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伟大考古纪实-第2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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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博良再次回到格兰诺勃尔，1809年7月10日受聘为大学历史教授。那一年他才19岁，听他讲课的青年们有不少在两年前还是他在公学里的同窗学友。可以理解，他这样是容易树敌的。果然，不久他就遭到某些比他年长的教授的合伙暗算，这些人的学识不及商博良，又都受过他无意的侮辱。
何况这位年轻的历史教授的思想又是那样古怪！他公开提出，历史研究的最高理想是寻求真理，而他对真理的概念非常独特，即他要寻求绝对真理，而决不是波拿巴王朝或者波旁王朝的统治者所规定的真理。为了达到这个理想节情，反对以理灭欲。强调“以利和义”，反对坐而论道。批，他就要求学术自由，而这时正当是学术界受到各种政治禁令重重限制的时候。他认为历史学家对于权贵应该置之不理。革命初期狂热的群众在屋顶上喊出的自由的口号，现在已经不断地遭到践踏，他却要求把它们维护下去。
这样的政治主张当然使商博良同时下的一批禄蠹之间发生矛盾。尽管不时遭受挫折，但他的信念决不动摇。每逢这样的时刻，他就要向哥哥提到一种想法，这种思想可能是来自伏尔泰《康迪德》，但作为东方学者的商博良感到东方的一本宗教典籍中的表达方式更为合意：“开垦你们的田地吧！曾德—阿新斯塔说过：开垦6英亩荒地，强似打24次胜仗。我的意见也是这样。”这时商博良被学院内部的勾心斗角搞得狼狈不堪，情绪颓丧，教授们勾结在一起把商博良的薪金搞掉了四分之一。他写道：“我的命运是定下来了。我一定要穷得像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要设法买一个大桶栖身，再弄一块麻袋披在身上，这样我才或许有希望靠着雅典人的施舍过活。”
他写过一些讽刺拿破仑的文章。但在拿破仑倒台以后，在1814年4月19日联军开人格兰诺勃尔以后，商博良并不相信会有严明的法制出来代替波拿巴王朝的暴政，并且认为就是将来这种希望也是很渺茫的。
商博良虽然非常关心政治和科学的自由，但他在研究古埃及方面的热情决不稍减。各种问题在分散他的精力，有的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但他还是不断地做出惊人的成绩。他编了一本科普特语词典供自己查阅，同时还写了一些剧本在格兰诺勃尔的几家抄龙演出吸收编辑部成员问题上发生分歧，列宁于1903年11月1日，其中一部写的是伊英琴尼亚的故事。按照12世纪作家彼得·阿伯拉开创的法国传统，商博良还常写一些政治歌谣，每写出一首便立刻被群众在街头传诵。与此同时，他在继续进行自己的主要工作，即不断深入地探索埃及的奥秘。不管大街上不时传来“皇帝万岁！”“国王万岁！”的口号声，他的头脑始终没有离开这项首要的任务。他写了无数篇散文，又为作者制订写作提纲，许多人在创作上找他请教，他是来者不拒的，这些才具乎庸的学生占去他很多精力。这些繁重的负担慢慢地使他心力交瘁。他在1816年12月写过这样的话：“那本科普特语词典一天天厚起来，词典的作者却一天天瘦下去。”当他看到词典已经编到1069页而主要工作尚未完成，便喟然长叹了。
随后就是百日复辟，欧洲再一次遭受拿破仑的统治。片刻之间，被迫害者变成了迫害者。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昌花一现的国王变成了一个难民。商博良激动得什么也于不下去了。“拿破仑要回来了！”人人都在这样说。巴黎各报的态度是寡廉鲜耻，朝秦暮楚。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标题是谎言的典型，它们反映了这种变色龙的性格。一开始，新闻标题有一条是“妖怪出笼了”，继而发展成为“狼妖在堪斯登陆”、“暴君现在里昂”、“篡逆距首都六十小时行程”、“被拿巴全速逼近”、“拿破仑明天将来到巴黎城内”，最后却变成“皇帝陛下驾临枫丹白露”。
3月7日，拿破仑率军进人格兰诺勃尔。他一马当先，用鼻烟盒敲了敲城门，火炬的光亮在他的脸上闪耀着。拿破仑完全懂得自己在这一历史性的场面里扮演了一个戏剧性的角色，他特地面对城头的大炮，单人独骑站立了片刻，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霎。城头上的炮手们乱跑着。接着“拿破仑万岁”的喊声大作，“进城时还是冒险家，出城时却已经是皇帝”。格兰诺勃尔是道芬尼省的首府，也是拿破仑反攻时胜利进军途中的必争之地。
■两位埃及征服者的会面
商博良的哥哥菲济克早就公开表示拥护拿破仑，这时他更是特别积极了。当拿破仑要找一位精干的私人秘书时，市长便把菲济克带来，又特地把他的姓改了几个字母，变成了“商破仑”。皇帝高兴地说：“这真是吉兆！他的姓竟有一半和我的名字相同！”皇帝召见菲济克时，商博良也在场。拿破仑问起这位年轻的教授做些什么，得知他在编写科普特语词典和语法书。商博良本人倒还冷静，皇帝却对这位还有几分稚气的学者大为赏识，同他谈了很久，并以皇帝的口吻向他保证，将来把他的科普特语的著作在巴黎出版。拿破仑意犹未足，次日特地到大学图书馆去看望商博良，同这位年轻的教授再次谈起他在语言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是埃及的两位征服者的会见。一位把尼罗河的故乡纳入自己征服全球的计划之内，并且打算建设一套庞大的灌溉系统来恢复埃及的经济；另一位虽然从未踏上埃及的土地，但是早已用心灵的目光把埃及的古代遗迹观察了一千次，并且有一天将会凭着自己的学识让这些古迹起死回生。自从见到商博良以后，拿破仑那帝王的想象力得到极大的启发，因此他当场宣布：从此把科普特语定为埃及的正式语言。
但是拿破仑来日苦短，突然复辟，接着却又突然垮台了。他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来葬在圣赫勒拿岛。
波旁王族又回到巴黎。他们的实力不足，因之也做不出多么强烈的报复行动，然而判几百人死刑显然还是必要的。按照当时的说法，“惩处的命令接连不断，像圣经中古犹太人得到的大赐食物吗哪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一样。”菲济克曾随拿破仑进入巴黎，完全暴露了自己，属于必惩之列。惩治菲济克的政治材料把他和弟弟商博良等同看待，这是错误的；然而因为有一批人出于对他的嫉妒而暗中活动，竟维持原议不予更改。更糟的是在百日复辟的末期，商博良错误地为创建特尔斐同盟出了力，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争取各种自由权。这时特尔裴同盟已经成为有重大嫌疑的团体。商博良之所以会犯这样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是因为要极力设法筹集一千法郎，用来购买一张古埃及的纸草，然而这在当时也是办不到的。
保皇党进攻格兰诺勃尔时，商博良在城墙上协助守军进行抵抗，完全没有看出哪一边会带来更大的自由。结果如何呢？当拉杜尔将军下令轰击格兰诺勃尔，从而危及商博良那些珍贵的手稿时，这年轻人就把政治和战争统统抛在脑后，奔下城墙，一直冲上图书馆的三楼。他在那里直到炮击停止。提水洒沙扑灭火焰，一个人在大楼里冒着生命危险，保全他的古埃及纸草。
商博良因犯有叛变行为被大学停职，在这以后他才终于着手破译那些象形文字。停职期一年半，停职期满后，他又在巴黎和格兰诺勃尔不知疲倦地工作。不久，政府又准备把叛国罪加在他的头上，他就在1821年7月逃离了格兰诺勃尔，这是他走过了从学生到教授的历程的地方。一年以后他出版了《关于象形文字字母发音问题致达西耶先生的一封信》，这是一篇专题文章，文章概述了一种成功的破译方法的要点。出版以后，许多致力解决埃及金字塔和寺庙之谜的人们纷纷加以评论。
■圭臬之错
古代作家有几个人提到过象形文字。到了中世纪，就出现了关于象形文字的各种解释。希罗多德、斯特拉被和狄奥多鲁斯都到过埃及，他们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以固示意的文字。公元前4世纪时，荷拉波隆对埃及文字作了详细的说明（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以及波菲利关于埃及文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荷拉波隆的意见往往被后人奉为圭桌，因为舍此尚无足以作为根据的材料，而荷拉被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因此在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许多人就不顾科学地任意乱猜，而立意治学的人则束手无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译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错特错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超过原来的象征符号，例如用三条曲线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这种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用来解释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字，结果造成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耶酥会会士阿萨纳西奥斯·凯切尔以发明幻灯著称，他在1650年至1654年期间在罗马发表了一部书共四册，书中有几篇象形文字的所谓“译文”；对照原文，没有一篇不谬以千里。例如有一组符号代表“独裁者”，这原是罗马皇帝的一种尊号，凯切尔却解释为“奥赛里斯是一切植物和果实的创造者；神圣的莫夫塔从上天把这种创造力引进自己的王国。”尽管谬误百出，但凯切尔却在认识科普特语的重要性上成为商博良等人的先驱。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新形式，有些学者却不承认研究科普特语的重要性。
过了100年，德贵格内斯在巴黎文字科学院发表演讲时，根据比较象形文字学提出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后裔。然而大凡提出这类错误理论的人总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例如德贵格内斯就正确地读出埃及国王“曼内斯”的名字，而有一个反对他的人却读做“曼努夫”。当时最尖刻的评论家伏尔泰因此对某些词源学者痛加抨击，说他们“既看不起元音，又不重视辅音。”同一时期，英国却有人把上述的理论颠倒过来，竟然说埃及人的祖先来自中国！
人们也许会想，随着罗赛塔碑的出现，这些不着边际的乱猜应该销声匿迹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问题显然可以解决，所以毫无专业知识的人都要涉足其间。德累斯顿有一位匿名作者，把罗赛塔碑上的残损的象形文字对照的希腊文全文读出来了。一位名叫阿哈麦德·伊本·阿布贝克尔的阿拉伯人“揭示”了一段文字，接着，东方学者哈默·波格斯韬尔竟不辞辛苦把这篇东西翻译出来，而这位学者是一向严肃认真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巴黎人声称，他在丹德拉的一座庙宇里的铭文上识别出第一百首《赞美诗》，日内瓦出现了一篇所谓“潘菲力尖碑”上的铭文的译文，据说内容是关于“公元前4000年时善战胜恶的一篇报告”。
这时有人已经发展到异想天开的地步。帕林伯爵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同时又非常狂妄而又愚昧，他竟然声称自己把罗赛塔碑的内容一眼识破。依靠荷拉波隆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和希伯来神秘哲学，这位伯爵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大功告成。过了8天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译文，他说自己凭着速战速决，“避免了由于思虑过多而必然造成的全盘失误。”
■不同的方法
尽管周围一片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这时他读到唐多·德·圣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里面说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花纹。商博良不为所动。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据来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说的象征符号，如蛇咬天鹅、特定姿态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和桂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
于是在这些年代里，象形文字就成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的集中目标。人们认为希伯来神秘主义、星占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来自象形文字，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来自实际生活一样，象形文字中出现了圣经里的话，还找到了洪水文学，甚至于迎勒底语、希伯来语和汉语的段落也不在话下。商博良写道：“看来好像埃及人完全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东西。”
所有这些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被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是按照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炼自己的头脑过程中得出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和不自觉的东西、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灵机一动、一蹴而就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有些伟大的发现，假如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剖析，就会显得黯然失色。在懂得与它们有关的原理以后再来回顾，许多失误就会显得荒谬，许多错误观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结果，而许多问题就显得很简单。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离开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必须记得，无论专业研究工作者还是当时的知识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规范，有两条重要的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为古代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土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其次，虽然有人私下也许对荷拉波隆有所怀疑，但对于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雄象征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对待方法。不幸的是从表面看来，象形文字的样子很令人相信这种说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