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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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借助这些手段，才智的全部力量，只是集中于现实的形式，这种形式是由语言从视像中概括出来的，而且并不是一切醒觉意识都能辨别它的本质——概念的范围、可沟通的定律、名称、数目。因此，对神灵的每一次召请，都要求对神灵的真实名称、仪式和圣礼的运用有一定的知识——只有正式入会者才能知晓和运用——而且形式必须恰当，用语必须正确。这不仅适用于原始巫术，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自然科学的（特别是我们医学的）技术。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数学才具有了一种神圣的特性，才时常是宗教氛围的产物（毕达哥拉斯、笛卡儿、帕斯卡尔）；也是因此，所有宗教中才都具有神圣数字（3、7、12）的神秘主义；而装饰（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宗教建筑）实质上就是被感觉为型式的数字。数字是小宇宙在醒觉意识的世界中用来和大宇宙取得联系的严格而必要的形式，是动机表达和符号交流的手段。在祭司的技术中，它们被称为箴言，而在科学的技术中，被称为定律——但二者实际上都是名称和数目；原始人在他本村的祭司降服妖魔时所用的巫术和文明的技师控制他的机器时所用的魔术之间是看不出有任何区别的。
人的追求理解的意志的第一个，也许是唯一的结果就是信仰。“我信”是抵御形而上的恐惧的良言，同时也是爱的誓言。尽管一个人对知识的研究和积累可以在突然的开悟或最后的运算中达于极点，可是，如果不是同时对于“某一事物”树立了一种内心的确然性，那末，个人的一切意识和理解也会毫无意义；这一事物，像其他陌生的事物一样，就存在于因果的连续性之中——而且正处在已确定的形态之下。因此，最高的知识财富——人们将其看作是由言语演绎而来的思维的一种存在——就是对这一事物的坚定的、辛苦得来的信仰，这种信仰脱离了时间和命运的过程，被人们用沉思加以辨识，用名称和数目加以标志。但是那一事物究竟怎样，在最后的分析中，依然是模糊不清的。它是已接触到的宇宙的秘密逻辑的某个事物呢？或者还只是一个轮廓呢？于是所有的努力与热情重新开始，这一新的疑问让人废寝忘食，重新投入研究，可它也许会让人陷入绝望。在他对信仰的理智的钻研中，他需要一个由思维得来的最后事物，一个经过细查的结局，不遗留任何神秘的残余。他的沉思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必须光明澄澈——使他获得慰藉的莫过于此。
在这里，信仰转化为因疑惑而引起的知识，或者更正确地说，成为对那个知识的信仰。因为理解的后一种形式根本上就取决于前一种形式；它比较靠后，更多人工的痕迹，更多疑问之处。进而言之，宗教理论——亦即信徒的沉思——导致的是教士的实践，相反，科学理论则借沉思使自己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技术知识。由启发、神示、突然的深刻瞥视而产生的坚定信仰可以毋需辨识的工作。但是，批判性的知识却要以这种信仰作为先决条件：它的方法将正好导致预期的结果——不是新奇的想象，而是“现实”。然而，历史却教导说：对于信仰的怀疑能导向知识，对于知识的怀疑（经过一段批判性的乐观主义阶段以后）将重新导回到信仰。当理论知识使自己摆脱了心悦诚服的接受时，它就会走向自我毁灭，此后所遗留下来的仅仅是技术的经验而已。
信仰在其原始的、不清晰的状态中是承认智慧的最高源泉的，承认通过智慧，那凭人类自身的敏感还不能加以阐明的事物就能大致弄个清楚——例如先知的话语、梦、神谕、神圣的经文、神的声音等等。相反，批判的精神要求，且相信自己能够就其本身来考察一切事物。它不仅不信任外来的真理，甚或否定它们的可能性。真理，对它来说，只是它自己已经证明的知识。但是，如果纯粹的批评只是从其自身来创造它的方法，那它就不致长久看不到这种状况是以结果的现实性为假定条件的。“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命题。人们容易忘记批判的活动必须仰赖一种方法，反过来，通过批判的方式来取得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却是很明显的。因为，实际上，这是思维的暂时倾向的必然结果。那就是，批评本身的结果取决于基本的方法，而这种方法转而又取决于充盈着醒觉意识的存在之流。对于知识的无条件相信，只是理性主义时期天真至极的标志。自然科学理论不过是历史上古老定理的另一种形式。从它那里唯一能得到的好处就是生活所获得的、表现为一种有效的技术的东西，理论则为这种技术提供解答。曾有这样的说法：一个有效假定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正确性”，而在于它的可用性。但是，另一类的发现、洞察力的发现、乐观主义意义上的“真理”，不可能是纯粹科学理解的结果，因为这种理解总要预先假定一种既存的观点，科学的批判的和解析的活动就是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开展的。巴罗克时代的自然科学就是对哥特时代的宗教性世界图象的一种继续解析。
信仰和科学，分别源于恐惧和好奇，其目的，不是要去体验生命，而是要去认识作为自然之世界。对于作为历史之世界，它们是公开否定的。但是，醒觉意识的秘密是双重的；对于内心视觉而言，总会出现两种因恐惧而生的、按因果顺序排列的图象——“外部世界”和作为其反像的“内部世界”。这两者都存在真正的问题，而醒觉意识不仅是一种远观（look…out），而且在它自己的领域内也是异常忙碌的。存在于外部的神秘力量（Numen）称之为上帝；存在于内部的神秘力量则称之为灵魂。通过批判性的理解，信徒在思维中把内心视觉中的神灵转化为可指涉机械的世界的机械的量，但它们的实质和核心保持不变——古典文化的物质和形式、麻葛文化的光明和黑暗、浮士德文化的力和体积——视像的方式则和原始的心灵信仰的解析方式是一样的，其结局也永远是一样的，是一个预先决定的结果。有关内部（within）的物理学可称之为系统的心理学，如果它是古典的科学，它就能在人身上发现类似于物的心灵部分（理性、意志、欲望）；如果是麻葛文化的科学，那它发现的则是心灵实体（罗阿克、乃斐施）；如果是浮士德文化的科学，则是心灵力量（思考、感觉、意志）。这些都是有关恐惧和爱的宗教沉思在罪行、原罪、宽恕、良心、报应和惩罚的因果关系中继续运行的形式。
存在是一种神秘，每当信仰和科学把注意力转向它时，它就诱使它们陷入致命的错误。不像对宇宙本身的探求（这完全超出了能动的醒觉意识的可能性之外），实体在视野之内可感知的变动性，以及从中概括出来的机械因果链条的概念表象，都是可分析的。但是，现实生命是要人去亲历的，而不是去认识的。只有超时间的才是真实的。真理位于历史和生命之外，反之，生命也是超然于所有原因、结果和真理之外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批评，或者说醒觉意识的批判和存在的批判，同偶然性是相矛盾的，同生命是格格不入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批判的运用整个地是由批判的意图和所论对象的内在逻辑来证明其正当性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则并非如此。由此言之，信仰和知识之间、恐惧和好奇之间、或天启和批判之间的区别，终非最后的区别。知识仅仅是信仰后来的形式。但是，信仰和生命，源起于对世界的秘密恐惧的爱和源起于对性的秘密憎恶的爱，无机逻辑的知识和有机逻辑的感觉，原因和命运——这都是最深刻的对立。在这里，我们对于人的区分，不是依据他们的思考方式如何——宗教的或批判的——也不是依据他们的思维对象，而是依据他们究竟是思想家（不论思考的是什么）还是实干家。
在行动领域，醒觉意识只有在它成为技术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宗教的知识也是一种力量——人们不仅要确定因果关系，还要操纵它们。能认识小宇宙和大宇宙之间的秘密关系的人，也就能支配这种关系，不论其知识的获得是来自天启还是来自偷听。因此，巫师和请灵者乃是真正奉持禁忌的人。他通过献祭和祈祷来驱遣神灵；他奉行真正的仪式和圣礼，因为它们可以导致必然的结果；谁要是通晓它们，它们就为谁服务。他观察星相，也阅读圣籍；他的权能就因为：在罪和赎罪、忏悔和赦免、献祭和神恩之间，存在着不受时间和所有偶然因素影响的因果关系。他的神圣的因果链条使他自身成为了一个具有神秘权能的人，因而成为了一个新结果的原因，人们对此必须先有信仰，然后才可能获致它们。
从这个出发点我们能够了解（今天的欧美世界几乎已经忘掉的）宗教伦理学、道德的根本含义。它其实就是一种关系，只要是真实而有力的，它就能实现仪式行为和实践的充分意义；它是＇用罗耀拉（Loyola）的名言来说＇在神灵面前履行的“灵性的修行”（exercitium spirituale），神灵由此将会被软化而听候驱遣。“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救呢？”这个“什么？”是理解一切真正道德的关键所在。在它的深处永远有一个“因何缘故”和“为何原因”，甚至在那少数的已经想象到一种“为自身之故”的道德——这个短语表明他们内心深处已觉得有一个“因何缘故”——的高尚哲学家那里也是如此，尽管连他们之中能体会到此的人也是为数甚少。在一种令人信服的形而上学的背景上，只存在因果的道德——亦即伦理的技术。
道德是有意识和有计划的行为的因果关系，抛开实际生活和品性的一切细节不谈，它是某种永恒而普遍有效的东西，不仅不受时间限制，而且对时间充满敌意，因是之故，它是“真实的”。即使人类不存在，道德也会是真实而有效的——这并不是单纯的臆想，而是世界的伦理的无机逻辑的表现，这种逻辑被认为是曾经实际地运用过的体系。哲学家从不承认道德有一种历史的进化和完成。空间否定时间；真正的道德是绝对的，永久完善而一成不变。在它的深处，永远有一种对生活的否定，一种克制和避世，甚至发展到苦行和死亡本身的地步。否定的意思就表现在这样一个短语之中：宗教的道德等于是禁律，而非告诫。禁忌就是一系列的不准许，尽管在有的地方它只是表面上如此主张。要使自己摆脱事实的世界，要想逃避命运的可能性，要把自己身上的种族性永远看作是潜藏的敌人——只有严格的体系、教义和仪式能及于此。并非所有的行动都必定是有原因的或出于一时冲动的——亦即是听任血气支配的；所有的事都必须根据动机和结果予以考虑，并根据律令予以“实施”。意识的高度警觉是必要的，以免我们犯下罪行。首要的是要在与血气、爱情和婚姻有关的事情上保持克制。人类的爱和恨是宇宙性的和邪恶的；两性的爱正好是对上帝的无限的爱和畏惧的对立物，因而它就是那原罪，亚当就是为此而被赶出了乐园，并累及人类承载了罪恶的遗产。怀孕和死亡规定了身处空间的（禁止）的生命，事实上，成问题的正是（禁止），正是它使得前者成为原罪，后者成为惩罚。“（禁止）即是坟墓”（古典的（禁止）就是一个坟墓！）便是奥菲斯教的说辞。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品达（Pindar）将存在理解为一种耻辱，所有文化的圣徒都认为它是一种邪恶，必须通过苦行或（与之密切相关的）纵情享乐加以消除。战斗、历史纷争、功业、英雄主义，对战争、胜利和虏获的嗜好等等，都是邪恶。因为在它们中间，宇宙存在的脉动的叩门声，对于沉思默想来说，是过于喧闹和纷扰了。整个世界——指作为历史的世界而言——都充满着耻辱。在那里，没有放弃，只有纷争；没有牺牲的观念。在那里，用事实来压服真理。在那里，一切都顺从于冲动，对因果的思考受到压制。因此，才智之士所能贡献的最高牺牲就是从这里做出一份私人礼品奉献给自然力量。一切道德行为都是这个奉献的一部分，而伦理的生活过程则是这种奉献的一个连续链条。尤其是奉献爱心或同情，那不过是内心坚强的人向弱者放弃自己的优势。富于同情的人克制自己内心的某些念头。但是，我们决不能将这种崇高的宗教意义上的同情与不能自制的平常人的模糊情怀混为一谈，更不应与骑士的种族情感混淆起来，后者根本不是有理性和有原则的道德，而是张力的生命的无意识律动所产生的一种固定的和明显的习惯。在文明时期被称为社会伦理学的东西和宗教没有关系，它的出现只表明当时宗教信仰的衰弱与空虚，表明后者已经失去了那种形而上的确实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坚强的、令人信服的、自我克制的道德的前提条件。例如，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帕斯卡尔和穆勒（Mill）之间的区别。社会伦理学不过是实用的政治学。它是同一历史世界十分晚期的产物，这个世界的青春时期（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是如此）曾经目睹了一种具有高度勇气和骑士精神的伦理学的昌盛，这种伦理学属于那面对历史和宿命的生活也毫不畏缩的强健族系；这是一种今日的文雅社会或许会称之为“绅士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