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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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着——启示录文学是以文字书写下来的，因而它可以抵达所有有待唤醒的心灵之深处，它也是被人阐释过的，因而人人皆可得其要领。
不难看出，在这些概念中，有一些是耶稣交往最久的朋友提出的，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自己组成了一个信奉末日的共同体，常去参谒圣殿。对于这些质朴的人——其中有以前公开反对过他的兄弟，有现在信仰她的被处决了的儿子的母亲——来说，犹太传统的力量甚至比启示录的精神更有力量。他们没能够达成说服犹太人的目的（虽然最初甚至连法利赛人都倾向于他们），因此他们成为了犹太教众多教派中的一派，他们的作品“彼得的忏悔”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开的表白，即他们自己是真正的犹太人，而最高议事会则是假犹太人。
当不久以后麻葛思想和情感的整个世界需要对新的启示录教义作出回应时，这个圈子的最终命运必将走向湮没无闻。在耶稣后来的门徒当中，有很多人确然是纯粹的麻葛式的人，整个地摆脱了法利赛的精神。早在保罗以前，他们就默默地解决了传教的问题。对他们而言，不去布道，就等于没有活着，在从底格里斯河到台伯河的各个地方，他们迅捷地结成许多小的圈子，用尽一切可以设想的表达方式把耶稣的形象和早先的大量想象融合在一起。从这里，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分歧，即究竟是向异教徒传教还是向犹太人传教，这一分歧较之业已解决的犹太国与世界之间的冲突要重要得多。耶稣曾住在加利利。他的教义应当面向西方还是面向东方呢？它应当成为一种耶稣崇拜还是应当成为一种救世主的教团呢？它应当寻求和波斯教会还是和调和教会——这两者皆处在形成的过程中——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呢？
这是保罗所决定的问题——他是新运动中的第一个伟大人物，是第一个不仅具有真理感而且具有事实感的人。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年轻拉比，作为一位最著名的坦拿的学生，他曾以犹太教徒的身份迫害过基督徒。随后，在经历了当时时有发生的那种觉悟之后，他转向了西方那众多小的崇拜共同体，并以自己的方式从它们中创建出了一个教会：从此以后，异教的和基督教的祀拜教会便并行发展，经常是相互影响，直到扬布利柯和阿泰纳西乌斯（Athanasius）（大约公元330年）的时期。在这伟大的理想面前，保罗很少掩饰他对耶路撒冷的耶稣共同体的蔑视。在新约里面，再没有比致加拉太人书信的开篇更直白和确切的了；他的活动是自我担当起来的；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说教，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创建。最终，十四年之后，他前往耶路撒冷，为的是借着自己高尚的精神力量、借着自己的威望、借着自己对耶稣的老伙伴保持的有效的独立，去迫使那里的人们同意他保罗的创造包含了真正的教义。至于彼得和他的教众，他们对于现实性是陌生的，他们没能抓住和领会讨论的深远意义。从此以后，原始共同体就成了多余的。
保罗在心智上是一个拉比，在情感上是一个天启的信徒。他承认犹太教，但只承认它是一种初级的发展。故而，世上出现了两种麻葛式的宗教，它们共用着同一种圣经（即旧约），但有两种哈拉卡，一种倾向于《塔木德》——是坦拿们自公元前300年开始在耶路撒冷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是保罗所创建而由教父们所完成的，倾向于福音书的方向。但是，更有甚者，保罗还把已极度丰富的启示录和当时在这些地区盛行的拯救的渴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得救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直接启示给他的，是在大马士革附近启示给他一个人的。“耶稣是救世主，保罗是他的先知”——这就是保罗使命的全部内容。因此，把保罗比作穆罕默德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无论是在觉醒的性质方面，或是在预言的自信方面，因而也在确认自己是各自的说教的唯一权威和确认这说教是绝对真理的方面，他们都没有分别。
透过保罗，城市人及其“才智”登台亮相了。其他的人，尽管可能知道耶路撒冷或安条克，但从不理解这些城市的实质。他们的生活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们的心灵和情感全都是乡村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在古典型的大城市生长起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只能生存在城市里面，它既不理解也不尊重农民的乡村。这样的理解对于斐洛（Philo）还是可能的，但对于彼得就毫无可能了。保罗是第一个把复活的经验视为一个问题的人；在他的头脑中，年轻的乡下人那狂热的敬畏变成了精神原则的冲突。多么强烈的一个对比！——客西马尼花园的内心斗争，大马士革的时刻：儿童与成人，心灵的折磨与理智的决断，自我牺牲与改变事态的决心！保罗已经看出了新的犹太教派对耶路撒冷的法利赛派的危险性；现在，他突然领会到，拿撒勒人“是对的”——这类言辞在耶稣的嘴上是不可能设想的——他要同他们一道去反对犹太教，由此他把以前包括在经验知识中的东西设定为一种理智的东西。但是，他在提出这一理智的东西时，无意中使它趋近了另一些理智的力量，即西方的城市。在纯粹启示录的环境中是没有“理智”的。在那些老伙伴的眼里，他简直无法理解，哪怕是理解一丁点——当他向他们宣讲的时候，他们必定会悲伤而疑虑地看着他。他们的有关耶稣的活生生的形象（保罗从来没有见过他）在此等概念与命题明亮而冷硬的光线下显得黯淡无光了。从此以后，神圣的记忆蜕变为一种经院式的体系。但是保罗对自己的观念的真正家园是有着完全的、确切的感情的。他的传教行程全是指向西方的，对东方，他忽略不顾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古典城市的领域。为什么他到了罗马、科林斯而没有到以得撒或忒息丰呢？为什么他只在城市中活动而从未行走于村落之间呢？
事态如此发展，端在保罗一人。在他的实践能量面前，其他一切的情感都算不了什么，因此，年轻的教会就坚决地采取了城市的和西方的走向，积重难返，以致到后来竟把余下的异教徒叫做“pagani”——乡巴佬。这便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危险，只有年轻和青春的力量方能使那成长中的教会拒斥它；古典城市的费拉世界却双手紧握着这危险，那紧握的痕迹至今仍清晰可见。但是，——这已与耶稣的本质相距何等遥远！要知道，耶稣毕生都与乡村和乡下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那个他生于其中的假晶现象，他根本不曾关注；他的心灵中没有它的影响的丝毫踪迹——而现在，在他以后仅仅一代人，也许他的母亲尚在人世的时候，由他的死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已经变成了那种假晶现象的目标构成之中心。古典城市也立即成了仪式与教条演化的唯一剧场。共同体只是偷偷地、不引人注意地向东扩展。大约在公元100年的时候，基督教徒已经越过了底格里斯河，但就教会的发展而论，基督教徒及其信仰几乎还是不存在的。
这时，从保罗的贴身随从当中出现了第二次创造，正是这次创造，根本上规定了新教会的形式。有人大声呼吁把耶稣的人格和故事写成诗的形式，不过，仅仅由于一个人，才真正有了福音书，那就是马可。在保罗和马可的面前，所能有的乃是共同体的一个坚固的传统，那便是“福音书”，一种连续宣讲的传说，而支撑这一传说的，乃是那些不成形的、不重要的、用阿拉米语和希腊语写就但又根本没有定稿的注解。当然，不管怎样，严肃的文卷迟早总是要出现的，但它们的自然形式，作为那些曾与耶稣一起生活过的人的精神（以及一般的东方精神）的产品，只会是耶稣的言论的一种正典汇编，是对这些言论的扩展和结论性的界说，并要附以宗教会议的经文注解和围绕第二次降临的经文评注。但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任何尝试都被《马可福音》彻底地终止了，后者写于公元65年左右，跟“保罗书信”的最后几篇差不多同时，而且和“保罗书信”一样，也是用希腊文写的。对于那本小书的意义，作者也许丝毫不会有所怀疑，但它不仅使他成为了基督教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而且使他成为了一般的阿拉伯文化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一切旧的尝试都从此消失了，留下的“福音书”形式的文字作品成为了有关耶稣的唯一资料。（也正是因此，“福音”这个词从意指佳音的内容，变成了意指形式本身。）这个作品乃是保罗的文学圈子的愿望的产物，这些圈子从未听到过耶稣的同伴有关耶稣的任何话语。它是自远处看到的一幅天启式的生命图象；亲历的经验被叙述所取代，而叙述又是这样的平易直率，以至于启示的倾向渐渐地感觉不出来了。不过，“启示录”乃是它的前提。构成《马可福音》的实质的，不是耶稣的言论，而是以保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耶稣的教义。第一本基督教的书是从保罗的创造中产生出来的。但是很快地，后者本身若是没有这本书和它的后继者，就会变成不可想象的。
因为当时还产生了一种事物，那便是基督教民族的祀拜教会，这是天生的经院学者保罗所不曾设想但又是他的作品的倾向所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的。由于调和派的教理共同体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我意识，因而吸引了无数古老的城市崇拜和新的麻葛崇拜的结合，并通过一种最高的崇拜赋予了该结构以拜一神教的形式，而最古老的西方共同体的耶稣崇拜因长期的分解和充实，故而也包容了另一些类此的崇拜。围绕着耶稣的诞生——门徒们对此一无所知——衍生出了一整套他的童年故事。在《马可福音》中，这套故事尚不存在。实际上，在古老的波斯教的天启观念中，苏什扬特作为末日的救世主就已经相传是一个处女所生。但是，西方的新神话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后果。因为在假晶现象的地域之内，在耶稣的身侧立即产生了一个人物，对她来说，耶稣是圣子，她已超越了耶稣的形象——这便是圣母。她和她的圣子一样，代表着一种如此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的单纯人类命运，以至于她凌驾于调和宗教全部的一百零一个童贞女和圣母——伊西斯、坦尼特（Tanit）、赛比利（Cybele）、得墨忒耳——之上，凌驾于有关出生与痛苦的一切秘密之上，并最后还把它们都汇聚到自己身上。在伊里奈乌斯（Irenaeus）看来，她是新人类的夏娃。奥利金则力言她代表永恒的童贞。由于她生了救世主，故实际上是她救渡了世界。也因此，马利亚“狄奥托可斯”（Theotokos）（生上帝者）是古典疆界以外的基督教徒的一大绊脚石，而这一观念在教义方面的发展使得一性论者和聂斯脱利派教徒脱离教会，去重建了纯粹的耶稣宗教。但是，当浮士德文化觉醒过来，觉得需要一个象征去表达其对于时间之无限的原始情感和展示其对于世代绵延的感受的时候，它又确立了“忧愁圣母”（Mater Dolorosa）而不是受难的救世主的地位，以作为哥特时代日耳曼天主教的中心；在那充盈着光辉丰沛的内在性的整个若干世纪里，这个女性形象成了浮士德式的世界感的综合，成了所有艺术、诗歌和虔信的对象。甚至今天在罗马天主教会的仪式和祷词中，尤其是在它的信众的心目中，耶稣的地位都次于马利亚。
伴随着马利亚崇拜一起，出现了无数的圣徒崇拜，其数目肯定超过了古代地方神；当异教教会最终归于消灭时，基督教教会就能以圣徒崇拜的形式把全部的地方崇拜吸收进来。
保罗和马可在另一件具有无可估量的广泛重要性的事情上也是关键人物。与最初的期望适得其反，保罗传教的结果，是希腊文成了教会的语言，并步第一福音书的后尘，成了一种神圣的希腊文学的语言。读者尽可以换用别的方式考虑这一变化的意义。耶稣教会被人为地同它的精神源头割裂了，而依附于一种外来的、学术的因素。其和阿拉米本土的民族精神的接触也已经丧失了。从此以后，前述的两种祀拜教会拥有了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概念传统，来自同样的学派的同样的书本文学。而东方的较此远为朴实清新的阿拉米文学——真正的麻葛文学，用耶稣及其伙伴的语言思考和写就的文学——被排出于教会生活以外，再也不能与后者携手并进了。它们再也读不懂了，它们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最终被人们彻底遗忘。尽管波斯圣经是用阿维斯塔文写的，犹太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那毕竟是它们的作者和注释者的语言；而耶稣的教训以及其次有关耶稣的教训，都是取自整个启示录的语言；最后，美索不达米亚所有大学的学者所用的语言是阿拉米语。所有这些全都从视野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种祀拜教会的经院学者都同样地从他们那里各取所需，都同样地研究他们，也都同样地误解他们。
在这方面的最后一步是由这样一个人尝试的，他在组织才能上与保罗旗鼓相当，在才智的创造力上则大大超过了保罗，但对可能性和现实性的感受却远不如保罗，因而没能完成他所设想的雄伟计划——这就是马西昂（Marcion）。马西昂在保罗的创造及其后果中只看到了建立真正的救赎宗教的基础。他觉得，两种具有相同圣经即犹太正典的宗教不留余地地彼此相争是很荒谬的。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种情形的发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延续了一个世纪——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每种麻葛信仰中，一种神圣的经文总意味着什么。在这些经文中，马西昂看到了真正的“反对真理的阴谋”，看到了对于耶稣所意欲的教义来说最紧迫的危险，在他看来，这教义还没有实现。先知保罗曾宣布旧约已经完成，并告结束——而创教者马西昂则宣称旧约被打败了，被勾销了。他竭力想删除一切犹太教的东西，直至细微末节。从始至终，他都只是在攻击犹太教。像每一个真正的创教者一样，像每一个宗教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