——必须退却并让位于一种倾向，具有这种倾向的标准人物通常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原始冲动，因而只能唯逻辑是从；他们对于真理、理想和乌托邦的世界稔熟于心；他们是相信自己能用逻辑代替现实、用一种抽象的正义代替事实的威力、用理性代替命运的书呆子。这种倾向始于永远胆怯的人，他们使自己从现实退却到斗室、书斋和精神共同体中，并宣布世间的作为是没有意义的；它在每一种文化中都终于世界和平的信徒。每一民族（从历史上说）都有这种无用的废物。甚至他们的头也在观相方面独自构成了一个类别。在“智性的历史”中，他们的地位很高——他们当中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名字——但从现实历史的观点来看，他们是无能的。
一个置身于其事变世界中的邦族的命运，取决于它的种族品质能多大程度上成功地使这些事变对它不产生历史的效力。甚至现在，我们也许还能证明，在中国的战国时期，秦国之所以得胜（公元前250年），是因为只有它与道家的情感保持了距离。无论如何，罗马民族之所以胜过古典世界的其他民族，是因为它能把它的政策措施和希腊主义的费拉本能隔离开。
一个邦族就像是获得了活形式的人类。各种世界改良学说的实际结果始终是一种无形式因而无历史的集合。所有的世界改良家和世界公民都代表着费拉理想，不论他们自己是否认识到。他们的成功意味着邦族的历史退位，这种退位不是有利于永久和平，而是有利于另一个邦族。世界和平总是一种单方面的决心。罗马和平对于后来的军人皇帝们和日耳曼军事国王们只具有一种实际的意义，就是，它使一亿多无形式的人口变成了少数武士集团的权力意志的单纯对象。这种和平是以和平的牺牲为代价，与此相比，坎尼战争的损失就显得微乎其微了。巴比伦人的、中国人的、印度人的、埃及人的世界从一个征服者的手中转到另一个征服者的手中，是它们自己的血替这种竞争付出了代价。这就是它们的——和平。当1401年蒙古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时，他们踩着那没有进行自卫的巴格达十万居民的头颅建起了胜利的纪念碑。从智性的观点看来，毫无疑问，邦族的消亡把一种费拉世界放在了历史之上，这是最后的且永远地文明化的历史。但是，在事实的领域，历史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状态，它在那里交替于长期的服从与短暂的愤怒之间，这种愤怒只会引起流血——世界和平永远也不能消除它——而不能改变任何东西。从前，他们为自己而流血；现在，他们必须为别人而流血，且常常只是为了娱乐别人而流血——这就是区别。一个坚决的领袖，把一万个冒险家聚集在自己身边，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整个世界只是一个单一的帝国，它就将成为一个仅供这类进行征服的英雄们进行剥削的最大的、可以想象得到的场所。
“宁死不做奴隶”（Lever doodt als Sklav）是弗里斯兰（Frisian）农民的一句古老格言。每一种晚期文明都选择了它的反面，同时，每一种晚期文明都不得不去体验这种选择所要付出的巨大的代价。
历史的假晶现象（1）
一
在岩层中，常常掩埋着矿石的结晶体。当裂缝和罅隙出现时，水渗了进去，结晶体逐渐地被冲刷出来，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只留下结晶体的空壳。接着是火山爆发，山体被爆裂，熔岩流注到那空壳中，然后依次凝聚、结晶。但是，这些熔岩不能按照自己的特殊形式去随意进行这一切。它们必须填满可填的空隙。这样就出现了歪曲的形状，形成了其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抵触的结晶体，明明是某一种岩石，却表现了另一种岩石的外观。矿物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假晶现象（Pseudomorphosis）。
我想用“历史的假晶现象”这个术语来表示这样一种情形，即：一种古老的外来文化在某个地区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土生土长的年轻文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不但无法达成其纯粹而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且不能充分发展它的自我意识。从此种年轻心灵的深处喷涌出来的一切，都要铸入该一古老的躯壳中，年轻的情感僵化在衰老的作品中，以至不能发展自己的创造力，而只能以一种日渐加剧的怨恨去憎恶那遥远文化的力量。
阿拉伯文化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它的史前时代完全处于古巴比伦文明的地域内，而此地域两千年以来一直是连绵不断的征服者的掠夺之地。它的“墨洛温时代”是由一个小波斯氏族的专政所表现的，这个氏族像东哥特人一样原始，它两百余年的统治很少遭到挑战，而这一统治赖以确立的基础，则是一个极度疲惫的费拉世界。但是，从公元前300年起，在位于西奈（Sinai）半岛和札格洛斯（Zagros）山脉之间的说阿拉米语的年轻民族中，开始出现并散布一种伟大的觉醒。正如在特洛伊战争时期和萨克森诸帝时代一样，一种新的人神关系、一种全新的世界感，渗透到当时流行的一切宗教中——不论这些宗教是冠以阿胡拉玛兹达的名称、巴力（Baal）的名称，还是耶和华的名称——并在各地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创造之风。但是，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其顿人到来了——来得恰逢其时，故而其中若有某种内在联系，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波斯的力量是建立在一些精神的律则上的，而那已经消失的正是这些律则。对巴比伦来说，这些马其顿人的出现，和其他的冒险家一样，不过是又一群蜂拥而来的冒险家而已。他们把一层薄薄的古典文明远布到土耳其斯坦和印度的大地上。“狄阿多西”（Diadochi）各王国本来是可以不知不觉地变成具有前阿拉伯精神的国家的——事实上，塞琉西帝国在公元前200年已是这样一个国家了，其在地理上和说阿拉米语的区域实际上是一致的。但从匹特那（Pydna）战役起，它的西部就越来越多地并入了古典帝国，终至屈服在罗马精神的强大影响之下，而这一精神之重心，却在一个遥远的区域。这就为假晶现象作好了准备。
从地理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看，麻葛文化就处在各高级文化的正中心——无论在空间方面还是在时间方面，它都是唯一与所有其他文化发生了实际接触的文化。因此，在我们的世界图象中，它的整体历史结构就完全有赖于我们能认清那被外在躯壳所扭曲的真正内在形式。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还未能认识到的，个中的缘由，既有神学上的偏见，亦有语言学上的偏见，尤其要归于近代研究过于专业化的倾向不合理地把西方研究细分为许多个别的分支——每一分支不仅在取材上和方法上，而且在思维方式上，皆与其他分支泾渭分明——因而使得人们对重大问题反倒看不见了。在此一情形中，专业化的后果也许比在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一般的历史学家，只呆在古典语文学的领域内，把古典的语言边界当作他们的东方视界；因此，他们完全不能察知那边界的两方——在精神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两方——深刻而统一的发展。结果就出现了以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使用来排列和划分的“古代”、“中古”和“近代”的历史透视。对于研究古代语言及其“文本”的专家来说，阿克苏姆（Axum）、示巴（Saba）、甚至萨珊王朝的领域，都是不可究问的，因而在“历史”上它们几乎全都不存在。文学研究者（语文学家也一样）把语言的精神和作品的精神混淆在一起。阿拉米语区域的作品，如果恰巧是用希腊文写的，甚至仅是用希腊文保存下来的，他就把它们列入他的“晚期希腊文学”中，并把这种文学归入一个特殊的时期。而用其他语言写出的同一渊源的作品则超出了他的研究范围，但也要以同样人为的方法将其归入其他种类的文学中。可是在此，有最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一种文学的历史和一种语言的历史从来不是吻合的。实际上，麻葛民族的文学在此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它的精神只有一个，却是用好几种语言——其中也有古典语言——写成的。因为麻葛型的民族是没有母语的。世上有塔木德的、摩尼教的、聂斯脱利派的、犹太的民族文学，甚至有新毕达哥拉斯派的民族文学，但是没有希腊化的或希伯来的民族文学。
再说神学研究，其领域是按照西欧的各种不同教派而拆解细分的，因此，西方与东方之间的“语言学”分界对基督教神学也是有效的，且还在发挥效力。波斯世界归伊朗语言学的研究者去研究，因而，《阿维斯塔》的经文，虽然不是用雅利安方言写的，但却是用雅利安方言传播的，因此它们当中的重大问题应被视作“印度学”学者的工作的一个小小旁支，而根本不见于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之内。最后，由于希伯来语言学被限定为是旧约研究中的一个专科，因此，塔木德犹太教的历史不但从未得到单独的研究，而且在我所熟知的所有主要的宗教史中，已把它完全忘却了，而这些宗教史，却有篇幅论及每一个印度教派（因为民俗学也被列为一个专科），甚至还会论及每一个原始的黑人宗教。这就是今天的历史研究必须面对的最重大任务在学术上的准备情形。
二
帝国时期的罗马世界对于自己的境况怀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后来的作家却总是抱怨非洲、西班牙、高卢，尤其是作为母国的意大利和希腊的人口减少与精神空虚。但是，那些属于麻葛世界的行省在这类怨声载道的检视中常常被排除在外。尤其是叙利亚，人口十分稠密，并且和安息人的美索不达米亚一样，血气与精神是很旺盛的。
年轻的东方的优势是人人都感觉得到的，而且迟早也会在政治上表现出来。从这样一种观点去考察那历史之场景，我们就能看到：在马略和苏拉、恺撒和庞培、安东尼和屋大维（Octavian）的史诗和虚饰背后，这个东方正日趋紧张地挣扎着想要摆脱历史地趋于灭亡的西方；费拉世界正在觉醒中。罗马首都迁移到拜占廷即是一个重大的象征。戴克里先曾选定尼科德米亚（Nicodemia），恺撒考虑过亚历山大里亚或特洛伊。安条克（Antioch）本来是比任何地点都更好的选择。但是事情晚了三个世纪，而这三个世纪正是麻葛的青春时代带有决定性的时期。
假晶现象是从亚克兴战役开始的；在这次战役里，本应是安东尼获胜。这不是罗马与希腊之间用来解决争端的斗争——那种斗争在坎尼和扎马（Zama）战役中就已经解决了，在那一斗争中，汉尼拔的悲剧在于他不是为他的祖国而战，而是为希腊文化而战。而在亚克兴战役时期，是尚未诞生的阿拉伯文化对抗那已经衰老的古典文明的时期；争端之焦点在于是要元首政治，还是要哈里发政治。如果安东尼胜利，则能使麻葛心灵获得解放；可他的失败却使麻葛的土地上蒙上了罗马帝国的铁幕统治。在西方历史上，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就是公元732年图尔（Tours）和普瓦提埃（Poitiers）之战。如果当时阿拉伯人打胜了，把“法兰克斯坦”变成了东北方的一个哈里发辖地，那么，统治阶级就会熟悉阿拉伯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像格拉那达（Granada）和开拉温（Kairawan）这样的大城市就会在罗亚尔河（Loire）和莱茵河上建立起来，哥特式的情感就会被迫用清真寺和阿拉伯风格的久已僵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就不会有日耳曼的神秘主义，而会有一种伊斯兰教的苏非主义。类此的事情在阿拉伯世界确实发生了，个中缘由主要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叙利亚－波斯民族没有产生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这样的人物，没有产生密特拉达狄（Mithradates）或布鲁图斯（Brutus）、卡修斯（Cassius）或安东尼这样的人物联手对抗罗马。
今天，我们又在俄罗斯看到了第二次假晶现象。武功歌中的俄罗斯英雄传奇，在关于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大公（Prince Vladimir）（约在公元1000年）及其“圆桌”骑士团的史诗系列中，在民间英雄伊利亚·穆罗木茨（Ilya Muromyets）身上达到了顶峰。俄罗斯心灵和浮士德心灵之间的整个巨大差异，在这些英雄故事跟“同时代的”民族大迁徙时期的亚瑟王（Arthur）和厄曼锐克（Ermanarich）的英雄传说、以及以希尔德布兰德之歌（Hildebrandslied）和瓦尔特之歌（Waltharilied）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尼伯龙根英雄故事的对比中，已经显露无遗。俄罗斯的“墨洛温时代”始于伊凡三世（Ivan Ⅲ）推翻鞑靼人的统治（1480年），经过罗立克（Rurik）家族最后的几位王公及罗曼诺夫家族（Romanovs）最初的沙皇时代，直到彼得大帝（1689～1725年）。这一时期恰恰相当于从克洛维（Clovis）（481～511年）到实际上使得加洛林王室取得优势的泰斯特里战役（Te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