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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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和印刷术是一起的——都是在哥特时代的鼎盛时期发明的，都产生自日耳曼人的技术思想——它们是浮士德式的远距离战术的两个伟大手段。晚期之初的宗教改革目睹了最早的传单和最早的野战炮，文明之初的法国大革命则目睹了1788年秋的最早的小册子风暴和瓦尔米（Valmy）战役的最早的密集炮战。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生产和广泛传播的印刷文字，在知道如何利用印刷文字的人手里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在法国，直到1788年，文字作品仍是一个表达私人信仰的问题，但英国则已超过那个阶段，开始蓄意图谋对读者施加影响。那次从伦敦发起的、在法国土地上进行的攻击拿破仑的论文、传单、伪造回忆录之战，就是最早的伟大例证。启蒙时代的散页传单变成了“印刷品”——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极具深意的匿名写作。现在，印刷品战役变成了战争延续——或战争准备——的另一种手段，并且，在19世纪的年代里，前哨战、佯攻、突袭、猛攻等战略已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次战争可能在放第一枪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因为印刷品已经当时就取得了胜利。
今天，我们在这种才智性的炮火的攻击之下生活得很胆怯，以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而对于清晰地观看一出怪异的戏剧而言，这种超脱又是必需的。在纯粹民主政治的伪装下，权力意志的运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作为客体的人民自以为是获得了自由，而实际上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奴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人士颇为自负于废除了最后一道束缚，即新闻检查制度，可是新闻出版的独裁者——诺斯克利夫（Northcliffe）？——却把他的读者当作奴隶一样供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片新闻驱策。民主政治凭借它的新闻报纸已经完全把书本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驱逐出去了。书本的世界及其迫使人要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为少数人所真正占有。人民读同一种报纸，读“他们的”报纸，这种报纸每天成千上万地塞进住户的前门，从早到晚蛊惑着人们的理智，凭借其更为动人的版式设计把书本赶进了湮没无闻的角落，假如竟然有某种书籍面世了，就用“评论”的办法来阻击和消除它可能的影响。
真理是什么呢？对于大众来说，不断地读到的和听到的就是真理。一滴孤独的小水珠滴落在某个地方，于是就在那里收集证据，以判定什么是“真理”——但是它所能获得的，只是它自身的真理。另一种真理，即当下时刻公众的真理，只关心事实世界的效果和成就，其在今天不过是新闻出版（Press）的产物。新闻出版所欲望的，即是真的。它的控制者召唤着、改变着、交换着真理。新闻出版工作三周，其真理就会为每个人所承认。它的根据是驳不倒的，只要有钱在那里支撑着。古典的修辞术也是为了效果而非为了内容——就像莎士比亚在安东尼的葬礼演说一幕中所雄辩地证明了的——但这种修辞术只限于具体的听众和当下的时刻。我们的新闻出版的动力需要的是永久的有效。它必须把人的心灵持续地置于它的影响之下。一当处于优势的财团势力转向了相反的论点，并使这些论点日益频繁地让人们耳濡目染，那先前所宣传的那些论点就会立即被推翻。在那个时候，舆论的指针就会摆向较强的一极。人人立刻就相信了那新的真理，认为自己是从误信中清醒过来了。
与政治性的新闻出版联系在一起的，是普及学校教育的需要，在古典世界，这一需要是完全没有的。在这一需要中，存在一种完全是无意识的因素，就是想把作为政党政治的目标的群众赶进报纸的势力范围。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是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在今天，人们到处还能发现一帮沉醉于出版自由的弱智——殊不知恰恰是这种情形，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报业巨头们铺平了道路。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从于这些巨头的淫威，晚期民主政治的虚幻的自决权，经由印刷文字所服从的权威而在人民的彻底决断中出现了。
在今天的斗争中，战术就在于剥夺对手的这种武器。在新闻出版的势力还算纯真质朴的幼年时期，报纸常常要承受着传统的拥护者用以自卫的官方检查之苦，于是资产阶级发出呼声，说精神自由处于危险之中。而现在，群众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它已确定地为自己赢得了这种自由。但是，在看不见的背景深处，新的势力正在通过收买出版界彼此争斗。不等读者觉察到，报纸，连同读者本人，就已变换了主人。在此，金钱再次取得了胜利，迫使自由精神为它服务。一个驯兽师控制他的动物也不过如此。作为读者群众的人民一旦解除了控制，就会冲过街道，向指定的目标冲击，就会威胁恐吓，砸碎窗户；可是，只要新闻编辑部门的一个暗示，它就会安静下来，回到家中。在今天，新闻出版是一支军队，拥有精心组织的武装和兵种，新闻记者就是它的军官，读者就是它的士兵。但是，跟任何队伍一样，在这里，士兵也要盲目地遵从，而且战争目的和作战计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读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许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也不知道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像是对思想自由的骇人听闻的讽刺。以前人们是不敢自由地思考。现在他敢，但却不能；他的思考的意志只是一种按照指令去思考的意愿，而他还觉得这就是他的自由权利。
这种过时的自由还有另一方面——即允许每个人去随意地说话，但是新闻出版却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说的话的自由。单凭不向世界广为传播，新闻出版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这是一种可怕的、消声（silence）的检查制度，由于作为报纸读者的群众根本觉察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就越发有力。在这里，如同恺撒主义在临产的阵痛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出现了一种被埋没的青春时期的特征。事变之弧将自行关闭。恰如早期哥特的表现意志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再度迸发出来，但迸发得很冷静、很有节制、很文明一样，哥特教会追求控制心灵的钢铁般的意志也会再度出现——以“民主政治的自由”的面目。“书本”的时代受到传道的时代和报纸的时代的两面夹击。书本是一种个人表达，传道和报纸则要服从于一种非个人的目的。经院主义的年代为一种智性规训的世界历史提供了唯一的例证，这种规训被普遍运用，它不允许出现任何写作、言论和思想与所意愿的统一性相抵触。这是精神上的动力学。古典人、印度人或中国人一定会对这种景象深感惊惧。但是，同样的事还是不断发生，并且是欧美自由主义——即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自由对暴政的专政”——的一种必然结果。巨大的消声代替了火刑柱和烈柴。政党领袖的独裁通过对新闻出版的独裁而获得支持。竞争者努力用金钱的手段来使读者——不，是使各民族——集体地放弃对敌方的效忠，而由他们自己去对其进行心理训练。人们从这种心理训练中所学的，全都是被认为他们应当知道的东西——因为有一种高级意志已经为他们把他们的世界图景综合起来了。现在，已没有必要像对待巴罗克时代的王公那样把兵役的义务强加于那主体了——有人可以用论文、电讯和图片（诺斯克利夫！）来驱策读者们的心灵，直到他们吵嚷着要求武器，并迫使他们的领袖加入纷争之中，而这种“迫使”，正是领袖们所愿望的。
这便是民主政治的结局。如果说在真理的世界中，是证据决定一切，那么在事实的世界中，则是胜利决定一切。胜利意味着一方战胜了其他各方。政治领域中的生命已经取得彻底胜利，世界改良家的梦想，已经被证明不过是有支配天性的人的一种工具。在晚期民主政治中，种族突然涌现出来了，或是使理想变成它的奴隶，或是轻蔑地把它们抛入深渊。在埃及的底比斯，在罗马，在中国，都是如此——但是，在其他文明中，权力意志没有像在我们的文明中表现为如此无情的形式。群众的思想，以至群众的行为，被置于钢铁般的压力之下——因此之故，且只是因此之故，人们才被容许成为读者和投票人——亦即处于双重的奴役状态——而各政党则成为少数人的驯服的仆从，即将到来的恺撒主义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人们的身上。如同英国的王权在19世纪变成了一个庄严而空洞的装饰品一样，议会在20世纪也将变成这样。如同从前向大众炫示的是节杖和王冠一样，现今向大众炫示的则是人民的权利，而且越是拘泥于细节，就越是没有实际意义——正是因此，谨慎的奥古斯都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强调古老的、受人尊敬的罗马自由的习俗。但是，权力甚至今天还在转移，相应地，对我们来说，选举也正在堕落成为昔日罗马那样的滑稽戏。金钱为握有金钱的人的利益组织选举程序，选举事务变成了一种预先协商好的博弈游戏，然后当作民众的自决权来演出。如果说选举原本是合法形式的革命，那它现在已经把那些形式耗尽了，因而当金钱政治变得不可忍受时，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再用原始的血腥残暴的方法来“选择”它的命运。
在金钱毁灭了才智之后，通过金钱，民主政治变成了自己的毁灭者。但是，正是因为那种认为现实可以凭借类似于芝诺或马克思的观念来加以改良的幻想已经破灭；正是因为人们已经懂得，在现实的领域，一种权力意志只能被另一种权力意志所推翻（因为那是战国时期的伟大的人类经验）；终于，对于所有残存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传统的一种深刻渴念被唤起了。人们对货币经济厌恶到了极点。他们期望从别的地方得到拯救，期望某种具有荣誉和侠义、本质高贵的、不自私的和负责任的真实的事物。现在，当一度为大都市的理性主义所压制的充满形式的血统力量在内心深处重新觉醒时，一个时代的曙光出现了。为未来保存在王朝传统和旧贵族的秩序中的一切，有着轻视金钱的高尚伦理的一切，本质上健全得足以按腓特烈大帝的说法称之为国家公仆——辛勤地工作、勇于自我牺牲、充满关切之心的公仆——的一切，以及我在别的地方用社会主义一词来描述之，借以别于资本主义的一切——所有这一切，突然都变成了巨大的生命力的焦点。恺撒主义是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但是，它的根基却深深地伸进在血统传统的地下。古典时代的恺撒从保民官职位那里获取他的权力，可他的尊严及他的职权的永久性却是由于他是国家的元首。在这方面，旧日的哥特型的心灵也重新觉醒了。骑士团的精神盖过了掠夺成性的海盗精神。未来的强力人物可能把地球当成他的私人财产——因为文化的伟大的政治形式不可救药地坍塌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尽管他们的权力是无形式的和无限制的，但它还是会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不知厌倦地如其本然地照料这个世界，这与金钱当权的时代的利益旨趣正好相反，并且它需要的是高尚的操守和良心。但是，也正是因此之故，现在，在民主政治与恺撒主义之间、在垄断的货币经济的领导力量与恺撒们的纯粹政治性的施令意志之间，开始了最后的决战。并且为了理解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这场决战——在这里，后者将收复它的地盘——我们现在必须把我们的视线转向经济史的观相方面。
货币（1）
一
要理解各伟大文化的经济史，所依据的角度，不应到经济领域去寻找。经济思想和经济行为只是生活的一个侧面，当我们把这个侧面看作是一种自足的生活时，它就成了一种假象。可靠的角度尤其不能以当代世界经济为基础，因为在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这种世界经济一直在疯狂地、危险地、最后几乎是绝望地上升着，更何况这种经济只是西方的动态的经济，而决非人类共同的经济。
我们今天称作国民经济的东西，是建立在一个显然为英国所特有的前提之上的。机器工业——其他所有文化对它一无所知——理所当然地处于中心地位，并完全控制了观念的形成和所谓的规律的演绎，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事实。信用货币在无农民的英国因为世界贸易与出口工业的关系而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形式，从而成为界定诸如资本、价值、价格、财产之类的概念的基础——进而，这些定义毫不费力地被嫁接到其他文化阶段和生命周期中。英国的岛国地位决定了人们对于政治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这一认识统治着所有的经济理论。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就是这种经济图象的创造者。自那以后，所有论述他们或反对他们的写作通常都是以他们的体系所确立的严密结构和方法为前提。凯里（Carey）和李斯特是这样，傅立叶（Fourier）和拉萨尔也是这样。至于斯密最大的反对者马克思，当一个人彻头彻尾地浸淫于英国资本主义的意象中时，不论他是多么大声疾呼要反抗英国资本主义，那都没有什么关系；那种反抗本身就是一种确认，它的唯一目标就在于通过一种新的筹算来使客体赢得作为主体的优势。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不过是对处于一个特殊发展水平的某一种文化的经济思考进行了自我分析。它彻头彻尾地是理性主义的，它的出发点是物质及其条件、需要和动机，而不是心灵——各代的、等级的和民族的——及其创造力。它把人看作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它对伟大人物以及个人的或集体的造就历史的意志一无所知，对那在经济事实中只看到手段而看不到目的的意志一无所知。它视经济生活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