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伟大考古纪实-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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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督耶稣是坚信不移，还是疑惑小信，不仅是一般百姓这样的信徒应该作出选择的问题，更是门徒之中将承担起传教使命的如彼得这样的使徒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有在拥有了大批信徒的同时，又出现了以使徒为骨干的传教组织，才可能迅速地扩大基督耶稣所代表的上帝之道的宗教影响，形成基督教教会的始基，于是就有了“拿撒勒教党”的出现，也就是希伯来语言中所说的“遵守拿撒勒人的某些教义教规的人们”，这显然是指信奉基督耶稣的信徒们，特别是使徒们，比如使徒保罗被人诬告的罪名即为他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这是因为，拿撒勒教党虽然与犹太教有着教派渊源上的关系，但实际上已经具有明显的不同，它主张在遵守摩西律法的前提之下，坚信基督耶稣的教诲，在给与《圣经·旧约》以经典地位的同时，编著《希伯莱人福音书》；它呈现出了从犹太教向着基督教过渡的形态，在公元1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流行于整个迦南地区，随后向叙利亚逐渐传播，一方面直接受到了基督耶稣的影响，对于基督教的形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由于它在宗教态度上比较倾向于犹太教，故成为基督教最早的异端教派之一。
事实上，当初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尽管“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于是，耶稣预言这些城市将要毁灭：“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及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耶稣的这一预言实际上反映出在基督教兴起的过程中，即使是在加利利这样的迎南地区的周边区域，它与犹太教之间亦已经出现并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以致于耶稣对于自己故乡的人们，也会发出这样可怕而激愤的诅咒。由此可见，随着基督教的宗教影响在整个迦南地区越来越大，因而与犹太教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深，最终导致罗马帝国在巴勒斯坦行省的当权者出面干预，造成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这样的流血惨案。
迦南地区沿地中海一带，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被从希腊克里特岛来的非利士人占据定居，因而在《圣经》中被称为“非利士人之地”，而在希腊语中，巴勒斯坦一词即为“非利士人之地”的意思。因此，当时的迦南地区也就包括如今的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黎巴嫩的部分领土。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著作之中，第一次将迦南地区称为巴勒斯坦，到了公元1世纪的时候，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也在自己的历史著作里面沿用巴勒斯坦一词，以取代迦南作为对这一地区的称呼，从此以后，这一地区也就成为如今人们所熟悉的巴勒斯坦了。
自从公元前586年犹大国亡于巴比伦大军的铁蹄之下，沦为巴比伦的囚徒以来，犹太人虽然重返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迦南，但是，随着公元前331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了迦南，受希腊化的影响，不仅迦南逐渐改称为巴勒斯坦，而且迦南的犹大人也逐渐改称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公元前65年，罗马帝国占领了巴勒斯坦，设立了行省，并分封了若干傀儡王，企图杀害耶稣的希律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尽管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领土，但是，犹太教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之中，还是不容忽视的，几乎所有的巴勒斯坦男性居民都施行了割礼，连耶稣出生8天以后也没能幸免，因而犹太教庞大势力的现实存在，对于新崛起的基督教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所幸的是，罗马帝国对于巴勒斯坦的吞并，虽然在政治上由罗马皇帝直接派出总督进行治理，并且直接决定傀儡王的废立，但在宗教上却在设立国教的同时，仍然允许各种各样宗教的存在。因此，这一现状，对于刚刚诞生的基督教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生存空间——犹太教不可能对基督教进行直接的政治压制与宗教打击，而只能通过述诸罗马帝国总督以施加社会压力的方式，促使其出面干预。因而尽管发生了宗教之间的激烈争端，然而，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却在与日俱增。
这一点，在耶稣被迫害致死的过程中，首先暴露出来，并且暴露得最为充分：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传道，由于反响巨大，引起犹太教中的祭司与文士的普遍嫉恨，于是诬陷他要作犹太人之王，图谋造反。然而，老谋深算的罗马总督审问了耶稣之后，“彼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到这里了！’”由于那个曾经企图杀害耶稣的希律王的儿子小希律王，此时也在耶路撒冷，于是，彼拉多就下令将加利利来的耶稣送到小希律王那里去审问，因为他不想被卷入这桩宗教纠纷里面去。
可是，“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见他，并且指望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彼拉多那里去。”显然，小希律王虽然并不是很诚心地喜欢耶稣，但毕竟是在祭司长等人的挑拨之下才侮辱耶稣的，而给耶稣穿上华丽衣服则表现出巴比伦戏弄死刑犯习俗的影响在犹太人心中的根深蒂固。
当耶稣再次被送到彼拉多面前的时候，尽管彼拉多仍然坚持耶稣没有罪，但是，他在耶路撒冷全城犹太教众人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作出一个决定，让他们自己在耶稣与一个著名的罪犯之间进行谁生谁死的选择。结果，众人要求释放罪犯而处死耶稣。此时，“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上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而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吸收，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罢！’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从此以后，人们纷纷传说由于对耶稣犯下的罪，犹太人才成为飘荡四方的，没有自己国土而流浪世界的民族。不过，现实之中的彼拉多却因为不断地屈从于社会的压力而杀害了无辜者，被罗马皇帝下令到罗马受审，最后自杀而死。这表明，当不同宗教最终形成某种社会势力之后，政治上的统治者会进行利害权衡的选择，一般说来，除了统治者个人的好恶之外，宗教势力越大的一方，往往会受到统治者的偏袒，甚至利用。同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状态之中，宗教势力才有极大的可能出现恶性膨胀，走上国教化，甚至国家化的道路。
尽管基督耶稣在宗教仇恨中被杀害，但是，基督教并没有因为基督耶稣的死而停止发展，乃至消失。恰恰相反，出乎犹太教的教众所意料的是，基督教不仅在巴勒斯坦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在其彻底抛弃了犹太教的民族宗教的封闭性因素之后，在基督耶稣的众多使徒的带领之下，传教活动最终大大地超越了巴勒斯坦的范围，进入了罗马帝国这个多民族的政治区域之内。于是，基督教开始了从迦南到罗马的历史行程，走出了迈向世界宗教的第一步！
Ⅶ．34 谁在控制教会
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所获得的这一生存空间，可以说几乎是无比巨大的，仅仅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最大版图，就曾经囊括了欧洲、亚洲、非洲的广大区域，从东到西约为4500公里，由南向北约为3000公里，纵横达数千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1．2亿。从迦南到罗马，也就是从巴勒斯坦到罗马帝国，尽管基督教教徒曾经也受到过断断续续的若干代罗马皇帝的迫害，但是，基督耶稣的福音在罗马帝国却不停地四处流传，到进入公元4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教徒的数量已经接近了罗马帝国总人口的一半。
基督教在不到300年的时间内，如此迅速地成长壮大，首先是与“四福音书”宣扬的上帝之道分不开的。为了每一个信奉上帝的人平等地去爱人，基督耶稣提出：“要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得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去”；为了实现天国的理想并决不放弃对于天国的坚信与追求，基督耶稣指出：“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甚至不反对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以进入天国，这不仅是因为“努力”一词在原文中就是“凭暴力”，而且还因为基督耶稣宣告过：“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当然，基督教主要是以传教的方式来扩大救世思想的社会性影响与吸引力的。
因此，其次就是需要传教的组织，特别是选择能够承担起传教使命的组织者，以有利于进行较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于是，“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井医治各样的疾病。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显然，领头传教的使徒，不仅要具备显示驱鬼治病这一类神迹的某种能力，以便使众人受到感化而信奉基督耶稣；而且还要具有适应社会环境而善于为人处世的高度技巧，以尽量避免遭到犹太教众从宗教到政治的迫害。然而，最关键的仍在于，使徒们能否坚守自己对于基督耶稣的信仰，使自己的一言一行完全符合上帝之道，使上帝之灵灌注自己的全身，使自己成为上帝之子的代言人。要言之，使徒应该以基督耶稣最忠实而又最信赖的门徒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是上帝亲临人间的个人见证。
基督耶稣为什么要在众多门徒之中亲自选择出12个使徒来，主要是由于在创教之初所决定的传教对象只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羔羊”，所以，基督耶稣要允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这12个使徒将“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很明显，在此基督耶稣并没有完全摆脱，或者说甚至企图利用犹太教关于“犹太人之王”的弥赛亚降临的宗教预言。在这里，可以看到基督教创教之初，与犹太教既有着互相冲突的一面，又有着互相影响的一面。尽管如此，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对于教徒的争夺，导致后者的出现动摇了前者的宗教基础与地位。
特别是犹太教与基督教这两教之间的相互争斗，对于巴勒斯坦的政治秩序造成了社会性的冲击，无论是罗马帝国派来的总督这样的外邦人，还是罗马帝国分封的傀儡王这样的诸侯，都不得不出面来调解，甚至进行干预，因而宗教冲突必定要走向政治解决的道路，由宗教迫害升级为政治迫害。所以，犹太教教众会将这些使徒视为叛教者并进行宗教惩罚，也会将这些使徒诬告为叛逆者以使其接受政治惩处，而面对所有这一切的迫害，势单力薄的基督教，从教主到使徒将不得不保持沉默，凭借心中的信仰来进行无言的抗争。
这一宗教的抗争实际上有着来自现实生活之中的蓝本：一个国王与他的12个部属如何反抗暴政的故事，逐渐转换成基督耶稣与12门徒如何兴教的故事，两者都是受膏者的殉难故事。在公元前3世纪末，斯巴达王进行了一次政策性的革命，试图通过取消债务、重行分配土地、解放奴隶来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结果，被马其顿大军镇压。斯巴达王不甘心失败，奋起反抗，后来因为部属的出卖而被处死。斯巴达王在他临死之前那一天的晚餐上，对他的12个部属说自己已经被出卖给敌人了，因而吩咐部属停止他们毫无希望的战斗，第二天斯巴达王就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从此，斯巴达人称他为“英雄和神子”。
在这里，可以看到基督耶稣殉难故事对于斯巴达王殉难故事的模拟：受膏者的类似身份；救世思想与活动；12个属下之中出现了叛卖者；在最后的晚餐上讲话；被钉上十字架而死；被称颂为“神子”。可以说这种模拟是全面性的，无论是故事的结构顺序，还是故事的述说内容，都几乎如出一辙。这是纯属偶然的巧合？或是直接受到了影响？如果考虑到在公元前这一段时期之内，斯巴达地区与巴勒斯坦地区都曾经被马其顿大军征服，再加上两地之间人们友好往来，不仅在政治上举行过缔结同盟的谈判，而且有大批的犹太人移居斯巴达一带，就不难理解在这一源自斯巴达的巴勒斯坦故事中基督耶稣的殉难是如何模拟斯巴达王的殉难的！
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从那时候起，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葡萄酒，祝福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赎。”
这样，现实性故事经过宗教性的模拟之后，最后的晚餐就不仅仅是故事述说本身的需要，而是通过故事的述说来表达一种宗教上的意义：提出了基督耶稣之死是为了使人的原罪与本罪都能得到赎救这一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使救世思想具有了更好的言说方式，即提供了一种明白易懂的比喻方式，通过基督耶稣的殉难，来向众人晓谕应信奉上帝之道，并且确立了圣餐仪式，使教徒时时不忘基督耶稣是为自己而牺牲，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