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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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甚至在2世纪时也只不过是一个扩展了的教团，而它的公开影响与它的信徒人数是完全不相称的。可是到大约250年的时候，基督教突然壮大起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此时，古典世界最后的城市崇拜不是在基督教面前而是在新生的异教教会面前感到自己相形见绌了。在罗马，阿尔瓦尔兄弟会的记录于241年中断了，在奥林匹亚，最后的祀拜铭文是在265年。与此同时，在一个人身上积聚最多样的僧侣特质已相沿成习，这说明，这些特质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特殊的，而是被视作单独一个宗教的习惯了。并且这一宗教开始去改造异教徒，在希腊－罗马语系的土地上广为传播。另一方面，基督教却单独地传布于（大约300年）广大的阿拉伯地区。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内在矛盾现在不可避免地要在其中安寨扎营。这些矛盾导致基督教分裂为几个宗教——而且是永久如此，这并不是由于此时的特殊人物的精神倾向，而是由于特殊景观的精神引起的。
关于基督的性质的争论是这次纷争所由发生而待决定的焦点。所争论的主题，正是那些以同样的形式和同样的趋势而充斥于所有其他麻葛式神学思想中的实体的问题。新柏拉图派的经院主义、波菲利、扬布利柯、尤其是普罗克洛，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采取了一种西方的公式，运用了与斐洛甚至与保罗极其近似的思维方法。其对太一 、努斯、逻各斯、圣父和中保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是与实体关联着的。此中的过程是一种流溢，还是一种分有，抑或是一种充盈呢？是一个包容于另一个，还是彼此相等，抑或是相互排斥呢？这种三合一（Triad）同时又是一个单元（Monad）吗？在东方，这一问题的不同构成在《约翰福音》的前提和巴蒂萨尼斯的灵知中已经得到证明：阿胡拉玛兹达与圣灵（斯朋塔·曼纽）的关系和弗胡·玛诺的性质带给了《阿维斯塔》的“教父们”以大量的工作；而正是在具有决定性的以弗所和卡尔西顿会议的时期，我们看到光阴派以其在神圣的世界进程中的卓越地位＇视扎尔万（Zrvan）为历史的时间＇取得了对于神圣实体的暂时胜利（438～457年），这标志着教义之争的顶点。后来，伊斯兰教重新拾起整个这一主题，力图在穆罕默德与《古兰经》的性质的关系中来解决它。自从麻葛式的人类出现以来，这一问题就存在于那里——这与西方特有的意志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实体问题的对立物在浮士德式的思想开始之初被提出简直如出一辙。去寻找这些问题，是毫无必要的。当文化开始思考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存在于那里，它们是文化思维的基本形式，不请自来，而且有时还不曾觉察，它们就已经存在于它的各种研究中。
但是，为东方、西方和南方这三种景观所预先决定的三种基督教的解决方式，自一开始就已经全都出现了，在诺斯替主义的主要趋向中也已经很明显。这种趋向，我们可以用巴蒂萨尼斯、巴西里德（Basilides）和瓦伦廷（Valentinus）的名字予以指明。他们的汇合点是以得撒，这里的街道上响彻着聂斯脱利教徒反对以弗所胜利者的撕杀声和不久之后一性论者要求把伊巴斯（Ibas）主教扔给角斗场的野兽时发出的“ειsθεοss”（只尊一神）的呼声。
阿泰纳西乌斯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阿泰纳西乌斯的知识源头就在于假晶现象，他与他的属于异教的同时代人扬布利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阿里乌（Arius）把基督看作半神半人，只是在实体上与圣父相像。阿泰纳西乌斯反对阿里乌，主张圣父与圣子属于同一实体（θεοτηs），这实体在基督身上化作一个人的“身体”（σωμα）。“道成肉身”——这一西方公式依存的是祀拜教会的可见事实，而对圣言的理解则依存的是对肉身形象的持久沉思。这是偶像崇拜的西方的情形，在那里，扬布利柯正是在这个时候写出了他的论上帝形象的著作，指出神圣在圣像中是被物质地呈现的，并被展示为各种神迹，而三位一体的抽象实际上总是伴随着圣母与圣子之间具有人情味的关系，尤其是后者，在阿泰纳西乌斯的思维过程中是不可能消除的。
基于这种圣父与圣子同性的认识，实际的问题第一次被提了出来——即麻葛式的二元论对待圣子本身的历史现象的态度问题。在洞穴世界中，有神圣的实体和人的实体；在人身上，有一部分属于神圣的普纽玛，而个体的灵魂则在某种程度上与“肉身”相关联。但基督的情形怎么样呢？
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是亚克兴战役的后果之一——就是，在说希腊语的地区和发生假晶现象的地区——可以说，这一假晶现象的发生是在西方教会的“哈里发”的充分影响下——爆发了一场战斗。君士坦丁甚至做过尼西亚会议的召集人和支持人，会上阿泰纳西乌斯的教义占据了优势。在东方，由于它采用阿拉米语言和思想，这些行止（正如我们从阿弗拉哈特的书信中得知的）是不可能被仿效的；这里的人们认为去为他们也曾关切但早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争吵不休是没有道理的。作为以弗所会议（431年）之结果的东西方的决裂，离间了两个基督教民族，即属于“波斯教会”的民族和属于希腊教会的民族，但这不过是适应于两种不同景观的思维方式之间从一开始就固有的差异的一种体现。聂斯脱利（Nestorius）和整个东方把基督看作第二个亚当，看作最末一代的神圣使者。玛利亚生育了一个男孩，在他的属人的、被创造的实体（本性）中，寄寓着神的、非受造的成分。反之，西方把马利亚看作一位上帝的圣母：神性的和人性的实体在她的身体（古典的用语为“位格”）中形成了一个被西利耳（Cyril）称作“结合”的统一体。当以弗所会议承认上帝有生母，承认她是生育上帝者时，这个因狄安娜女神（Diana）而享有盛誉的古老城市陷入了一场真正古典式的庆祝狂欢。
但是，在此以前很久，叙利亚的阿波利纳里斯（Apollinaris）就已经预告过对这一问题的“南方式”看法——在活着的基督身上不仅有一个实体，而且只有一个实体。神性将自身转化成为一个人性的实体，而非与之相混合＇并非是纳西昂的格列高里（Gregory Nazianzen）在相反的方面所坚持的“κρασιs”（结合）；颇有意思的是，表达一性论观念的最好途径是通过斯宾诺莎的概念——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唯一实体＇。一性论者把卡尔西顿会议（451年，会上西方再度占据上风）的基督称作是“双面偶像”。他们不仅脱离了教会，而且还在巴勒斯坦和埃及发动了激烈的暴动；甚至在查士丁尼时期，当波斯的——即玛兹达教的——军队深入尼罗河地区时，他们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一性论者的欢迎。
这个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激烈冲突的根本意义——不是关乎学究式的概念，而是关乎一种谋求在它的人民那里获得解放的景观的心灵——就在于推翻了保罗的著作。如果我们能够将自己置身于这两个新生的民族的心灵最深处，不作任何保留，不顾及教义的全部细节，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教是如何倾向于希腊的西方的，以及它同异教教会在理智上的亲缘关系是如何最终导致了西方的统治者一般来说即是基督教的首领这样一个结果的。在君士坦丁的心目中，显而易见的是，《保罗福音》在假晶现象里面的基础与基督教是同义的。在他看来，具有彼得倾向的犹太基督教徒是一个异端教派，至于东方的“约翰福音”类型的基督徒，他甚至从未给以注意。当假晶现象的精神在尼西亚、以弗所、卡尔西顿三次决定性的会议中一劳永逸地把自己的封印盖在教义之上时，真正的阿拉伯世界带着自然的力量起来反对，并树立壁垒来防御它。随着阿拉伯青春时期的告终，基督教最后分裂为三个宗教，它们可分别用保罗、彼得和约翰的名字来代表，而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在此之后可根据历史上和教义上不偏不倚的眼光被称作是那种真正的、本有的基督教。这三种宗教同时是三个民族，它们分别居住在希腊人、犹太人和波斯人的古代种族地区，其所用的语言则是从他们那里借来的教会语言——即希腊语、阿拉米语和培利维语。
麻葛式的心灵（4）
七
自尼西亚会议以后，东方教会便用一种主教制度组织自身，以忒息丰的教长为首脑，并拥有其自身的公会议、礼拜仪式和法律。486年，聂斯脱利派教义被接受作为集合教徒的纽带，而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也就此中断。从那时起，玛兹达教徒、摩尼教徒、聂斯脱利派教徒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命运，它的种子被播种在巴蒂萨尼斯的诺斯替教中。在南方的一性派教会中，原始共同体的精神重新抬头并传播得更远；由于它的不妥协的一神论及其对于偶像的敌视，它同塔木德犹太教成为最近亲的关系，而它的古老的“只尊一神”的战斗呼声已经表明它同那种犹太教一起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出发点（“阿拉之外无上帝”）。西方教会继续与罗马帝国的命运维系在一起——也就是，祀拜教会已变成为国教。逐渐地，它把异教教会的信徒吸收过来，从此之后，它的重要性，不再尽在它自身——因为伊斯兰教几乎把它消灭了——而是存在于这样一个偶然事件中，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年轻民族自它那里接受了基督教体系作为一个新创造的基础，并且是在最西端以拉丁语为伪装接受它的——这种拉丁语伪装对于希腊教会本身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罗马此时已是一个希腊城市，而拉丁语真正的故乡更多地说来却是在非洲和高卢地区。
麻葛式民族本质的和基本的概念——一种由广延所构成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在积极地扩展自身。所有这些教会都是审慎的、强有力的和成功的传道教会。但是，只有等到人们最后不再认为世界末日迫在眉睫，适合于在这个世界洞穴中长久生存的教义已经建立起来，且麻葛宗教对于实体问题已经采取了自己的立场之后，这个文化的扩展才会采取那种迅捷而狂热的速度，这种速度与众不同，只有在伊斯兰教中可以看到它最深刻的、最后的、但决非唯一的例证。对于这些重要的事实，西方神学家和史学家给出的全都是错误的描画。他们所关注的一切，只是围绕着地中海地区，他们所看到的，只是那个与他们的“古代－中古－近代”框架相适应的西方方向，甚至在这些范围之内，他们所接受的也只是基督教的表面一致，他们把它看作是某一时期从希腊形式向拉丁形式的过渡，因之希腊的残余完全被忽视了。
但是，甚至在基督教之前，异教教会就已经因为调和崇拜而赢得了北非、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莱茵河、多瑙河边境地区的大部分人口——这是一个事实，它的巨大意义从来不曾被人发现，甚至也不曾被正确地解释为是传教努力的结果。恺撒在高卢发现的德鲁伊德教（Druidism）到君士坦丁时代已几乎不存在了。自2世纪以来，在祀拜教会的麻葛式大神（尤其是密特拉－索尔－朱匹特）的名义下对土著的地方神的同化，实质上是一个征服的过程，后来的皇帝崇拜也属于同样的情况。在这里，基督教传教的努力，如果不是其他祀拜教会——它的近亲——曾经先行于它的话，是不会取得那样的成就的。但是，后者的宣传决非局限于蛮族的范围；甚至在5世纪时，传教士阿斯克力庇奥多图（Asclepiodotus）就曾使一座卡里亚（Carian）城市——阿芙罗狄西亚斯（Aphrodisias）从基督教改宗为异教。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犹太人传教努力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东方和南方。他们甚至有可能在基督诞生以前就已经通过南部阿拉伯深入到了非洲腹地，同时，在东方这边，甚至早在2世纪时，他们就出现在中国了，这是有证据的。在北边，哈札尔人（Khazars）的领地及其首府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后来也归顺于犹太教。从这个地区出来的信奉犹太教的蒙古人，一度前进到日耳曼的腹地，并与匈牙利人一起在955年的雷赫菲尔德（Lechfeld）战役中被击败。西班牙－摩尔人的大学里的犹太学者曾为一个使节团而向拜占廷皇帝申请护照（在公元1000年），这个使节团是派去询问哈札尔人他们是否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