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之战-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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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四十名文武官员，可算是噶厦的重臣良将。昌都一战，全部归顺了共产党，而且都得到妥善的安排。阿沛本人更是被待若上宾。这使噶厦内外大为震动。一连几天，拉萨城的行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看来这红汉人解放军，既不同于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军队，也不同于前清川边总督赵尔丰的兵丁，更是不同于1904年打进拉萨来的英国人荣赫鹏的洋兵。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阿沛来信的内容真靠得住吗？
金中和桑林两位信使在拉萨成了新闻人物。他们却因旅途劳顿困得要命，只想睡觉。
不料，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两位信使一觉醒来，忽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已经在头天夜里简装轻骑，逃往亚东去了！这是1950年藏历11月11日。
达赖喇嘛还将从亚东逃往印度！
（10）达赖喇嘛滞留亚东。
原来，对于阿沛等40名官员的来信，噶厦大员们半信半疑，还有人又气又怕。他们感到，如果继续与解放军作战，已没有力量：派代表和谈吧，又有点于心不甘。于是，就在神前打卦抽签，问达赖喇嘛是留在拉萨，还是前去印度。结果，卦签上写着的是“出走”。因此，便秘密拟定了出国计划。
噶厦给留在印度的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发报，通知他昌都失守，拟请达赖出国，令其选择驻锡之地。几天后，夏格巴回电称：对达赖出国之事英美等国答应协助，印度将派兵接应。
藏历11月11日凌晨，达赖喇嘛临时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喜和孜本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俱务，自己则换上普通服装，离开了布达拉宫。
达赖骑着一匹灰色良种马，带着40名贵族官员和200名藏军，沿着拉萨河谷，在曲水宗的江村渡过雅鲁藏布江。不料经江孜抵达亚东后，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而收回了承诺；英美等国又怕达赖出国后失去现有地位，班禅掌管西藏大权。所以，当噶厦请求印度政府迎接达赖时，印度政府的回答竟然是：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印度的回电传到噶厦官员手中，全场哗然。当难民，那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耻辱，但无功而返又没台阶下，达赖一行就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就在达赖喇嘛从拉萨出走的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向在类乌战役中漏网的七代本普隆巴发起追击。普隆巴跑到洛隆宗（县）后，以一部分兵力控制了怒江上的嘉峪桥，同时收集散兵游勇和被解放军遣散的藏军二百余人，扬言要进行“反攻”。为消除隐患，巩固前进阵地，52师师长吴忠命令154团歼灭该敌。团长郄晋武亲率一个加强连，奔袭200里，于11日傍晚18时突然出现在嘉峪桥头，夺取了被破坏的嘉峪桥，突破怒江天险；在宗本代理人和当地农牧民的协助下，他们又行军180里，于12日凌晨包围了洛隆的藏军。七代本晋隆巴从梦中惊醒即被活捉。
1951年元旦，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辖西藏东部两个办事处28个宗（县）。主任为王其梅，副主任和委员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平措旺介、大活佛帕巴拉、德格女士司江央白姆等人。同时成立的还有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主任为阿沛·阿旺晋美。因为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
解放军便在昌都附近待命，等着达赖方面的选择。
（11）周恩来与夏格巴。
在与昌都遥遥相对的世界屋脊的另一端，阿里高原的扎麻芒保，新疆骑兵支队先遣连，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工作。他们散发毛泽东画像和藏语传单，帮助群众放牧、打柴、背水、治病、拣牛粪。当时先遣连的供应十分困难，他们仍然节衣缩食，拿出自己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块糖等物品来救济贫苦牧民。与他们接近的藏民逐渐增多了。先遣连在阿里的群众工作与和平谈判是成功的。今天，我们从历史档案里还翻出了阿里那日过力松木区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夫人民政府毛主席：敬启者：中央人民政府军官李狄三，抵达那日过力松木区。同我们结成了朋友并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因此没有引起一点战争，很好的和平实现了。这次我们的两个邦保申请达赖活佛，让藏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令人遗憾的是，西藏上层人物中，并不都是如阿里两邦保那样，诚心诚意地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他们中有那么一些人总想煞费苦心打出一面“独立国”的小旗，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垒。
早在1950年4月，就有一封电报从印度加尔各答发给“毛泽东阁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谈”。署名者之一是“孜本·夏格巴”——20多年后，此人以一本《西藏政治史》鼓吹“西藏独立”，颇获得一些人的喝彩。过了一个月零八天，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发了一封夏电：“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夏格巴先生和他的同伴接电后便陷入了沉默，加上蓝眼睛朋友的阻挠，迟迟未能成行。
1950年8月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指示其坚持“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由印经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难，请考虑转回西藏经由国内其他路线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
1950年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传达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印度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经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他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印度政府曾向我大使馆表示甚愿我西藏代表团旱日到达北京，并闻英国政府已撤消其拒发签证的决定。如此，西藏代表团更可早日动身……你们以极关心和极友好的态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招待为要。
周恩来的电报，如在布满阴云的西藏天空划亮了一道闪电，若是夏格巴们顺利成行，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京举行谈判，虽然决不会像后来的阿沛五代表那样取得圆满成功，但是，必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
但是。就在夏格巴代表团拟于6月5日由加尔各答搭机经香港去北京谈判之际，他们的英国朋友临时取消了签证，到使他们未能成行。
夏格巴被历史轻轻抛弃，历史在选择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正乘马匆匆赶来；历史将使他倏然间闪闪发光。
（12）达赖授权五人代表。
滞留在中印边界亚东“东噶寺”的达赖喇嘛，整天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窘迫中打发日子。
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给达赖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在印度首都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
这次西藏噶厦的一些“洋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说噶厦，又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未，把它推向谈判桌。想想一年多以前，“洋朋友”那样起劲地鼓动噶厦驱汉；想想三个月前那样卖力地支持噶厦凭据金沙江顽强抵抗；再想想……如今噶厦不能不感多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派员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手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
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
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赠哈达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与此同时，西藏官员大会也给袁仲贤大使写了一封同一内容的信。
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人们这一次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满意的回音。仅仅十三天，前往新德里的曲批图丹（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就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说“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喜马拉雅的上空，逐渐“阴转多云”。早春的暖风开始吹拂冰封的高原。亚东的东噶寺庙里达赖喇嘛向佛祖问卜祷告，终于批准派遣一个5人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谈判。
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三入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译钦波（秘书长）上丹旦达为代表，由印度乘经飞机经香港进京。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注明西藏全权谈判代表5人每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此外不能做任何许诺等字样。这些全权代表的领衔人物，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昌都军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启程去北京。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
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骑在马背上凝望着身前身后的同胞，把马步放得很慢很慢。
这位42岁的首席全权代表，湿润的眼角在莹莹发光。
山城重庆的春晨多雾。4月20日的晨雾淡散后，一架飞机升上晴空，载着阿沛代表一行飞经西安去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关注着这架载有重大使命的飞机。中午12时15分，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加油，中央民委李维汉主任电话通知：因北京风大，请西藏和谈代表团改乘火车来京。早已迎候在那里的中央民委副主任汪锋，细致妥贴地安排了西藏代表在古城半天的活动，举行了丰盛的晚宴，晚宴上西藏和谈代表们意外地遇到一个人。这便是青海的喜饶嘉措大师。他原是阿沛求学时的老师，现在是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是享有盛名的佛学大师，在全国藏区名闻遐迩。阿沛在这里见到自己的老师，真是又惊又喜。喜饶大师是个爱国活佛，为了劝说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人民政府早日和谈，曾经在电台发表过藏语讲话。因此，他对自己的得意弟子呵沛率领西藏代表赴京和谈十分赞赏。
席间谈笑风生，对阿沛多有勉励，阿沛很受鼓舞。
当晚11时35分，在汪锋的陪同下，阿沛等西藏部分代表乘坐列车离开西安。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车站的迎客站台上簇拥着数百名欢迎的人群。19点10分，当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西藏代表走下列车的时候，他们很快便被鲜花和儿童包围了。引领着儿童和鲜花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有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和主任们。共和国总理目如朗星，解放军总司令威武而和善，他们有力的大手一一紧握着雪域高原和谈代表的手。他们朗朗的笑声，亲切的问候，驱散了北国春夜的寒风。阿沛代表一行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感觉到了春花的芳香和春意的浓烈。
游龙般的车队在星夜灿烂的长安街上行驶，西藏代表们被送进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
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慧星四射，祝酒词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人心头的一盏灯，一团火。共产党里的大人物真是一个个都像夏夜天空的大星那样让人敬仰啊。
（14）历史性的记载。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有4名：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李维汉是中外闻名的老共产党人，党内的统战和民族问题专家，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张经武是井冈山时代的红军师长。开国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还兼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青年将军张国华其时尚未到达北京。他是5月15日方才赶到的。孙志远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教授。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5名：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除了阿沛之外，凯墨·索安旺堆就是西藏代表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了。他身为藏军总司令，握有兵权，又是噶伦索康的叔叔，而且他从亚东达赖的身边来，噶厦对他面授机宜，他的权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土丹旦达是一名僧官，译仓的大秘书长，为人耿介，在西藏有一定威望，土登列门系达扎摄政的副官长，是个实权派人物，噶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