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播媒介在传播实践中的作用？-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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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是幻想。”　＇2＇实际上，拉斯韦尔关于传播学的三项社会功能中，有两项是直接涉及生存环境构建问题的。在当下社会，人们已经无法离开媒介。另一位传播学家麦奎尔，还形象地列出了一个“媒介地图”，如图1。

　　这样一张媒介图，清晰表明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中介，在社会、国家和媒介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学科特点，通过适当的价值目标、实现控制，以及给受众提供信息文化服务方面的协调关系。比如，媒介与其它机构，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媒介与社会的替代理论。另外，他还通过对以媒介的变化、自由、多样性为内容的“离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为内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另一位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和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权力的媒介》中摒弃冷战思维的“报刊的四种理论”，重新划分成三种社会传播模式，即市场经济世界模式、马克思主义世界模式、进步中世界模式。尽管这种分法的科学性还有待研究，但它通过对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方面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证实：不管是哪个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且主要体现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尔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有时被人称为核时代，有时被人称为信息爆炸时代。　这些术语的含义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使之改换面貌的世界，一个充满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对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胁。爆炸式的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情形既是知识的源泉，又是毁灭的种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秩序中，在新闻媒介从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闻商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描绘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构成人类抉择行动的基础。认识不到这个基本而又严酷的事实就无法理解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　＇3＇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已进入到信息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们消费的“信息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恰好呈负相关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饮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数则越高。

　　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新闻已经成了政治信息体系中的核心，甚至成为当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利益集团，抑或普通民众，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闻文本里面，新闻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与其观众交流的平台，它已经成了从国家上层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监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开反映的主要渠道，成为他们了解政府和政治的运转，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谁在那里制造了新闻，或谁没有制造新闻，新闻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影响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政治家们都已经很习惯地走到公众面前，利用大众传媒向广大民众传递他们的思想。信息已经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

　　现代新闻的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三元结构：一是媒体本身，这是新闻的生产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闻离不开政治家，政治家也离不开媒体；三是读者，亦为受众，离开受众，新闻就失去了基础，受众是新闻的消费者。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传媒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任务　

　　新闻传媒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弘扬舆论引导之“势”，发挥引导之“术”，把握引导之“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传媒舆论的重要性有两个经典比喻：一是“社会舆论的纸币”，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他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4＇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社会舆论的纸币”的流通已不限于报纸，它从单一的报纸发展到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媒体，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广泛、影响力更大。

　　1957年7　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的目标，描述的就是一种“和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　＇5＇他主张新闻单位要积极主动、理直气　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党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庚好的舆论环境。　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　＇6＇

　　构建和谐社会，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提倡的。新闻舆论引导之势要反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从全局考虑，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央视和各省市的广播、电视，有责任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舆论引导中成为“领唱者”。现在有一些媒体，习惯于炒作那些发生在周围的鸡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应当说，偶尔为之，也没什么不好，但长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闻搞成“主打”产品就不好了。

　　发挥舆论引导之势，首先要关注大势。何为大势？大势就是大趋势，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击非典，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分裂国家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开发西部和中部崛起的问题，三农问题等，都是国家的大势。

　　在关注大势方面，新闻传媒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比如，对1998年抗洪斗争的宣传以及后来升华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国新闻单位开展的“三项学习”、“三贴近”活动，2004年各大媒体集中宣传任长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感动了多少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大势，都是舆论引导之势的大手笔。

　　舆论引导之势要在厘清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多下工夫，观念一变，效果也不一样。比如20世纪　70年代末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90年代初由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组“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等，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出的舆论引导之势的作用，无论今天怎样去评价，我想都不过分。

　　舆论引导之势要关注热点、焦点问题。舆论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当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大多数人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们集中反映了社会中的复杂性，公众关注程度比较高；二是普遍性，这也是热点、焦点问题的特性之一。还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而诱发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已经成为引导舆论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导舆论工作中，还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状态，同时又是方法。中国古代的“过犹不及”讲的就是“度”的问题。毛泽东讲：“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7＇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别重视舆论引导之“术”的问题。舆论引导要产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讲究引导艺术。

　　如果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生命、灵魂、根本任务的话，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正是集中体现了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概括了舆论导向的本质，凝练了舆论导向的丰富内涵。三个“贴近”是一个相互关照的有机整体，既是原则，又是内容，三贴近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贴近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也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个牢固的桥梁、纽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

　　把新闻宣传作为一种领导工作方法，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

　　把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是我党在长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就写道：“《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　＇8＇他把所有《中国工人》的读者都看作是（中国工人）这个“学校的学生”。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　＇9＇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　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

　　用新闻宣传指导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是非分明，立场坚定。毛泽东一再强调：“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　＇10＇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一股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影响稳定。邓小平及时明确地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他进一步提出，不管是组织讨论还是开展批评，都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

　　回顾我党八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典型报道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典型报道，他曾讲过“凡典型的，都应当公开报道”　＇11＇。邓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　＇12＇。我们党在典型宣传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把新闻宣传作为工作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让人民群众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邓小平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办好报纸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他讨厌报纸报喜不报忧，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13＇。毛泽东更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武器。他曾就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提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　＇14＇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评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　＇15＇开展对人民内部问题的尖锐批评应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16＇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非常注重通过舆论去监督我们党和党员，取信于民。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17＇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在我国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目标。

　　把新闻宣传作为领导方法，要有一个中心，中心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报刊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列宁后来明确提出党报是“思想中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曾把办报纸称为建党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环”　＇18＇。邓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语重心长地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19＇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中心”说的新的继承，融进了新思想、新内容。江泽民在党的多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