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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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应当感兴趣，即使我们并不渴望在外交部任职：这些本来就是有趣的历史问题，如果我们想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更有特殊的趣味了。
但是理解我们自己的世界和我们自己还不够。我们也想去理解柏拉图或戴维·休谟「David Hume」，或伊萨克·牛顿＇lsaac Newton＇。好的历史学家会增强这种好奇心，他会使我们想去理解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人们和情境。
Ⅲ
随着“去理解”［to understand」这些词，我开始谈第三个、对我来说也是最有趣的问题：历史方法的问题，尤其是历史理解的问题。
过去的几百年来，人们一直主要从自然科学一方与历史或人文学科一方的方法差异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人们几乎一致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关于这个巨大鸿沟的细节颇多争议。谈论这个鸿沟的有著名的德国理论家温德尔班德［Windelband」、李凯尔特［Rickert］和狄尔泰「Dilthey］。有英国理论家，其中最重要的是科林伍德［Collingwood」。有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教授，他反对内在的专业主义，因此也反对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为历史是为门外汉的观点辩护，还有艾赛亚·伯林爵士，他告诫我们不要“低估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或常识方法间的差异”。
现在我建议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同意艾赛亚爵士的话，即历史的方法是“常识”的方法，我一直确实同意这种观点。我同意特雷弗…罗珀教授的见解，即世界上没有比狭隘的专业主义更糟的东西，我一直确实同意这种观点；我确实同意科林伍德、狄尔泰和海耶克［Hayek」的观点，即我们必须力图理解历史；我同意，历史哲学家迫切需要分析、解释、实际上理解，历史的理解。
但是许多年来我的论点一直是：所有坚持认为在历史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鸿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都对自然科学存在根本上错误的概念。这不应责怪他们：这种概念是自然科学家们自己促成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它几乎被普遍接受。应用科学的惊人结果又极大地加强了这种概念。难怪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和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接受这一概念。
当然，不可否认，科学已成为技术的基础。但是我看作关于科学的正确观点的东西在伟大的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乔治·汤姆孙「George Thomson」爵士一本书的护封上作了表达，汤姆孙是电子波的性质的发现者之一，是电子及其粒子性质的发现者J．J汤姆孙［J．J．Thomson］之子。汤姆孙的书的题目是《科学的灵感》［The Inspiration of Science］——注意这个题目！——而且护封上的说明开头一句话是：“科学是一种艺术。”并又接着谈到“现代物理学的种种概念”的“内在的美和奇妙”。其他伟大的科学家的言论也用同样的口气，但是没有什么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们认真看待他们的话。碰巧有一些科学家明确同意关于自然科学的传统主义和专业主义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除去两个例外，我迄今未能使任何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相信，他对于科学的直觉概念是错误的，科学远比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更像历史。这两个例外是贡布里希教授和海耶克教授。
尤其是海耶克教授，许多年来都撰文反对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仿效自然科学。他把模仿自然科学方法的倾向称之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现在我正像他一样反对这些唯科学主义的倾向；但是我在二十多年前曾指出，实际上，这些“唯科学主义的”倾向是仿效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是自然科学方法的东西的尝试，而不是真正的自然科学方法。
因此，当我在海耶克为自己的新著《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撰与的序言中意外地读到下面一段极豁达的话时，感到十分满足和喜悦：
我的一些较早期著作的读者会注意到，我现在讨论我当时称作“唯科学主义”的态度时，语气出现了微小的变化。其原因是……卡尔·波普尔教导我，自然科学家们并非真地做他们大多数人不仅告诉我们他们做的而且极力主张其他学科的代表们模仿的那些事情。从而极大地缩小了这两组学科间的差异
然而几乎其他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十分充分地了解自然科学方法：从观察开始，然后归纳成理论，难道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吗？我们研究历史的步骤与此迥异，难道这不显而易见吗？
是的，我同意我们的步骤与此迥异。但是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时也是如此。
在这两组学科中，我们都是从神话开始－－从错误重重的传统偏见开始－－由此再继而进行批评：凭借批评消除错误。在两组学科中，证据的作用基本上都是纠正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偏见、我们的尝试性理论，即在批评性讨论中、在消除错误中起作用。通过纠正错误，我们提出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提出推测，即尝试性理论，我们把它提交批评性讨论，以便消除错误。
整个过程可由我称作四个一组的图解的简化的图解表示：
P1→TT→CD→P2
＇问题1→尝试性理论→批评性讨论→问题2＇
我们可以从某个问题P1开始——无论理论问题还是历史问题——接着做出尝试性解答——推测的或假设的解答，一种尝试性理论——把它提交按照证据进行的批评性讨论，如果可得到证据的话，结果出现新的问题P2。
当然，这个图解是过于简化的：人们一般会从不仅一个问题开始。对于每个问题一般会有许许多多尝试性推测，许多批评，尤其当我们能把它们与观察的或者例如文献的证据相对照来检验我们的推测时更是如此。换言之，我们的图解应当是扇形的：它应当向右面呈扇形展开。
另一个重点是：由于我们的四个一组的图解仿佛是自动推进的或能动地自我再生的，由于它又以P1开始，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尝试性推测（TT）或者从批评性讨论（CD）而不是从问题（P1）开始我们的图解。确实，问题一般都在知识背景的衬托下出现：它们以我所称的神话的、或者尝试性推测的、或者历史传统的背景为前提；它们以这些不是被不加批评地接受，而是它们内在的一些困难被注意到为前提；这意味着它们以我所称的批评性讨论为前提。实际上，对于这三个一组的每一个成员，P或者TT或者CD，我都可以证明它是科学的或历史的出发点。难道希罗多德不是以一个问题开始吗？难道像阿克顿勋爵这样的现代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而非时期，即以一个问题开始吗？难道不是只有当我们开始以批评的态度看待周围事物，看待我们在孩提时代不加批评地接受的观点时，我们的研究才开始吗？
尽管我能对于我的四个一组的每个成员提供证明，尽管从逻辑的观点看，选择四个一组中的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成员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意义不大或者没有意义，我个人却有些偏爱从问题开始。首先，在说我们以一个问题开始，以另一个问题告终时，我们表明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的知识越是增长，我们就越认识到自己所知之少。这个苏格拉底式的教训在自然科学中和在历史中一样正确：受到教育就会略微感到我们的无知有多么严重。
同时，如果让我们的四个一组的图解以P1开始，它就允许我们说，正是P1和P2之间的距离——常常是很大的距离——才是衡量我们知识进步的一种尺度：我们由之开始的问题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间的距离。
赞成选择P1作为我们出发点的第三个理由是，无论需要不需要却给予了我们深刻印象的一些实际问题常常导致了我们的探索。因此可以说，现代经济学理论始于威廉三世＇William theThird＇统治下的货币危机，始于国内的贫困和威廉对于货币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在1696年达到顶峰；始于约翰·洛克「JohnLocke］与牛顿合作为蒙塔古「Montague］提供他在议会使用的支持稳定货币的建议、反对财政大臣关于货币贬值25％的反建议的批评论据。理论最初由之而来的问题常常是实际问题。至少阿基米德「Archimedes」的一些著名问题也如此。但是一旦提供了解决办法，批评便接任，而批评是知识增长的发动机，如我们的四个一组的图解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认识到最糟的问题和错误的推测远胜于无，这是极其重要的。同时，认识到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从它们的恰当性的观点批评我们的推测，这也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从它们的真理性的以及它们的意义或相关性的观点。我们总是想着它们的真理性和它们的相关性，这与我们在一个阶段看来正确的推测在后来一个阶段可能原来却是错误的这个事实丝毫不矛盾。新的文献可能迫使我们重新解释旧的文献。或者它们可能提出新的问题；根据新的问题，从前似乎无意义的记载可能具有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意义。
这解决了一个著名的但不很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历史相对论的问题。无可否认，我们的推测相对于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相对于我们知识的状况。无可否认，在我们的知识的暂时局面中可能有许多东西是错误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是相对的。它只意味着消除我们的错误和接近真理是艰苦的事情。没有真理的标准，但是有像错误标准的事物：在我们的知识中或在我们的知识与事实之间出现了冲突。这样，通过凭借批评消除错误，知识可以增长。我们就是这样更接近真理的。
你们会看到，我可以完全同意特雷弗…罗珀教授的观点，他在挑战性的、引起争论的就职演说中主张，我们应使思想之流从所有的支流中流出，尤其从他所称的外行的支流中流出。我从特雷弗…罗珀教授就职演说中援引一段话：
我本人相信，桑巴特［Sombart］和凯因斯「Keynes］的历史贡献都是错误的。我不相信……“资本主义的精神”，也不相信利润膨胀造成了十六世纪欧洲的扩张以及我们能够产生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时候有了莎士比亚。但那又怎样呢？我们所忽略的这些伟大的支流在其他国家导致了巨大的历史发展，如果把它们排除在外，就使我们自己的研究陷于贫困。它们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仅仅对错误的纠正所涉及的就首先是新的研究，然后是那个错误所造成的新的兴趣。在人文学科中，有时新的错误比旧的真理更加富有活力，能结出果实的错误比不结果实的正确更加富有活力。
你们会看到，特雷弗…罗珀教授和我本人之间有多么一致—一只有一点除外：他似乎相信他的话只适用于人文学科，而不适用于自然科学。我要说，在这两者中都需要专家，然而，专业化与对于外行或门外汉的傲慢和排外的专业主义的态度一定既导致人文学科研究又导致科学研究的枯竭。
埃尔顿＇Flton＇教授在他的新著《历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中为专业主义进行了辩护。但是它需要辩护吗？难道兰克一百年前没有赢得这场战斗吗？提醒伟大的专业主义者和专家，无论是历史专家、科学专家还是医学专家，他们也容易犯错误——即专业错误，难道现在这没有成为必要的吗？人们把犯错误者作是不对的，甚至是耻辱的。但是谁没有犯过错误呢？历史学家也许认为伟大的物理学家在他的学科中不犯错误。但是倘若他研究一下物理学史，很快就会发现甚至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也犯过错误。爱因斯坦在得出能取代牛顿的理论之前，队1905年至1915年曾致力于重力的问题，这十年的几乎整个最后三年他都花费到他所说的完全错误的思路上。甚至在他发现了他的场方程之后，1917年被克雷奇曼「Kretschmann」告知，他作为主要论点提出的东西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立即承认了错误；但是他后来为取代他的论点所说的话（他暗示，把牛顿的方程写成协变形式一定过于困难）又是错误的，如自那以来所表明的那样。
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学习。这件事是由批评来做的，新的问题的发现是由批评产生的。
我认为在埃尔顿教授的著作中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区分了历史分析——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历史叙事。然而他反对阿克顿勋爵在1895年的就职演说中对青年历史学家所说的下面一句杰出忠告，“研究问题而非时期”。
我认为，可以表明，阿克顿勋爵对于方法的观点像科林伍德或特雷弗…罗珀教授的观点一样，本质上与我在为之辩护的观点一致。然而，埃尔顿教授却似乎讨厌它们。但是，仔细读一下他的话就可以看出最终他同意阿克顿勋爵的观点。让我援引一下埃尔顿教授的话：
研究问题而非研究时期是阿克顿勋爵被人频繁引用的训诫，而赞成地引用他的话的人们未能注意到他说那些格言式的话现在已有约七十立之久，实际上他原来无论研究问题还是研究时期都不能得出实际的结论。运用种种记载进行研究、遇到一个又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的历史学家十分自然地说服自己，真正的工作在于研究这些模糊的实体－－即问题。“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人们应当给分析戴上特别勋章”，埃尔顿教授又说道，即，人们不应当特别关心问题的解决。人们会看到，至此为止，还未提出反对阿克顿的论点，只是说他的话是“格言式的”，已经过去了七十二年。然而埃尔顿下面的两句话实际上承认阿克顿是对的。埃尔顿的第一句话是：“由于历史是对种种事件和通过时间而进展的种种问题的记载，叙事就一定不仅合理，而且是迫切需要的。”在这句话中求助于“通过时间而进展的种种问题”；这作为反对阿克顿强调问题的论点几乎行不通，因为阿克顿从未说过你们不应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