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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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知识相同的基础上结合为一体的。对于宇宙节奏的一致性，人们在获得它的时候不必有要获得它的愿望；对于共同立场的一致性，却只有在人们愿意的时候才能获得它。一个人可以随意加入或退出一个学术团体，因为这涉及的只是个人的醒觉意识。但对于一种宇宙统一性，一个人是委身于它的，并是以他的全部存在委身于它。这类统一性中的群众容易被澎湃的热情或恐慌所掌控。他们在厄琉息斯（Eleusis）或卢耳德（Lourdes）是喧闹的和狂喜的，或像温泉关（Thermopylae）的斯巴达人和维苏威（Vesuvius）战争中最后的哥特人一样是英雄般坚定的。他们把自己组织得就像是合唱、进行曲和舞蹈的音乐，他们就像纯种的人和纯种的动物一样对明亮的色彩、装饰、服装和制服的效果很敏感。
　　这种被激励的集体是有生有死的。而学术团体是数学意义上的单纯总和，经由加减而发生变化，除非或者说直到（正如时常发生的）意见的完全一致是如此之感人，以致到了纯粹的程度，并突然从总和中造出了一个存在。在任何政治转折点上，言词可以变成命运，意见可以变成激情。一群乌合之众偶然聚集在街头，具有同一的意识，同一的感觉，同一的语言——直到那短命的心灵一闪而灭，各人又分道扬镳去了。这种情形在1789年的巴黎每天都有发生——只要听到“处死他”的喊声。
　　这类心灵有其特殊的心理，了解这种心理对于一个从事公共活动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单一的心灵是每一真正的等级或阶级的标志，不管是十字军的武士和军人等级，罗马元老院或雅各宾俱乐部，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治下的上流社会或普鲁士的乡“绅”，还是农民或行会，大城市的群众或深山僻地的村民，迁徙中的民族与部落或穆罕默德及一般新创立的宗教或教派的信徒，以及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或解放战争时期的德国人。我们所知道的这类最强有力的存在便是高级文化，它们是在伟大的精神剧变中产生的，在千百年的生存中把一切低级的集合——民族、阶级、城镇、世代——溶于一个单位中。
　　历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是由宇宙秩序中的存在，由民族、党派、军队和阶级来进行的，而才智的历史则是在松散的团体和圈子、学派、各级教育、“思潮”及“主义”中进行的。在此，又一次，这是一个命运问题，即究竟这类集体在具有最大效力的决定性时刻有没有一个领袖，或只是盲目地随波逐流；究竟偶然的领头人是第一流的人物，或只是一些被事件的洪流推到前台的无关重要的人物，比如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或庞培（Pompey）之流。政治家的标记就在于，他对于这些在时代的潮流中形成起来又消散无形的群众心灵，以及它们的力量和持久力、它们的方向和目标，具有一种准确而透辟的洞察力。可即便如此，究竟他是一个能够控制它们的人还是一个被它们席卷而去的人，却是一个偶然之事。


高级文化的类别（1）


　　一
　　故而，不论人出生来到世上来是为了生命还是为了思考，只要他在行动着或思考着，他就是觉醒的，因而是处于焦点中的（in　focus），亦即他总要适应他的光的世界在当时为他所保持的那种意义。每个人都知道，比如说，在做一个物理实验的中途，为了思考当天发生的某个事件，而突然中断实验，这简直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先前我已经说过，在人的醒觉意识中轮番出现的无数场景可分为不同的两类：命运和律动的世界，原因和张力的世界。我把这两种图象分别称之为作为历史之世界和作为自然之世界。在第一种图象中，生命运用的是鉴别的知性力。它有受到支配的视力，被感觉到的律动变成了内心所想象的波列，碎片般的精神体验则作为时代之巅峰被描画出来。在第二种图象中，思想本身居于统治地位，它的因果鉴别把生命变成了一个刻板的过程，事实的活生生的内涵变成了抽象的真理，张力变成了公式。
　　这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两种图象皆是视觉图象（eye…picture），但在前一种图象中，观察者委身于永不重复的事实，而在后一种图象中，观察者则力图为一个永久有效的体系找到真理。在历史图象中，知识不过是一种辅助物，宇宙的事物利用小宇宙的事物。在我们称作记忆和回忆的图象中，事物被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好象沐浴在内心之光中，并为我们的生存的律动所环视。但是，编年学的要素告诉我们，历史一旦变为思想的历史，就再也免不了要受到所有醒觉意识的基本条件的影响。在自然（或科学）图象中，那始终在场的主观的东西是外在的和幻觉性的，而在历史图象中，导致错误的却是那同样不可消除的客观的东西，即“数”（Number）。
　　当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工作时，我们的场景和自我调节应当是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是非个人的——我们要“忘记自身”——但是，每个人、每个阶级、每个民族或家族都是按照与其自身的关系来看待历史的图象的。自然的标志是那包容一切的广延，而历史则是来自于黑暗的过去，它把自己呈现在观察者的面前，并从他那里迅速地进入未来。观察者作为当下的存在始终是历史的中心点，并且，对于他而言，要想有意义地整理事实，若是无视事实的方向（这是生命而非思想所固有的一个要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每一时代、每一国土、每一活生生的集体，都有其自身的历史视界，而真正的历史思想家的标志，便是他使他的时代所要求的历史图象得到实现。
　　因而，自然和历史就像纯粹的和不纯粹的鉴别一样是可以分辨的——“鉴别”在此是针对生活经验的对立面而言的。自然科学只是鉴别，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但是在历史中，鉴别所能够做的，不外是科学地准备好一块领域，以便于历史学家的眼光进行环视。历史就是那来回的环视本身，不论它瞄准的是什么方向。那具有这种眼力的人，就能“历史地”理解每个事实和每种形势。自然是一种体系，而体系是能够通过学习获得的。
　　历史的自我调节的过程，对每个人来说，从儿童时期的最初印象就开始了。孩子的眼睛是锐利的，最贴近的环境中的种种事实，家族、家庭和街道的生活，都是深入骨髓地被感知和感觉到的，直到很久以后，城市及其居民才进入其视觉领域，而“民族”、“乡村”、“国家”等字眼对于他们还全然缺乏实质的意义。正是这样，而且完全是这样，原始人把呈现在他的狭窄的视野中的一切都看作是历史，看作活生生的事物——尤其看作是生活本身，看作是生老病死的戏剧；亦看作是激烈的战争和火热的爱情的历史，就像在他自己身上所体验到或在他人那里所观察到的；还有看作是亲属、氏族和村落的命运，它们的行动和它们的动机；看作是经久不衰的敌视、战斗、胜利和复仇的传奇。生活的眼界扩大了，而且展现在眼前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生生灭灭的生命。引为赞叹的不是现在的村落和氏族，而是遥远的种族和国家；不是若干年，而是若干世纪。那被实际经历和参与的历史从不能超出由祖及孙的三代——不论是对古代的日耳曼人和今天的黑人来说，还是对伯里克利（Pericles）和华伦斯坦（Wallenstein）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在此，活生生的生命的视界终止了，一种新的视野开始了，其中的图象是以传闻和历史传统为基础，在这一视野中，直接的感应是与一种既与众不同又由于长期的使用而稳定的心灵图象相适应的。如此展现的图象对于不同文化的人们显示出完全不同的广度。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正是由于这第二种图象，真正的历史才开始了，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永恒性之中，反之，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历史恰恰就在那时停止了。对于修昔底德（Thucydides）来说，波斯战争的事件已经没有活生生的意义了，而对于恺撒来说，布匿战争的事件亦是如此。
　　在这种视野之外，又有其他一些历史的单位图象（unit…pictures）进入了眼帘——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景观、星辰等等的命运的图象——这些图象终于和自然科学的最后图象融合成为了有关世界的创造与终结的神话意象。
　　儿童和原始人的自然（科学）图象，是从日常的微小技术中发展出来的，因为这种技术一直在迫使他们摆脱对大自然的胆怯的沉思，而转向对他们周边环境中的事实和情境的鉴别。和幼小的动物一样，孩子亦是通过游戏发现自然的最初的真理。检查玩具，分解玩偶，把镜子翻转过来看看背面有什么，在确定了某个东西永久正确时产生的获胜的情感——无论何种自然研究，都未能越过这一范围。原始人把他获得的这种鉴别性的经验运用到他的武器和工具上，运用到他的衣、食、住所需的生活资料上，也就是运用到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上。他也把这种经验运用到动物身上，尤其是当那些动物作为活生生的存在突然不再对他有意义时——他作为追逐者或被追逐者监视和揣测着它们的活动——当它们被机械地而不是被有机地理解为有血有肉的集合体因而对他有着确定的用途时。这恰如他对一个事件的意识，刚刚还是作为一个魔鬼的行为，转瞬之间就作为一种因果连续了。文化当中的成熟的人，每日每时调换位置，其情形与此完全相同。这也是一种“自然”视界，在它之外，则是由我们关于大雨、闪电和风暴，夏季和冬季，月的盈亏和星辰的运行的印象所构成的第二种视野。但是，在这种视野上，那因恐惧和敬畏而颤栗不安的宗教感，强使人们接受一种高级得多的尺度。恰如他在历史图象中宣讲生命的终极事实一样，在这里，他也力图确立自然的终极真理。他把位于知识所能及的界限之外的东西称作上帝，而所有在那个界限之内的东西，他都力图从因果关系上加以理解，理解为上帝的行动、创造和启示。
　　因此，每一组科学地确定下来的要素，都有一种双重倾向，自原始时代以来，这就是固有的且未曾改变。一种倾向就是竭尽所能地想提出一个技术知识的体系，以服务于实际的、经济的、军事的目的，许多种动物已把这类体系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并从它们开始，通过原始人及其对火和金属的认识，直接导向了我们的浮士德文化的机械技术。另一种倾向只是借助于语言把严格的人类思维从（禁止）的视觉中分离出来才形成的，它努力的目标是一种同等完善的理论知识，这种知识我们在文化的早期阶段称之为宗教的知识，而在文化的晚期阶段则称之为科学的知识。火对战士来说是一种武器，对工匠来说是他的设备的一部分，对教士来说是来自上帝的一种神迹，而对科学家来说则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所有这些方面，它都同样地是“自然的”、科学的醒觉意识所固有的。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中，我们找不到这样的火，而只能见到迦太基（Carthage）的大火和堆积在约翰·胡司（John　Hus）与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周围的薪柴的烈焰。
　　二
　　我再重复一遍，每个存在物只是就其与自身的关系来活生生地体验每个其他存在物及其命运的。农夫对落足在他的田野的鸽群的注视，决不同于大街上的自然爱好者和空中的老鹰对它的注视。农民在他的儿子身上看到了未来和继承，但邻居看他仍是一个农民，军官看他只是一个士兵，游客看他只是一个本地人。拿破仑作为皇帝和作为中尉时，看待人和物是大不相同的。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使革命家成为一个大臣，使士兵成为一个将军，这时，历史和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对他来说立刻会变成不同于原来的某种东西。塔里兰（Talleyrand）看透了他的时代的人物，因为他与他们同属一个时代，但是，设若突然把他扔进克拉苏（Crassus）、恺撒、喀提林（Catiline）、西塞罗（Cicero）这一群人中，他对他们的措施和见解的理解必定或者是没有价值的，或者是错误的。并不存在所谓的历史本身（history…in…itself）。一个家族的历史在各个家族成员眼里是完全不同的，每一政党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各有不同的理解。每一民族对当代的历史也各有不同的理解。德国人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必不同于英国人，工人对经济史的看法必不同于雇主，西方史学家眼中的世界史必与阿拉伯和中国伟大的史家的世界史全然不同。一个时代的历史，只有当它在时间上相隔甚远，而史家也根本与它无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客观的描述；我们发现，我们的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甚至在评判或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亚克兴战役时，都不能不一定程度地受到当前利害关系的影响。
　　评价者必定是通过自己的有色眼镜去看，这与人们能够进行深刻的认识并非水火不容，相反还是必需的。这种认识，我们发现，实际上正是在那些概括中所缺乏的成分，那些概括歪曲或全然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历史中的构成事物的独特性——这种概括最坏的例子就是“唯物”史观，对于这种历史观，当我们描述它时，唯一所能够说的，就是，它代表着观相术的贫乏。但是，尽管如此，也由于这样，对每个人来说，因为他属于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故而必有一种历史图象类型，是在与他自己的关系中出现的，同样地，也会有该时代、该阶级或该文化所特有的图象类型，作为时代、阶级或文化的概括。对于作为一种主要的存在物的每种文化所可能有的最高度的概括，便是它自身的作为历史之世界的原初意象，并且对它来说也是象征的意象；个体的所有自我调节——或者说和个体一样生动有效的集体的所有自我调节——都关涉着那种意象。每当我们称另一个人的观念是深刻的或肤浅的、独创的或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