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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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克制人的血气，就必须有血气。因此，只有在骑士式的武士时期，我们才能看到具有崇高风格的修道生活，空间对于时间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高象征，就是武士变成苦行僧——而不是变成那些生来就属于修道院的天生的梦想家和羸弱者，也不是变成那些在书斋里建构道德体系的学者。且将伪善放在一旁，今日所谓的道德——如对最亲近的人所本有的关爱、高尚品性的发挥，或怀有借那类手段来获取政治权力之隐衷（arrière…pensée）的情感施用——并非高尚的道德，根据青春时期的标准来看，那甚或是一种低级的道德。再重复一遍：只有关联到死亡的时候，才会有崇高的道德，它的源泉是一种弥漫于整个醒觉意识的、对形而上的因与果的恐惧，是一种想要征服生命的爱，也是一种意识，即意识到个人就处在具有神圣法律和目标的因果体系的冷酷魔法之下，这种法律和目标被尊称为真理，人们必须或者是整个地归附它，或者是彻底地拒绝它。持续的张力、自我警觉、自我考验，总伴随有这种道德的施为，那是一种艺术，在它的面前，作为历史的世界将堕入虚无。但愿人们不是英雄即为圣贤。二者之间，并无智慧，而只有平庸。
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克伦威尔（2）
二
如果有独立于存在之流的真理，那就一定不会有真理的历史。如果只有一个永远正确的宗教，那宗教的历史就必定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奢念。但是，无论个体生命的小宇宙方面如何高度地发展，它都依然像是一张薄膜，覆盖在正在发展的生命之上，为律动的血气所充盈，经常显露着宇宙定向的潜伏驱力。种族支配并构建着所有的理解力。而意识的每个时刻的命运，就是那时间之网投在空间之上的投影。
这不是说“永恒真理”根本不存在。每个人都拥有真理——而且很多——乃至于他能在思想的世界里存在并运用理解的官能，因为在思想世界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中，真理在思维的瞬间乃是不可改变的固定物——其坚实牢固就像套在前提和结论的圈套里的因果联系。他相信，在这种安排中，没有什么是可以变更的。但实际上，这只是生命中的一股涌流，把他的醒觉自我及其世界一起推向（禁止）。它的统一性仍然是完整的，但作为一个单位、一个整体、一个事实，它具有历史。绝对和相对彼此之间就像世代延续的横切面和纵剖面一样，后者忽视空间，前者忽视时间。系统的思想家总停留在片刻的因果秩序之中；只有观察形势发生顺序的观相家能认识到那“所谓”的真实的恒久变化。
每当我们在历史的潮流中跟随永恒真理的进程，注视着它们作为在活着的和死去的各代的世界图象中的要素的运动的时候，“一切无常事，不过譬如一场”，这句话对于永恒真理也是十分适用的。对于每个人而言，在其生命的短暂时光中，有一个宗教是永恒而真实的，这是命运通过他降生的时间和地点早就为他安排好的。由于这一宗教，他才感觉到，并且从这一宗教中形成了他的时代的见解和信念。对于它们的言辞和形式，他矢志不移，尽管他对它们的理解不断在发生变化。在作为自然的世界中，有着永恒的真理；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中，有着永恒变化的真实。
因此，宗教历史的形态学是一项只有浮士德精神才能系统阐述的工作，而且只有在目前，在那一精神发展的现阶段，才适合做这一工作。问题已经阐明，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完全摆脱我们自己的确信，并对眼前的一切漠然视之，犹如全然陌生一样。可这是多么困难的事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具有这样的力量，不仅要想象自己处于一种幻觉式的、正在摆脱他的世界认识中的真理的状态——甚至对于那把真理看作只是一套概念和方法的人也是幻觉式的——而且实际上要在观相的意义上把他自己的体系渗透到其最后的那些细胞之中。而且纵然如此，要想用单独一种语言——它在结构上和精神上皆负载有它自身文化的整个形而上内容——去获取使用其他语言的人那可以传达的真理观念，这是否可能呢？
起初，在第一个时代的几千年中，原始人民还处于蒙昧状态，面对混沌的环境，还惊恐得目瞪口呆，那种种谜团不断地挤压着他们，因为他们当中还没有人能逻辑地应付这一切。和他们比较起来，动物是幸运的，它们虽然是觉醒着，但却不用去思考。动物只有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才知道恐慌，而早期人类却在整个世界面前颤抖。他身内身外的一切都是黑暗的，无法解决。日常的事情和神灵的事情纠缠在一起，既无头绪，也无规则。日子里充满了惊恐和痛苦的虔敬，可在其中难以见到确信的宗教的哪怕一点暗示——因为从这种世界恐惧的原初形式中，是找不到导向理解的爱的途径的。使人跌倒的每一块石头，他拿在手中的每一件工具，经过他身边的每一只嗡嗡作响的昆虫，还有食物、房屋和气候，这一切都可能是神灵的作用；但是，人只有当他受到惊吓或只有当他运用它们的时候，他才相信那潜藏在它们之中的力量——它们当中有许多甚至真的是这样。但是，一个人只有当他相信某个东西的持续存在时，他才能爱上它。爱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对已获得稳定性的世界秩序具有一定的思考。西方的研究一直在煞费苦心，不仅想把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收集来的个人的观察材料整理就序，而且想依照假定的次序来排列它们，那次序从万物有灵论（或其他开端，只要你愿意）一直“引向”研究者本身所持有的种种信仰。不幸的是，只有一个特殊的宗教能提供这一框架的价值，中国人或希腊人必定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构建它。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次序，能将一般人类演化引向一个目标。原始人的混沌的周遭世界——产生于他对分离的各要素不连贯的理解，但仍然充满印象深刻的意义——通常总要经历生长、自我完善和自行结束的过程，时常还带有充满裂隙和恐怖的深刻的形而上预感。它总是包含着一个体系，至于这是部分地从对光的世界的沉思中概括出来的，还是整个地就存在于那一沉思之中，这无关紧要。这样一幅世界图象是不会有“发展”的；但它也不会是个别事物的固定累计——应当（尽管通常就是这样）从它们当中挑选出这一个和那一个来加以比较，而不管时间、地点和人物。实际上，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宗教的世界，在世界各地，这种宗教都具有（而且，只要它们没有消逝，就始终具有）自身所特有且十分有意义的发生、成长、扩张和消逝的方式，而在结构、形态、变化速度和持久性方面也都具有业已建立起来的特殊性质。高级文化的宗教不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而是另有途径。它们更清晰、更理智地存在于光中，它们懂得理解的爱的意义，它们有关于严格的理智的问题和观念、理论和技术，但是对于日常的光的宗教象征意义，它们知道得不多。原始的宗教信仰渗透于一切事物之中；后来的个体化的宗教则具有其自身的自足的形式世界。
因此，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诸伟大文化的“前”期，它们仍然彻头彻尾地是原始的，然而也越来越明显地预期和指示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正是这些历时达几个世纪的时期，我们应当在它们之间且为了它们而加以准确的考查和比较。那必将来临的现象是以何种形态给自己作准备呢？在麻葛宗教的情形中，其开端时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就已产生了先知宗教的类型，这一类型将引向启示录宗教。这一特殊形式当是更深刻地建基于这种特殊文化的本质之中，可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还有，古典文化的迈锡尼序曲自始至终充满着兽形神灵的想象，它们不是高高矗立在迈锡尼城堡大厅里面的武士的神——在那里，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以崇高而庄严的虔敬之心来实行的，这在碑刻中仍可得到证明——而是居于下方的神，它们的威力在农夫的茅舍里受到信奉。阿波罗宗教中伟大的人形神——一定是从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巨大宗教变革中产生出来的——在所有各个方面都带有其黑暗往昔的踪迹。这些形象几乎没有一个不带有姓氏、属性或泄露天机的变形神话来表明它的渊源。在荷马看来，赫拉一定长着母牛一样的眼睛；宙斯看起来就像是一头公牛，台尔普萨（Thelpusan）传说中的海神波塞冬（Poseidon）则是一匹马。阿波罗成为无数原始神秘力量的名称；他时而是狼＇吕开亚（Lycaeus）＇，就像罗马的战神玛尔斯；时而是海豚＇德尔菲尼乌斯（Delphinius）＇；时而是蛇＇德尔菲的皮托·阿波罗（Pythian Apollo）＇。蛇也是阿提卡墓石浮雕上的仁慈的宙斯、阿斯克勒皮阿斯（Asclepios）乃至埃斯库罗斯著作中复仇女神的形象；而供奉在卫城上面的圣蛇则被解释为是厄里克托尼阿斯（Erichthonios）。在阿卡狄亚（Arcadia）的菲伽里亚（Phigalia）神庙中，得墨忒耳的长着马头的形象直到后来还为鲍萨尼亚斯所目见；阿卡狄亚的阿耳忒弥斯－卡利斯托（Artemis…Callisto）的形象是一只母熊，但在雅典，阿耳忒弥斯－布劳洛尼亚（Artemis Brauronia）的女祭司又叫做“arktoi”（熊）。狄奥尼索斯——时而是一头公牛，时而是一只雄鹿——和潘（Pan）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兽的因素。普叙刻（Psyche）（正像埃及人的肉身－灵魂），“芭”是一只灵魂之鸟。在所有这些的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半动物形象，例如半人半鸟的海妖和半人半马的怪物等，它们整个地充斥于早期古典的自然图象之中。
那么，预示着行将到来的哥特文化强有力的崛起的墨洛温时期的原始宗教，又有着什么样的特征呢？尽管两者在表面上属于同一种宗教，但当我们考虑到它们深处的全部差异时，对基督教而言，这种相同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因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脑子里必须是十分清楚）一种宗教的原始特征并不在于它的教义和习俗的宝藏，而在于采用它们并用它们来感觉、言述和思考的人类的特殊灵性。研究者必须熟悉这样一个事实，即原始基督教（更确切地说，西方教会的早期基督教）曾经先后两度成为了原始虔信的表达工具，因此它本身就是一种原始宗教——亦即，500年至900年间在凯尔特－日耳曼的西方，以及在直到今天的俄罗斯。那么，世界面对这些“改宗的”心灵如何反映自身呢？抛开某些少数的——比如说——受过拜占廷教育的牧师不谈，一个人对于这些典礼和信条实际上是如何思考和想象的呢？我们必须记住，图尔的格列高里主教代表了他那一代最高的智识远见，有一次，他用下列的话赞颂从一位圣徒的墓石上擦下来的粉末：“啊！神圣的泻药，胜过所有大夫的药方，像墨牵牛子一样将肠胃洗刷干净，并能剔除我们良知上的所有污垢！”在他看来，耶稣之死是一种罪恶，令他愤慨不已，但也仅此而已；相反，对于在他面前模糊地反复闪现的耶稣复活，他却深深觉得如同一种运动技巧，为弥赛亚印上了伟大圣者的印记，使他合法地成为了真正的救世主。对于耶稣受难故事里的任何神秘意义，他是一无所知。
在俄国，1551年“百条宗教会议”（Synod of a Hundred Chapters）的决议证明了一个完全原始的信仰仪制。剃去胡须和误执十字架两者在这里都被视作是致命的罪——是对神灵的亵渎。1667年的“敌基督宗教会议” 导致了“分离派”（Raskol）运动的巨大宗教分裂，因为从此以后，十字架的符号要用三个而不是两个手指来比划，“耶稣”的名字要念作“Yissus”而不是“Issus”——而在严格的信徒看来，这样的话，制服魔鬼的那种魔力就会丧失。但是，这种起于恐惧的后果毕竟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强有力的。墨洛温时代丝毫没有表现出那种火热的灵性和沉浸于形而上的渴望的痕迹，而这种痕迹却充斥于麻葛的启示录宗教的播种时期和极为相似的俄罗斯“神圣宗教会议”（Holy Synod）时期（1721～1917年），这是什么缘故呢？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引导分离派的所有那些殉教者宗派以最可怕的形式走向独身、清贫、朝圣、自残和苦行的，以及17世纪时在宗教狂暴中驱使成千上万的人集体纵身跃入火焰中的，又是什么呢？鞭身派（Chlysti）的教义以及他们的“俄罗斯基督们”（迄今已有七人获此殊荣）；杜霍波尔派（Dukhobors）和他们当作圣经看待并收录了耶稣口传的赞美诗的“生命书”；阉割派（Skoptsi）及其可怖的自残戒令——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某些东西，没有它们，则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和政治革命都是不可理喻的——相形之下，法兰克时代似乎是暗淡无光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只有阿拉米人和俄罗斯人具有宗教天才呢？——果真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