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6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Φ彼凳恰坝谰霉芤怠保０＜暗摹盎艉嗨固辗摇笔逼谒孀诺谖逋醭黄穑ㄔ脊�2530年）走向了终结。在短命的第六王朝有名无实的王权统治之下，王公们（rpati）和伯爵们（hetio）变得独立了；高级职位全都是世袭的，从碑铭我们看到，对古老谱系的强调越来越充满自豪感。后来的埃及历史学家们在所谓的第七、第八王朝的名号下秘而不宣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无政府状态和诸侯间彼此争夺领地或争夺法老封号的不法冲突。在中国，甚至懿王（公元前934～909年）也为他的封臣所胁迫，而不得不交出全部的征服土地，为的是把它们分配给封臣们所指定的次租人。公元前842年，厉王被迫携其继承人一同逃亡，帝国的行政转由两位亲王主持。在这个王位虚悬期间，周室开始瓦解，王的名称开始下降为一个尊贵但无意义的称号。这一情形酷似德国1254年开始的王位虚悬时期，后者在1400年温策斯劳斯（Wenceslaus）的统治下，皇帝的权力已达至它的最低点，而与之同时，文艺复兴类型的佣兵队长（condottieri）的权力开始崛起，教皇的权力开始全面衰落。博尼法斯八世逝世后——他于1302年在“一圣”（Unam sanctam）通谕中再次重申了教皇的封建权力，并因此而遭到法国代表的拘捕——教皇政权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放逐、无政府状态和无能；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英格兰的诺曼贵族多半也在约克（York）家族和兰开斯特（Lancaster）家族的王位争夺的斗争中灭亡了。
四
教权与皇权的这一衰落，意味着国家对等级的胜利。在封建制度的根基处，曾经有这样一种感觉，即生存的目标就是“生命”应依照它本有的意义去度过。历史在贵族血统的命运中已经囊括无遗。但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一种感觉，即除贵族血统外，还有某种另外的东西，某种甚至贵族也要隶属于它，且所有其他阶级（不论是有身份的阶级还是有职业的阶级）也都分享它的东西，这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是一种观念。对事件的评判不再是根据率直的私法的立场，而是依照“公”法的方面。国家在骨子里可能（几乎毫无例外地就是这样）仍是贵族政治的；它的外貌并未因从封建集团过渡到阶级国家而有丝毫的改变；那些在等级之外的人不仅拥有权利而且拥有义务的观念仍然不为人知；但是，感觉已经不同了，生命就是为经历历史之巅峰而活着这样的意识已经让位于另一种情感，即生命还包含一种任务。当我们把伦纳德·凡·达萨尔（Rainald van Dassel）（卒于1167年）——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政策与皇帝查理四世（卒于1378年）的政策作一对比，并同时考虑到在那里古典情感从骑士时代的“忒弥斯”（Themis）过渡到日益壮大的城邦的“狄刻”（Dike）时，就可以看到，那区别是很明显的。忒弥斯仅包含一种要求，狄刻却还含有一种任务。
国家观念在其强健的青春时代总是——并且由于深深扎根于动物性本身之中的一种自然性而自明地——与个别统治者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同样地，每一奋起的人群在每一个决定性的形势中也都是以同样的自明性与个别统治者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如同每一次暴动的集会和每一个突发的危急时刻所生动地证明的。这样的人群是一些情感的单位，但也是盲目的单位。只有当他们为领袖所控制时，他们对于事件的突发才是“合乎形式”的，这个领袖突然现身于他们当中，由于那种情感的一致而立即居于首领的地位，并要求一种无条件的服从。这一过程在我们称作民族和国家的重大生命单位的形成中反复重演，只是更为缓慢且具有更确定的意义而已。在高级文化中，时常会为了一个伟大的象征而人为地取消或抑制这个过程，以利于其他形态的“合宜形式”；但甚至在这个时候，在这些形式的掩饰之下，我们实际上还是常常会见到一种事实上的个人统治者职位，不论那职位是国王的顾问还是政党领袖；并且在每一次革命剧变中，事物的原始状态会重新出现。
与这一宇宙事实紧密联系的，乃是所有有方向的生命最本质的一种内在特性，即传嗣的意志，这个意志在每一强有力的种族中都以一种自然现象的力量呈现自身，它甚至驱使那暂时的领袖（常常是十分无意识地）去强固他的地位，以便延续他的个人生存，甚或——不止于此——让他的血统子子孙孙延续下去。同样深刻的和植物性的特性激励着每一个真正的后继者，他感到领袖的血统的延续是他自己的延续的一种保证和象征。恰恰是在革命中，这种原始本能显现出来了，充盈有力且无视任何原则。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原始本能，1800年的法国才不仅把拿破仑，而且把他的世袭职位，都看作是大革命的真正完成。那些从概念的理想出发而不是从血统的事实出发的理论家，诸如马克思和卢梭，是无法领会蛰伏于历史世界中的这一巨大的力量的，结果，他们只能把这一力量的表面效果标记为可憎的和反动的。但是，这些效果就在那里，并具有如此顽强的力量，以至于甚至诸高级文化的象征主义也只能暂时地和人为地凌驾于它们之上，例如在古典的情况中所表现的特殊家族对选举的官吏的独占，在我们自己的情况中所表现的巴罗克时期的教皇的任人唯亲。常常也有这样的情况：随意辞去领袖的职位，并说“德者治之”。在这个事实的背后，实际上总是有显贵们的竞争，他们原则上不反对世袭的统治者职位，但实际上不断阻挠它，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个人暗地里都觉得自己的血统有资格享有这一职位。这种积极的、有创造力的嫉妒状态，正是古典的寡头政治的形式得以建立的基础。
国家观念和传嗣意志两种因素的结合产生了王朝的观念。这种观念如此深地扎根于宇宙中且如此紧密地与历史生活的事实之网相互交织，以致每一文化和所有文化的国家观念都是这一原则的变形，从浮士德式的心灵的热情的肯定性到古典心灵的坚决的否定性，概莫如此。一种文化的国家观念的成熟是跟城市甚至城市的青春期联系在一起的。邦族，或者说历史的民族，是建设市镇的民族。都城取代城堡和宫殿，成为高级历史的中心，在那里，弄权的情感或者说忒弥斯，转变成政府治理的情感或者说狄刻。在这里，甚至在第一等级本身的意识中，封建的统一在精神上被邦族的统一所压倒；并且统治权的赤裸裸的事实在这里上升为主权的象征。
由此，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浮士德式的历史变成了王朝的历史。从王室家族取得其王位的小中心（它们所“发源”——如这个词所示——的地方，让我们想起植物和财产），邦族的形成开始了——这是严格的贵族政体的邦族，但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制约了那一等级的存在。业已主宰着封建贵族和自耕农家族的谱系学原则，扩张和追求历史的意志的情感的表现，已经变得如此有力，以致超越了语言与景观的强有力的统一的邦族的出现，要取决于统治家族的命运。联姻和死亡可以割断，亦可以统一全体居民的血统。在洛塔林王朝（Lotharingian）和勃艮第王朝形销神蚀的地方，已成胚胎的邦族也不可能有所发展。威胁着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劫数决不只限于皇权而已。对于德意志和意大利而言，它几百年来都意味着对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意大利邦族的深深渴望的不得满足；反之，哈布斯堡家族却使奥地利而不是德意志的邦族得到了发展。
在麻葛世界中，由于它的洞穴情感，王朝原则完全以别的方式构成。古典的统治者，僭主和保民官的合法继承人，是德谟的化身。恺撒之与人民的关系，就像雅努司之与门户、维斯塔之与炉灶的关系一样。“恺撒”是奥菲斯信仰的最后创造物。反之，“君主兼上帝”（Dominus et Deus）是麻葛式的信仰的最后创造物，他是一个“王”（Shah），分享有圣火＇在萨珊人的玛兹达主义的帝国称之为“灵光”（hvareno），在异教和基督教的拜占廷一变而为光轮＇，这圣火在他身边放射，使他成为了pius（神圣的）、felix（丰富的）、invictus（不可战胜的）（最后这个名称从康茂德统治时起成为他正式的封号）。在拜占廷，统治者类型在我们的（被禁止）的第三世纪所经历的变化，与拆毁奥古斯都的公务员国家去建立戴克里先的封建主义国家这一事件中所包含的变化是一样的。“奥勒利安（Aurelian）和普罗布斯（Probus）所开创、并由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在废墟上所建立的新创造物，其与古典世界的全然相异，一如元首政治之与查理曼帝国的格格不入。”麻葛式的统治者治理着正统的普遍的共通感的可见部分，正如奥古斯丁在其《上帝之城》（Civitas Dei）中所描述的，他是集教会、国家和民族于一身。西方统治者蒙上帝的恩典成为了历史世界的君主；他的人民之所以服从他，是因为上帝把他们托付给了他。但是，就信仰而论，他本人也是一个臣服者——臣服于上帝在地上的代理（Vicar），或臣服于他自己的良知，不一而论。这是国家权威与教会权威的分离，是时间与空间之间伟大的浮士德式的冲突。当教皇在800年为皇帝加冕的时候，他是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统治者，为的是他自己能繁荣昌盛。在拜占廷，依据麻葛式的世界感来说，皇帝既是教皇在宗教方面和世俗方面的至高者，而在法兰克土地上，皇帝却是教皇在宗教事务上的仆人，另外还（可能）是教皇在世俗事务上的助手。作为一种观念，教皇职位的出现只是由于与哈里发职位的分离，因为教皇就包括在哈里发里面。
然而，正是因此，麻葛式统治者的选择就不能局限在谱系学的继承法的范围内。它应当产生于占统治地位的血亲的一致性，圣灵就是从这血亲中来传述和指定那中选者的。当狄奥多西在550年去世时，他的一个亲戚，修女帕尔基丽亚（Pulcheria），正式许婚于年迈的元老马西安（Marcianus），由此使这位政治家成为了皇室的成员，并使他得以平稳地取得了皇位，从而也使“王朝”得以延续下去；这一行为，如同萨珊家族和阿拔斯家族中的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被视作是来自上天暗示的结果。
在中国，西周时期的天子观念——与封建主义有着密切联系——不久就成了一种梦想，这个梦想，迅速地并日益明显地，开始以三朝更为古老的帝和神话式的帝的形式去反映先前的整个世界。但是，对于那些旋即成长起来的具有国家制度的诸王朝（在那里，“王”这个称号终于得到了完全普遍的使用）来说，王位的继承必须遵行严格的规则，合法性——这一概念是早期完全陌生的——成为一种可诉求的力量，而族系的断绝、继嗣以及与寒门的联姻，则如在西方的巴罗克时期一样，导致了无数的王位继承战争。合法性的有些原则其实还构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的基础，即埃及第十二王朝的统治者们——埃及文化的晚期随他们而告终——在他们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立自己的儿子为君了。这三种王朝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再一次证明了：这三种文化中的存在是同类的。
在这里，各种事物的进程也完全是相同的，并且，这进程不仅包括从封建联合向阶级国家的转变，甚至还包括王朝原则的变化，要认识到这一点，就需要对古典世界的政治的形式语言作深入的考察。古典的存在其实对于将其拉入空间或时间距离的任何东西根本不加理睬，甚至在历史的事实世界中，它还用那些其中带有某种防御性的创造物把自己包围起来。但是，所有的这种空间的缩小或时间的缩短是以它力图自保以抵御其侵袭的某个东西为前提的。古典实体的狄奥尼索斯式的放纵和奥菲斯式的否定，把阿波罗式的完满的、实体性的存在的理想纳入了它们所反抗的那个形式之中。
在最古老的王权中，个体的统治者和传嗣的意志被不容置疑地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它们甚至在公元前800年的时候就已经变得很可疑了，就像在《奥德赛》较早的篇章里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的角色所暗示的。大封臣和最显赫的贵族通常都有王室封号。在斯巴达和吕西亚，有两个这样的封号，在荷马史诗中的费阿刻斯人（Phaeacian）的城市里和在许多现实存在的城市里，还不止两个。接下来，官职开始与显贵分离开来。最后，王位本身也变成了贵族授予的一种官职（尽管在最初可能仅仅授予古老王室家族的成员）；因而，在斯巴达，监察委员们，当代表第一等级时，在选择国王方面根本不受规则限制；在科林斯，自公元前750年左右起，巴开阿狄亚家族（Bacchiadae）的王族废除了世袭的王位继承，并且每一次他们都从自己的团体内挑出一个具有王族身份的人立为执政官。起初同样是世袭的重要官职成为仅仅是终身而不再传的，接着成为有任期的，最后再变为年任的，甚至更进一步，安排成掌权者的人数多于职位数，领袖的职权则由每个人轮流行使——这种惯例，如人们都知道的，导致了坎尼之灾。这些年任的官职，从埃特鲁里亚人的年任的独裁官职位到多利安人的监察委员职位＇在赫拉克利亚（Heraclea）、美西尼（Messene）和斯巴达都可见到＇，与城邦的本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它们的结构在650年左右达于完满的程度。恰好在西方的阶级国家的对应时期（15世纪末），王朝的世袭权力为皇帝马克西米连和他的联姻政治（为对抗选侯们的要求）所获得，为阿拉贡的斐迪南（Ferdinand）、英格兰的亨利七世（Henry Ⅶ）、法国的路易十一（Louis Ⅺ）所获得。
但是，由于古典对现时和现地的日益强调，祭司集团——在它里面已经有一个等级的萌芽——同步地成为了城市官僚的一个纯粹的集合。荷马时期的王权的都城——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