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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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牛睦房蚣埽�19世纪所理解的那样，只包含了一组极其明显的关系。但是，古代中国和墨西哥的历史，现如今却开始对我们发生一种更为微妙、更充满智性的影响。我们正在这些历史中经历着生命本身最后的必然性。我们正在从另一种生命历程中学会认识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我们必须是什么，我们将要成为什么。这是了解我们的未来的伟大学校。我们还有历史，我们还在创造历史，在此，在历史人性的最后边界上，我们终可发现历史是什么。
苏丹境内的两个黑人部落之间的战争，或恺撒时代的切鲁西人（Cherusci）和查蒂人（Chatti）之间的战争，或实质上与此全无二致的不同蚂蚁群之间的战争，都只是“活生生的自然”的一出戏剧。但是，当切鲁西人打败罗马人时，如在公元9年，或当阿兹特克人打败特拉斯喀兰人（Tlascalans）时，这便是历史了。在此，“何时”的问题是重要的，而且每十年，甚至每一年，都有重大关系，因为这里我们所处理的，是伟大的生命历程的进展，其中的每一项决定，都代表了一个转折点。这里有一个目标，一切的发展都趋向于此；有一个存在，努力在完成自己的预定命运；有一种发展速度（tempo），一种有机的绵延期——而不是西徐亚人（Scythians）、高卢人（Gauls）或加利比人（Caribs）的那种漫无定规的起伏浮沉，因为在这类起伏浮沉中，任何特殊的细节，都只如海狸群或大草原上的羚羊群的行为细节一样，根本无关紧要。这些皆是动物学上的事件，只在我们的眼界的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中有它们的位置，在那里，我们关心的不是个别民族或兽群的命运，而是作为种属的“人”、“羚羊”或“蚂蚁”的命运。原始人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历史，所有的史前研究都将浓缩为这种意义的考察。人类对火、石制工具以及使武器能发挥效用的机械法则越来越熟悉，这仅仅表示着种类及其潜在可能性的发展。一个部落用这些武器反对另一个部落的目的，在历史的这个层面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种属和一种文化的各自存在中，石器时代和巴罗克时代属于两个时代等级，亦即属于两种根本不同背景的两种有机体。在此，我还要对一直以来败坏了所有历史思想的两种假设提出异议：一种肯定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另一种则根本否认有所谓的终极目标存在。生命总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在生命概念中注定了的东西的实现。但是，个体生来是一方面属于某一特殊的高级文化，而另一方面又属于人这一种类——对他来说，根本没有第三种存在单位。他的命运必定是或者属于动物学的领域，或者属于世界历史的领域。“历史的”人，按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并按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对它的看法，乃是正全力以赴奔向其自我实现的文化的人。在此之前，在此以后，在此之外，人是没有历史的；而且，他所隶属的民族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如同当关注的断面是天文的而非地质的方面的时候，地球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一样。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最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事实，一件以前从未被承认的事实，那就是：人不仅在文化诞生以前是没有历史的，而且当一种文明已经充分地自行完成了其最后的确定形式时，人又会再次成为没有历史的，因为那最后的确定形式的完成预示着文化的活生生的发展的终结，预示着文化的有意义的生存的最后可能性已经枯竭。在塞提一世（SetiⅠ）（公元前1300年）的埃及文明中，在直到今天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中，我们所见到的正是原始时代的古老动物生命再次的起伏浮沉，虽然它所依托的宗教的、哲学的，尤其是政治的形式还十分的灵巧聪慧。不论那君临巴比伦的统治者是像喀西特人那样的野蛮、好战的游牧种群，还是像波斯人那样的文雅的继承人；不论他们保持其统治地位是在何时、有多久以及有何种成就；从巴比伦的立场看，这都是没有意义的。民众的安乐生活自然要受到这类事情的影响，但它们与这样一个事实全然无关，那就是，这个世界的心灵已经熄灭，因而它的事件没有任何深刻的意义。埃及建立的一个新王朝，不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中国发生的一次革命或一次征服，进入罗马帝国的一个新的日耳曼民族，都是景观的历史中的要素，有如动物界中的一种变化或鸟群的迁徙一样。
在高级人类的历史或者说真正历史中，所争的赌注和动物优劣之争的基础，永远是某个本质上精神的东西的现实化，是一种观念向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形式的转化，甚至在推动者和被推动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目标和运气的象征力量时也是如此。这同样适用于艺术中重大的风格倾向的斗争（如哥特风格与文艺复兴风格的斗争），适用于哲学的斗争（如斯多葛哲学与伊壁鸠鲁哲学的斗争）、政治理想的斗争（寡头政治与僭主政治的斗争）、经济形式的斗争（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后历史就不具有所有这一切。剩下的只有单纯的权力之争，动物性的利益本身之争。从前，权力甚至在显然缺乏任何灵感时，也一直在设法为观念服务；而在晚期文明中，甚至最令人信服的观念幻想，也只是纯粹动物性追求的面具。
佛陀以前的印度哲学和佛陀以后的印度哲学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经由印度心灵并在印度心灵中，为达致印度思想的目标，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伟大运动；而后者则是一种现在已经晶体化而且不可能发展的思想储存在新的断面的不断转换。解决方法永远在那里，尽管表达它们的方式有所改变。汉朝以前和汉朝以后的中国绘画——不论我们是否知道它；新帝国开始以前和开始以后的埃及建筑，情形也都是如此。至于技术方面，表现亦无例外。今天的中国人对蒸汽机和电这两种西方发明的接受，同四千年以前对青铜器和犁的接受，以及更古时代对火的采用，其方式都是一样，而且都怀有同样的宗教敬畏。前两种发明，在精神上说，完全不同于中国人在周代自行作出的且每一种都意味着其内在历史的一种划时代转变的那些发现。在那个时期以前和以后，几百年远不如文化内部的几十年甚至几年那样重要，因为时间距离正在逐渐地回到生物学层面。正是这一层面，使得这些十分晚期的状况——这种状况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带上了无有变化的虚华浮丽的特征，真正的文化人——例如在埃及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和在中国的西方继承者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把那一特征和他自己的精力旺盛的发展脉动加以对比时，会感到十分震惊的。这是无历史的一种不变性。
古典历史不是随亚克兴战役和罗马和平而终结了吗？再也没有伟大的决定会集中关注某一整体文化的内在意义。非理性、生物学，开始取得主导地位，而且，无论一个事件会变成何种状态，对于世界来说都将是无足轻重的，即便对于个人私下的行为来说不是这样。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都解决了，这些问题在每一种文明中迟早是要解决的，因为问题已不再被看作是问题，也不再作为问题被提出。可是，过不了多久，人也将无法理解在早先的种种灾难中究竟涉及到哪些问题；因为凡是不能为自己所活生生地体验到的东西，必定也不能为他人活生生地体验到。当后来的埃及人谈及喜克索时期时，或后来的中国人谈及对应的“战国”时期时，他们皆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标准来评判那外部的图象，其中不再有什么难解之谜。他们在这些事物中看到的只是权力斗争，他们看不到那些殊死之战，不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或者说那些鼓动异族来反对自己的同类的战争，其实都是为一种观念而战。今天，我们明白了围绕着提比略·革拉古的谋杀和克洛狄乌斯（Clodius）的谋杀，在张力和解除张力的可怕交替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公元1700年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在公元2200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于辛安（Chian）的谋杀，情形亦复如此，这是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后世的埃及历史学家除了描述他的一个“喜克索式的国王”以外，再也说不出什么。如果不是因为日耳曼人的到来，罗马历史学家在一千年后或许会把革拉古兄弟、马略（Marius）、苏拉（Sulla）、西塞罗全都放在一起，看作是一个被恺撒推翻的王朝。
我们不妨把提比略·革拉古之死与尼禄（Nero）之死——当罗马得到贾尔巴（Galba）叛乱的消息时——作一比较，或把苏拉战胜马略党与塞普提姆·塞弗茹斯战胜佩斯塞尼乌斯·尼格尔（Pescennius Niger）比较一下。如果在后来的这些情形中，事件的发展是另一种样子，那么，帝国时代的过程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蒙森和爱德华·迈耶尔极其详尽地描绘的庞培和奥古斯都的“元首制”与恺撒的“君主制”之间的区别，完全是无的放矢。在那个阶段，关键仅在于宪法上的问题，尽管在五十年前它还意味着不同观念间的某种对立。当文迪克斯（Vindex）和贾尔巴在公元68年着手想恢复“共和政体”时，他们其实是以一种观念作赌注，可在当时，这一真正具有象征效力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谁应当拥有明明白白的实际权力。为恺撒的头衔而进行的斗争逐渐地变得越来越像是黑人的斗争，而且会以日益原始的、因而是“永恒的”形式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进行下去。
这些人不再具有一种心灵。因此，他们不再有自己所固有的历史。他们充其量只能在一种外来文化的历史中获得某种意义，从而成为历史的对象，而且无论其与历史的这一关系具有何等深刻的意义，都必定整个地是从外来生命的意志中获得的。在一种古老文明的土壤上发生的任何有效的历史事变，其连贯性作为诸事件的一个过程，皆是从其他地方获得的，而不是从那块土地上的某个人在这个古老文明中所起的任何作用中获得的。因此，我们又一次觉得应当从两个方面去审视“世界历史”的现象，即从诸伟大文化的生命历程的方面和从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
各文化间的关系（1）
一
尽管对各文化本身的考察在逻辑上应先于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可现代历史思想一般地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对于那把世界事变放在一起构成一个表面统一体的诸生命历程，现代历史思想了解得越少，它便越是热衷于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去探求生命，而对这些关系本身，它也就理解得越少。在这种探查、拒斥、选择、重估、误解、洞察、欢迎等等之中，隐含着多么丰富的心理啊！——不仅在彼此直接接触、彼此惊奇、彼此斗争的诸文化之间是这样，而且在一种活生生的文化与一种在景观中仍然可见其踪迹的死文化的形式世界之间也是这样。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名之为“影响”、“延续”、“永久效果”的这些概念，该是多么的狭隘和贫乏啊！
这正是地道的19世纪的情形。那时的人们所寻求的，正是因果的链条。一切都是相继发生的，没有什么是原初的。由于每一年轻的文化在表面上都显示出众多古老文化的形式因素，于是，人们就假定，这些因素已连续地发挥效用，而且当一组这样的效用被串联在一起的时候，历史学家就满足于把它看作是一件证据确凿的作品。
根本上说，这种处理方式依据的是许久以前启发过伟大的哥特人的那种观念，亦即一种在全人类的历史中有着重要意义的独特性的观念。哥特人发现，在世界上，人群和民族总在变化，而观念却持久不变，而且，这幅图象给予人的强烈印象甚至在今天也未曾消失。最初，人们把这幅图象看作是上帝借助人类这个工具所实施出来的一个计划。事实上，只要“古代－中古－近代”框架的魔力继续存在，只要其持久性的浮华使我们见不到现实的流变不居，那么，即便是到了很晚的阶段，这幅图象仍会被看作是这样的。但是同时，我们的眼界也已经改变了，变得更加冷静和更加广阔了。我们的知识早就已经超越了这一航海图的界限，那些仍试图借它来指导航行的人，必将徒劳无果。不是结果在“发生影响”，而是创造者在“吸收”。人们把存在和醒觉存在混为一谈了，把生命和生命借以表达自身的工具混为一谈了。批判性的思维，甚至简单的醒觉意识，只看到理论的单位在所有的地方都屈从于运动。这种思维是真正动态的和浮士德式的，因为在别的文化中，人们从未这样想象过历史。希腊人对世界的理解完全是具体的，他从没有探求过诸如“阿提卡戏剧”或“埃及艺术”这类纯粹的表现单位的“效果”。
最初所发生的是：人们把一个名称加于一个表现形式的体系，这样便在我们的头脑中唤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复合体。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太久，不久，有人就假想在名称之下有一种存在，在关系之下有一种结果。当我们今日说到希腊哲学、佛教或经院哲学的时候，我们意指的是一类似于活物的东西，是一种力量单位，这个单位不断地成长，直到它强大到足以掌控人类，足以征服他们的醒觉意识乃至他们的存在，并最终迫使他们进入一种活跃的一致性，按照其自身的“生命”的方向延续下去。这是一套完整的神话，而且重要的是，只有西方文化的人类——唯有他们与这一图象共同生活，且生活在这一图象之中——的神话才包含有如许多的此类精灵，例如“电”和“位能”。
实际上，这些体系仅存在于人类的醒觉意识中，并且它们是作为活动的方式而存在的。宗教、科学和艺术皆是基于某一存在的醒觉意识的活动。信仰、冥想、创造，以及作为这些看不见的活动的结果所要求的任何可见的活动——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