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伟大考古纪实-第2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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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被隆正是这样说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象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f字母，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宇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分，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他说这些象形文字“像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张；他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把这些宇随意地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杨为代表。他有才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求解的方法，把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巧妙地增补了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译出的象形文字寥寥无几，而且完全不懂它们在拼音方面的意义，但是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有76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扬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杨高出一筹。杨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宇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看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把古埃及的语言变得读得出、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以后，他立刻看出，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国王的名字人手；但这已经是他酝酿已久的想法。
何以必须从国王的名字人手呢？上面讲过，罗赛塔碑上的铭文是三种文字表达的一篇通告，内容讲的是教会授给托勒密·埃群法尼斯王以神圣的荣誉。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阅读的，它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部分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圈：里面刻着几个符号，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装饰。
可以看出，在通篇铭文里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为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文写出的国王的名字，因为只有国王的名字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也可以设想，任何具有一般学识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宇的字母（古体字母），从而辨认出哪些是代表这八个字母的象形符号。
■打开埃及古文化的门锁
任何伟大的发现事后看来都似乎是简单的。1400年来，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荷拉波隆的传统观念搞得烟雾弥漫；因之商博良的另辟溪径就是一件非凡的成就，事有凑巧：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排力方尖碑上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这块碑由考古学家班克斯于1821年运到英国，碑上同样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等于第二块罗赛塔碑。同样地，文中也有刻着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还有一组象形符号，经过同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埃及文的“克娄巴特拉”。商博良把这几组符号上下排列写下来，如下图所示。
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克娄巴特拉”一词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个符号，各同“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个符号相符，这样就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而这也就是打开埃及古文化的一切门锁的钥匙。
现代人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现代的学生学习象形文字，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却是当年商博良在独具创见的基础上付出巨大努力的研究成果。尽管商博良在理解象形文字方面成绩卓著，但在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3000年来，象形文字出现了许多变体。现代的人们已经十分了解这些变体，懂得“古体”埃及文有别于“新体”，而“新体”又不同于“现代体”，但在商博良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变化；即便有的学者有所发见，从而译出了一个字，下一个宇却又束手无策了。今天没有专门学识的人都懂得，中世纪的文字第一个装饰性的字母只不过是个字母，决没有更多的含义，但中世纪的文字是同现代文化属于同一范畴的，在时间上的差距不足1000年，而最初的象形文字，却是一套不断发展的文字，它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的3000年前的产物。
今天已经不难区分哪些是形声词，哪些是示意词和限定词，而这是理解象形文字的第一步。今天我们看到有的词从右向左读，有的从左向右读，有的又从上向下读时，已经不以为怪了。意大利的罗塞里尼、荷兰的利曼斯、法国的德·路捷、德国的莱普西亚斯和布鲁格施等学者都陆续有所发现。运到欧洲的古纸草文献数以万计，后来的专家们已经能够顺利地阅读那些来自陵墓、碑石和寺庙的长篇累牍的铭文了。商博良死后（1836—1841年），他的《埃及语法》在巴黎出版，接着先后出版了后人编纂的第一部埃文词典和《注释》、《碑文》等书。这些加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使得后来的埃及学家们不仅能读，而且能写埃及古文了。希德纳姆的水晶宫有一座埃及厅，里面就用象形文字镌刻着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弗莱德亲王的名字。柏林埃及博物馆的庭院的献词也是用埃及古文写的。莱普西亚斯在埃及吉萨的一座金字塔上竖了一块碑，用古文在上面写了他的那次远征的赞助者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名字。
埋头书斋的学者往往弄不到第一手资料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有的地方神游数十年之久，却没有机会亲自去看一看。
商博良在理论上成就非凡，却没有实地发掘过古文物。然而他到底还亲自到了埃及，使自己的书斋理论得到了现实的验证。商博良从青年时代就研究古埃及的历史和地形，多年来，尽管资料缺乏，他仍考证了许多古雕像和铭文的制作时间和地点，每当这时他的脑中就出现一串串的逼想。商博良来到埃及，就像一位动物学家用骨路和化石复原了恐龙的身躯以后，又突然回到自理纪站在活恐龙的面前。
■胜利的进军
商博良率领远征队从1828年7月到1829年12月游历埃及，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这时除法国官方以外，埃及的人们都早巳忘记商博良还有过“叛国”的罪名。当地居民成群地跑来看望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商博良受到埃及人的热情欢迎，使远征队大受感动，他们为格里戈省省长穆罕默德·贝依唱起马赛曲和《彼第奇的猎舍》中的自由之歌。但这些法国人在兴高采烈之余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商博良接二连三地有所发现，他的许多想法到处得到证实。对于曼菲斯的古建筑遗迹，他一看就能识别它们的建造时代。他在里特·拉伊纳发现两座寺庙和一处古墓，在萨卡拉发现古代王族的姓氏昂诺斯时，他立即断定这是最早期的埃及王族。几年以后马利耶特（法国埃及学家，1821年—1881年）在萨卡拉考古得到重大的收获。
在这6年以前，商博良提出一种设想，为此遭到整个埃及委员会的嘲笑，这种设想现在证明是对的，这使商搏良非常高兴：在远征队的船只停泊的丹德拉口岸上，有一座经过历代帝王修建的庙宇。中古王国的第十二王朝修过丹德拉寺，托特米斯三世、新王国的雄主拉美西斯和他的继承者也派人修过，另外还有托勒密王朝和后来的罗马征服者奥古斯都和内耳瓦，最后是多米蒂安和图拉扬修建了寺门和围墙。
l799年5月25日，拿破仑的军队经过艰苦的行军抵达丹德拉，看到这片雄伟的遗迹时，全军都为之惊奇不已。德赛将军率领全师追击玛穆鲁克，在这里竟暂时停止行进，以便观赏古帝王留下的这些豪华的建筑。商博良在事先早已通过文献、图片和镌刻的复制品而对这个古迹了解得十分详尽，现在他终于身临其境了。那是一个满月当空的、晴朗的、埃及的夜晚。
远征队的15名队员央求队长批准他们上岸。商博良见阻拦不住，便率领大家径入寺内，“当时假如埃及人看到我们，”他写道，“会把我们当成贝都因人，而欧洲人可能以为我们是一群武装的卡尔特会僧侣。”
参加这次游览的罗特后来异常激动地追述当时的经历：“我们慌慌张张地跑过一处椰林，那简直是月光之下的神仙境界！接着是一片深草、荆棘和灌木丛。回去吗？不行，我们不愿回去。向前走吗？完全不认识路，我们高声呼喊，只引来远处几声狗吠。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瘦弱构干的农人睡在树下，身边有一根木棒，身上被着几块黑色的破布，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商博良把他叫做“会走的木乃伊”。“他看到我们就站起来，吓得要死，以为一定是活不成了……又走了足足两个小时，那寺院终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柔和的月光下，真是一幅令人陶醉的画面……到达之前，我们在路上还唱了几支歌以缓和一下焦躁的情绪，然而现在已经站在寺门前，它弥浴在一片圣洁的月光里，那景色真是令人心荡神怡！粗大的圆柱支撑着大厅，下面是一片寂静的、梦幻般神秘的境界，外面却是耀眼的月光，真是奇特而又绝妙的对比！”
“我们用枯草在寺里点起簧火，火光又一次带给我们一阵欢悦，我们如醉如狂，没有一人不喜出望外的……这是一幅神奇的画面，它充满着梦幻的色彩，然而却是丹德拉的大厦之下的现实。”
商博良是怎样报道这次游历的呢？别人叫他“师傅”，他的稳重的叙事口吻符合这个身份，然而人们可以从他那冷静的措词里感到奔腾的激情。他写道：“我不想描写这座寺庙、特别是寺中的圆柱门廊给我们的印象如何深刻。建筑物的大小是量得出的，但要想说明寺庙的整体是不可能的，它是华丽和雄伟的最完美的结合。我们兴高采烈地在里面看了两个小时。我们请那贫苦农民作向导，走遍了寺中的殿堂，并且借着月光看了外面的铭文。”
这是商博良见到的第一座保存完好的大规模的埃及寺庙。从他当晚和后来写的笔记可以看出，他在古埃及的研究方面付出了多少心血。他事先在想象中和思想上为那天看到的景象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在看到实物的时候没有什么使他感到意外。面前的一切无不证实他早已想过的东西。同行者有的很有学问，但却没有他的敏捷，他们都对商博良的学识感到惊异。远征队成员们大多数都把那些寺庙、大门、圆柱和铭文看作死的石雕，一些没有生命的、纪念过去的东西，而在远征队长看来，这些都是一片活着的景象的组成部分。
商博良率领的全体人员都剃了发，戴着穆斯林的大头巾，身穿绣金边的上衣，足踏黄色皮靴。罗特说：“我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像煞有介事的样子。”但商博良对于这套装束并没有这种半开玩笑的态度。多年来，他在格兰诺勃尔和巴黎就被人称为“埃及人”，他总是埃及装束，好像从小就生活在这尼罗河的祖国，这一点他的朋友们是有目共睹的。
这次旅行埃及期间，商博良做了大量的解释古迹和破译古文的工作。他常常有所醒悟，新的见解总是层出不穷。他宣布了比埃及委员会高出一筹的一项发现：这座寺庙并不是埃及委员会所说的艾茜斯庙，而是爱神海梭庙。它是不是像委员会所说的“极为古老”呢？寺中的建筑实际上是托勒密王朝最后定型的，而且在这以后罗马人又把它装修过。尽管月光之下看来气魄不凡，但商博良还是看出这座寺庙“固然不愧为建筑上的杰作”，但雕刻的“风格却是极不高明的”。他写道：“但愿委员会不要见怪：我认为丹德拉寺的浮雕非常恶劣。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们都是衰落时期的作品，当时雕刻艺术已经腐朽没落，而建筑作为数学的艺术是比较稳定的，因此这座寺庙的建筑还不辱没埃及的神，也值得后世的崇仰。”
3年后商博良逝世了，这是新兴的埃及学的巨大损失。商博良死后，英国和德国的学者立刻对他的见解群起而攻之。他们把商博良破译古文的方法盲目地斥为幻想的产物，完全不顾这种译法的公认的成绩。但商博良得到德国学者理查德·莱普西亚斯的大力支持。1866年，莱普西亚斯发现了堪诺普斯诏书，是用世俗体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两种文字写成的。认真研究的结果全面证实了商博良的理论。1896年彼得·勒·培基·兰诺夫爵士在伦敦皇家学会发表的演说中，对商博良作了应有的崇高评价，这时商博良已经死去64年了。
商博良解开了埃及古文之谜，长期的挖掘工作从此可以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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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艾尔曼》众神的宫殿》第六章 金字塔神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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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字塔神喻
假如有人告诉你：某个精心设计、精心构筑的现代建筑包藏了建筑师的渊博知识，它不但预示了未来四五千年来宇宙发展的进程，而且记载了以往两三千年的人类历史，你肯定会对人类的智慧和奋斗感叹不已。不过，你也许并不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当代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
假如有人对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