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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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学者曾为一个使节团而向拜占廷皇帝申请护照（在公元1000年），这个使节团是派去询问哈札尔人他们是否就是以色列的迷失部落。
玛兹达教徒和摩尼教徒从底格里斯河向东西两岸的帝国——罗马和中国——深入，直抵它们最边远的地区。信仰密特拉的波斯人侵入到了不列颠；到400年，摩尼教已成为希腊基督教的威胁，在法国南部，晚至十字军时期还有摩尼教的教派；但是，这两大宗教也向东推进，沿着中国的长城＇卡拉·巴尔噶森（Kara Balgassun）以多种文字记述的伟大铭刻证明了摩尼教信仰在维吾尔地区的传入＇，甚至达到山东。在中国内地兴建有波斯教的拜火寺庙，并且从700年开始，在中国的星相学著作中可以看到波斯式的辞句。
这三派基督教会到处留有已被印下的足迹。当西方教会在496年使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的时候，东方教会的传教士已经抵达锡兰和中国长城最西端的边陲地带，而南方教会的传教士已经来到阿克苏姆帝国。与此同时，当德意志在博尼法斯（718年）之后已经皈依的时候，景教的传教士已经快要赢得中国了。他们于638年进入山东。唐朝高宗皇帝（651～684年）允许在帝国各省建立教会；750年，皇宫里也在宣讲基督教了，781年，在西安被保存下来的一块纪念碑上用阿拉米文和中文铭刻着这样的话：“和宫敞朗，遍满中土。”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在宗教问题上不能称之为外行的儒教信徒把景教徒、玛兹达教徒和摩尼教徒都看作是单一的“波斯”教的信徒，恰如西部罗马行省的居民不能区分密特拉和基督一样。
因此，伊斯兰教可看作是整个这一组早期麻葛宗教的清教派，作为一个仅仅形式上崭新的宗教，在南方教会和塔木德犹太教的区域中出现。正是这种比较深刻的意义，而不单单是它的好战嗜杀的武力，为它的难以置信的成就提供了解答。尽管基于政治的理由，它实施了令人惊奇的宽容——希腊教会最后一位伟大的教义理论家约翰·达马森努斯（John Damascenus）以阿尔·曼佐耳（Al Manzor）的名字成为哈里发的财政大臣——但犹太教、玛兹达教和基督教的南方教会与东方教会却迅速地而且几乎是全部地消融于它的中间。塞琉西的教长叶苏雅布三世（Jesujabh Ⅲ）抱怨说，当伊斯兰教一来到当地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马上归附了它，而在奥古斯丁的故乡北非，全部居民一下子都投奔了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死于632年。到641年，一性论教徒和聂斯脱利教徒（因此也是《塔木德》和《阿维斯塔》的教徒）的全部领地都为伊斯兰教所有。717年，它来到了君士坦丁堡的门口，希腊教会面临着覆灭的危险。早在628年，先知的一位亲戚就曾带着礼物送给中国皇帝唐太宗，并获得许可去建立传教组织。从700年起，在山东就有了清真寺，而在720年，大马士革向长期定居于南部法兰西的阿拉伯人发布指令，要他们征服法兰克人的国土。两个世纪以后，当西方一个新的宗教世界在古老的西方教会的废墟上兴起的时候，伊斯兰教就已传到了苏丹和爪哇。
对于所有这一切，伊斯兰教只是作为外部的宗教历史的一个片段而具有重要意义。麻葛式宗教的内部历史终结于查士丁尼时代，正如浮士德式的宗教终结于查理五世和特兰托会议（Council of Trent）一样。任何一部关于宗教历史的书籍都指出，“这种”基督徒的宗教曾经出现了两个伟大的思想运动的时代——在东方为0～500年，在西方为1000～1500年。但是，这是两种文化的两个青春时期，并且在它们中间，也包括了属于每个宗教发展过程的非基督教的形式。529年，雅典大学为查士丁尼所查封，这并非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成为古典哲学的终结——古典哲学不存在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查士丁尼在穆罕默德诞生前40年所做的不过是为了通过查封这个学院来终结异教教会的神学，并且——正如历史学家所忘记补充的——还通过查封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学院来终结基督教的神学。教义是齐全、完善了——正如在西方它是由于特兰托会议（1564年）和《奥格斯堡信纲》（Confession of Augsburg）（1540年）而得以完善一样，而随着城市和理智主义的出现，宗教创造力也趋于终结了。同样地，在犹太人中间和在波斯地区，《塔木德》也于500年左右完成，而当科斯洛厄兹·努希尔万（Chosroë；s Nushirvan）在529年血腥镇压玛兹达克（Mazdak）的宗教改革时——这次改革与我们的再浸礼派在摈弃婚姻和世俗财产方面不无相似之处，并且曾经受到国王柯巴德一世（Kobad Ⅰ）的支持借以抵抗教会和贵族的势力——《阿维斯塔》的教义同样地趋于固定。
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克伦威尔（1）
一
我们可以把宗教描述为生命体在克服、主宰、否定，甚至毁灭存在的时刻的一种醒觉存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广延的、张力的和光明普照的世界时，种族生命及其冲动力的脉动就会减弱，这时，时间就会屈从于空间。追求实现的植物性的欲望熄灭了，从原始的内心深处，将会涌现出对完成、方向之终止和死亡的动物式恐惧。宗教的基本情感并不是恨与爱，而是恐惧与爱。恨与恐惧之不同，犹如时间与空间、血气与目光、脉动与张力、英雄主义与圣徒行为之不同。同样地，种族意义上的爱亦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爱。
所有的宗教都要诉诸于光。当一个目光所及的世界被自我理解为是光的中心时，广延物本身就会变成宗教性的。听觉和触觉可以依照所见之物而加以调整，而不可见的世界——它的作为是可以被感觉到的——则成为魔力的总和。所有我们称作“神灵”、“启示”、“拯救”、“天命”的东西，无非是受到临照的现实的一个因素。对于人来说，死亡是他所见到并通过看见而认识到的某个东西，与死亡相关联的出生，则是另外的一种秘密。它们是可觉察的宇宙的两个可见的极限，在光照的空间中，这个宇宙就体现于有生命的（禁止）中。
世上存在两种比较强烈的恐惧——一种是面临小宇宙在空间中的自由、面对空间本身及其力量、面对死亡而产生的恐惧，这种恐惧连动物都知晓；另一种是对于宇宙的存在之流、对于生命、对于方向性的时间的恐惧。第一种恐惧能唤起一种幽暗的情感，感到在广延的事物中自由只是一种新的、比那支配着植物性的世界的依附性更为深刻的依附性，它引导那觉察到自身之弱点的个体存在去寻求其他的个体存在作为近亲和联盟。忧惧产生言语，而我们的这种言语就是宗教——每一种宗教。从空间恐惧中，产生了对作为自然之世界的神秘感和对神的崇拜；从时间恐惧中，产生了对生命的神秘感、对性和生育的神秘感、对国家的神秘感，它们都集中在祖先崇拜上面。这就是图腾与禁忌的区别——因为图腾崇拜起源于对于那种超乎一切理解并永远疏离的事物的一种神圣的敬畏，因之也总是以宗教的形式出现。
高级宗教要求对血气和存在的力量保持高度的警觉，因为那种力量一直就潜伏在内心深处，时刻准备着夺回它们对于生命的更年轻方面的原始权利。“要警醒和祷告，免得你们遭受诱惑。”然而，“解脱”是所有宗教的一个基本口号，是一切醒觉存在的永恒渴望。在这种一般的、几乎前宗教的意义上说，“解脱”意味着渴望摆脱醒觉意识的忧虑和烦恼；意味着渴望缓解因恐惧而生的思想与求索的紧张；意味着渴望消灭和消除自我在宇宙中孤独的意识、自然的严厉的局限性、一切存在物的不可变更的老与死的界限的前景。
睡眠也是一种解脱——“死亡和睡眠是一对兄弟”。神圣的酒、陶醉，可以打破精神张力的严酷性；舞蹈这一酒神的艺术，以及其他一切麻醉和狂喜的形式亦是如此。这些都是借助于存在、宇宙、“彼物”、自空间逃向时间等而从自觉意识中滑脱出来的方式。但是，比所有这一切都更为高级的，则是借助理解本身来克服恐惧的真正宗教的方式。小宇宙和大宇宙之间的张力变成我们能够爱的东西，变成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东西。我们管这叫做信仰，而且它是一切人的理智生活的开端。
理解，不论是演绎的还是归纳的，不论是不是源自于感觉，都必定是有原因的。要想区分被理解的对象和被决定的对象是全然不可能的，因为两者表示同一的东西。如果某物对我们来说是“现实的”，那是由于我们是以因果的形式观察它、思考它，正如我们把我们自己及我们的行为看作是某种创生的事物、某种原因一样。不过，原因的认定随情形而变，不仅在宗教逻辑上如此，就是一般地在人的无机逻辑上亦复如此。一件事实，在某些时候被认为有如此这般的原因，而另一些时候却被认为有别样的原因。每一种思考对于它的每一个应用范围都有一个独特的“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思维上的因果联系从不会原样重复。甚至在近代物理学中，实际上局部地相互排斥的有效假定——亦即因果体系——在应用中却是并存的；例如电力学的概念和热力学的概念就是如此。思维的意义并不因此而化为乌有，因为当醒觉意识不断地轮值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单个行为的形式中进行“理解”的，而每个行为都有它自己的因果开端。把整个作为自然的世界与个别意识的联系看作一个单纯按因果顺序排列的连锁反应，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的思维总是按照成组的行为进行的。这种看法始终是一种信念。它其实就是信仰本身，因为它是对于世界的宗教式理解的基础，无论是在何处观察事物，这种理解都把神秘感作为思维的必要条件——对于再也不会被想起的偶然事件，只假定具有昙花一现的神秘力量，对于位置确定的持存者（例如源头、树木、石头、山丘、星宿等等），或能够在各处临现的万能者（例如天神、战神、智慧之神），则假定具有持续的神秘力量。这些神秘力量只是由于每个分散的思维行为的单独性而受到限制。有的今天还只是神的一种特性，明天它本身就成为了神。其他的时而是多样的存在，时而是一个统一体，时而又是某个模糊不清的东西。世上有许多不可见的东西（形态）和不可理解的东西（原则），但是对于那些有幸遭遇它们的人来说，它们便是显现的或可理解的。在古典的意义上和印度的意义上说，命运是作为本源之物（Ur…Sache）而凌驾于可描绘的神之上的；相反，麻葛文化的命运则是唯一而无形的至高上帝的施为。宗教思想总是在因果的连续中来区分价值和等级，由此而导向最高的存在或原则，并将其作为最首要的和“主导的”原因；“天命”这个词就是所有以评价为基础的体系中使用最广泛的一个词。相反，科学则是另一种理解方式，从根本上厌弃在原因中进行等级区分；它所发现的，并非天命，而是定律。
对事物的诸般原因的理解，可使人获得自由。对已被发现的联系的信仰，则可以击退人对世界的恐惧。上帝是人借以逃离命运的避难所，对于这命运，人们能够感觉到，并可以生动地体验到，但不能加以思量、描画或命名，一旦“批判的”（照字义讲是辨识的）、因恐惧而生的理解能清楚明白地排定前因后果，也就是，使其在外部或内部的视力看来都井然有条的时候——只要这个时候——命运也就搁置起来了。这就是那些理解力比较高的人常常会陷入的令他绝望的两难，这种人的强有力的追求理解的意志与他的存在总是处于矛盾之中。这时，命运再也不能为他的生命服务，但又不能主宰他的生命，因而在所有重要的关节上，总会留下一个不能解决的因素。“人只是不得不宣布自己是自由的，他觉得那个时刻受到了限制。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宣布自己受到了限制，那他就有了自由的感觉。”（歌德）
我们是在作为自然的世界内来将因果联系命名为真理的，对于这个命名，我们确信任何进一步的反思都不能改变它。真理是建立起来的，它们是超时间的——是“绝对的”手段，既超脱于命运和历史之外，也与我们自身的生与死的事实无关——而且它们是一种内在的解脱、慰藉和拯救，因为它们瞧不起并能克服事实世界中不可胜数的偶发事件。或者说，由于真理只在心智中映现自身，因而人可能会消逝，可真理永存。
如是，在周围的世界中，某些事物被建立起来——也就是，被固定、被擒缚。有理解力的人们，手中得以握有秘密，不论这秘密是古代的那种灵验符咒，还是近代的那种数学公式。甚至在今天，伴随着人们在自然领域中的每一实验步骤，必然会产生一种成功感，可断定某些事情——如关于天神的意旨、权力和地灵的暴戾之气；或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神秘力量（原子核、光速、引力）；甚或关于思维在沉思它自己的影像（概念、范畴、推理）时——以及在一个不可变更的因果关系体系的囚笼中去决定、断定它时——所想象到的抽象的神秘力量。这种无机的、致死的、禁锢的意义上的经验，是与人的生命体验及生命知识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经验以两种方式出现——理论和技术，或者用宗教语言来说，神话和崇拜——它依照信仰者的意图而决定是公开或是封闭周围世界的秘密。二者都要求人类理解力的高度发展。二者或由恐惧而生，或由爱而生。我们既有一种有关恐惧的神话，例如一般意义上的摩西神话和原始神话，也有一种关于爱的神话，例如早期基督教和哥特式神秘主义的神话。同样地，我们既有一种防卫的技术，另外也有一种祈求、施魔法的技术；献祭和祈祷之间的这种无疑是最根本的区分也能够用来区分原始的人类和成熟的人类。信仰是心灵的一个特征，而宗教则是一种才能。“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