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_书读完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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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写论文，用不着征引演述内容，只是闲谈。专家、研究者重视的多半是这书的论神、论心、论理智部分，是体系，是哲学上的共同题目，什么终极、永恒、无限、心、物之类。但我以为一般人感兴趣的可能还在论情感的那两部分。
　　　　尽管用现代心理学眼光看，他说的不能算是科学，可是要记住这是三百多年前的神学一哲学著作啊。不过我想先跳过去谈几句最后一部分，看他怎么论理智。
　　　　论理智部分有一个《引言》，开头就说是要探讨如何达到自由。他指的是心灵的自由，也就是幸福。他要证明在这一方面聪明人如何超越无知的人。于是他要说明理性之力（能力）如何胜过情感之力（体力）。前面他已努力证明，人的行动受情感支配而不是为意志所决定，这里就要证明理智能制服情感。随后，他针对笛卡儿（《论灵魂的激情》）依据当时生理学知识辩论头脑问题、心和身问题等等。《引言》后面是几何学形式的推导、证明。最后他在简短的附注中说，聪明人，智者，强过无知的人，愚者，因为愚者仅受情欲引导，为万物所乱，不能享受心灵的满足，几乎不意识到自己、神、一切。他不被动就不存在。智者和他正好相反，心不为物所动，永远满足，永远存在。这不免会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的圣贤的“不动心”、“平常心”。那么，颜回不仅是孔子的弟子，老子的影子，而且是斯宾诺莎的前辈同道了。若是那样简化，只看结论，只归纳为基本问题一个点，就可以把人类思想合为两类，一真，一伪，很容易结束哲学，留下惟一掌握绝对真理的体系统一天下了。可惜人类思想总是有分歧，要发展，哲学远没有达到终结，远不到学哲学就是学哲学史的时代。所以不能仅注意结论、出发点、性质、基本问题、所属派别、所戴帽子，也许更要重视思维过程，往往发生影响的正在这里而现成结论早已过时。
　　　　《伦理学》的五部分中有两部分论情感。这和开创此学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以及后来十八世纪的休漠的《人类悟性论》的论激情部分都不同。他们不这么重视。斯宾诺莎将一切属性归于神，把善、恶、乐、苦归于理智对情感的作用，当然要详细论述情感了。这也正是此书特色。不妨多说几句。
　　　　第三卷照例在开头说明所用关键词的定义，接下去应是公理、命题，本卷却将公理改为公设，说明身体受外界影响而变化。若不承认这一点就不必看下文了。
　　　　末尾列举四十八种情感的定义再加情感的一般定义。第四卷在照例三项目的前面有《引言》，后面有《附记》三十二条。由此足见重视。第三卷没有《引言》，但开头有一段说明，实际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宜言。其中提到笛卡儿的有关论述，认为不过是展示了天才，并未解决问题，暗示这里的说明才补足缺欠，是确切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科学的。下面我来试说其要点。
　　　　从一开始他就指出，多数论述情感的人都不像是论遵守一般自然规律的自然事物，都好像是把自然界中的人类当作国中之国，因为他们以为人能扰乱而不是遵循自然的进程，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有绝对的支配能力，不受自己以外的任何干预，决定。他们不把人的弱点的原因归于普通的自然力，而归于人的本性的缺欠，对此加以惋惜，晰笑，鄙弃，辱骂。做过卓越论述的人不是没有。但还没有人确定情感的性质和力量以及人心如何克制它。随后他说，以下要做的是那些宁愿嘲笑、辱骂而不愿理解情感的人会认为奇怪的，就是要用几何学的方式论证人的缺点、错误，用确切的推理来证明那些他们认为违反理性的荒谬的东西。他认为，自然界中发生的事，没有任何一件可以归咎于自然界的缺陷，因为自然界是无处不在而且永远同样的，它的活动能力，也就是规律和法则，也是这样。因此要理解任何事物的性质（自然属性）都必须应用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恨、怒、妒等等也是一样。最后他宣布，他论情感的性质和力量以及论人心如何能胜过它们也将和论神、论心同样，对待它们也和对待几何学的线、面、立体完全同样。
　　　　这样的话，不要说三百年前，就是现在，也不会人人同意吧？斯宾诺莎在那位做大脑皮层实验的巴甫洛夫之前也有两百多年啊。这难道不是石破天惊的议论吗？现在的人会说，这不过是机械唯物论。可是要记得斯宾诺莎生在牛顿以前，连引力、超距作用都还不知道，十八世纪的瓦特的蒸汽机也没有发明出来啊。他的许多论点当然现在已经过时，他给后代启发的是他的思路。这是不能排除的思路，自然也不是惟一的思路。我们习惯于“唯”，不一定是“唯我独尊”，但往往是“独一无二”。唯物、唯心、唯名、唯实、唯我，这些哲学理论的外国原文并没有“唯”，汉译都加上了。人类思想离统一还远得很呢。还是谦虚一点，不必坚持有人已经宣布最高最后真理了吧。同在十七世纪，斯宾诺莎前有笛卡儿，后有莱布尼兹，在英国有培根、霍布士、洛克，哲学家各显神通。同一时期我们正在明末清初打改朝换代的内战。明朝亡于一六四四年。一六四二年伽利略去世，牛顿出生，斯宾诺莎十岁。一六五O　年笛卡儿逝世。外国讲神，中国讲圣。欧洲有人开始对神重新认识。我们对于圣天子依然耿耿忠心。清朝康熙皇帝也在十七世纪（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位），与法国的名王路易十四（一六四三——一七一五在位）同时，而且有使者来往联系。罗马教廷有传教士在中国下狱、做官，但是不能到各地传教，没过多少年就都被赶走了，再来就出“教案”了。康熙皇帝注意西洋文明，还亲自学习代数学。可是学术思想上中外几乎不通气，民间互不相知，以后发展也就照旧各走各的路了。十九世纪中再度相逢就是洋教、洋文、洋枪、洋船、洋人、洋钱、洋钉、洋灯直到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车（人力车），还有洋学堂、洋学生、洋大人、洋鬼子，加上先洋后土的鸦片烟了。
　　　　我小时候还听到处处说洋，东洋、西洋、出洋，大家不说洋也不过半个世纪啊。
　　　　闲话少说，再谈《伦理学》。不必细说在论神、论心以后的那些情感的定义和排行榜，因为那些用语和说法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讲起来麻烦，而且所列情感以欲望开头，接下去是乐、苦直到最后是利比多（这个拉丁字在二十世纪初由弗洛伊德用做术语而成为通行语了），不过是理论体系的用例。更重要的是第四部分的《引言》和《附记》以及中间的发挥。一开始就说他认为人无力调节、控制情感就是受奴役，生活在被动之中。于是他进而论善与恶，最后在《附记》里总结他的意见，人怎样过正当生活。由此自然引向最后部分说明理智如何控制情感以获得心灵的自由，这样就完成了他关于伦理的，也就是道德的理论体系。
　　　　从以上的略述我想读者已可看出斯宾诺莎的胆大包天了。那时离布鲁诺的以异端罪受火刑（一六00）只有几十年啊。但是我以为，历史上出现一种新思想，一方面要看它对于以前的思想有什么革新，有什么异同，另一方面要看它对于以后思想有什么影响，起什么作用，适应什么气候。后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当时轰动的也许随即受冷落。当时受冷落的过多少时以后说不定会引发另一种轰动。
　　　　但引火者不一定有后起的大火那么耀眼。讲思想史时，实际上大家都是由后观前的，但又都要表示客观，照历史顺序，从前到后，大小不漏。我们中国人特别有根深蒂固的《春秋》历史意识的无形传统。重视年月、门户、派系、是非、善恶。
　　　　这类写法不能说不好，但已经够多了。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才会别出心裁写出另一样的思想史。我谈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忍不住要再多说几句它的隔代遗传而不追查来源，也算是重后过于重前吧。
　　　　才华出众而又短命、挨骂的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　，一七七二——一八O　一）有一句名言评斯宾诺莎，说他是“一个沉醉于神的人”（　ein　GottbetrunkenerMensch）。
　　　　这位诗人从几何学的冰冷中看出了诗剧的火热，和他的同时代的一些同国诗人一样。这些人生于一个大变革时代（一七八九年法国发生大革命），在斯宾诺莎的理论中找到了他们的热情的思想依据，于是出现了德国文学中的“狂飚时代”。
　　　　在这些人眼里，只有这位哲学家敢宣布用数学眼光观察一切，看待爱、恨、妒一类激情如同冷、热、雷雨一样。他认为神是无限，一切，因此情感同样神圣，宗教道德所谓的犯罪是出于人类天性，不得不然，只有用理智而不是谴责才能克制激情。他在《伦理学》中给善的定义是，“我们确切知道对我们有用的”，给恶的定义是，“我们确切知道会阻碍我们达到善的”。他对神即无限的向往，对神即大自然包括人在内的热爱，对同属于神性的激情几乎可以说是颂扬，对神圣敢重新考察而自己下定义，对理智、数学、科学推崇到极点，这一切使他的几何学形式的神学语言放射出诗的光辉。于是他的论宗教、政治、伦理的思想在百年后竟出现于席勒的戏剧《强盗》里了。席勒能写这样激昂的诗句，又能写深沉的《美学书简》，并不奇怪，因为这正是斯宾诺莎的思路：激情与深思同属于神性。
　　　　但我看更足以表现他的影响的是在他逝世（一六七七）将近百年时（一七七四）
　　　　出来的，歌德的篇幅不长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因为一直影响到了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
　　　　二十世纪初年，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通过林纤的文言译本震惊了中国读书界，影响了一代青年。到二十年代，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通过郭沫若的译本又在中国青年思想中轰动一时，正好接上易卜生的《娜拉》。反抗旧式家庭，脱离包办婚姻，又加上自由恋爱，三角恋爱，失恋自杀。娜拉加维特。可惜的是两位原作者的深刻思想，对社会和自然界的新看法，也可以说是斯宾诺莎的思想精华的发展与艺术化，并没有深入中国新青年的思想里，进来的只是形式、表面。中国处在声势浩大的长期革命之中，来不及认识、吸收和消化斯宾诺莎的新的神和新的人，以及歌德和易卜生。国家、民族、政治、经济、社会压倒了个人。二十年代的我还是少年，听一个大学生说，他在宿舍里枕头下放着一本“维特”，每天都要读一段。我借来一看，不懂。三十年代的我已是青年，不但听到，而且看到，中国式的维特。我又读这书的英文译本，还是不懂。我注意到郭沫若在序里说，原书出版后德国青年中出现过维特热，有维特装，维特式的恋爱和自杀。后来歌德在修订本里加了一首题诗。这首诗他也译出来了，完全是郭沫若的早期诗的风格而且是早期的夹杂文言的白话文体。不知什么缘故，过了六十多年我还大致记得。手头无书，背出来试试：青年男子有谁不善钟情？／妙龄女子有谁不会怀春？／这本是人性中的至圣至神，／为什么这里面有惨痛飞迸？　/……请看他出穴的精灵正在向你们目语：／要做个堂堂男子哟，不要步我的后尘。
　　　　说情爱神圣正是斯宾诺莎的话。中国当时认为的“堂堂男子”就是做一个革命者，所以郭沫若就这样做了。我仿佛记得他的诗文中有过赞美斯宾诺莎的话。
　　　　磨镜片人的思想痕迹在他身上也不是没有。
　　　　斯宾诺莎所磨镜片的光辉至今还在，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一九九八年十月
《存在与虚无》。《逻辑哲学论》。《心经》
　　　　听说近来青年热心读哲学书，尤其是现代欧洲的一些难懂的哲学书。与此相适应，不仅商务继续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三联新出版大规模的现代西方哲学著作，其他出版社也重视这一方面。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结果并不一样。一次是从六朝到唐代，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许多宗教哲学的难懂著作如《入楞伽经》之类都一译再译，而且读的人很多，出发点不限于宗教信仰。
　　　　第二次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有一段时期，罗素、杜威等外国学者来华讲演，青年们对外国哲学的兴趣同时增高。但是这次比不得上一次。很快哲学就被史学压下去。讲外国哲学主要是在大学讲堂上，讲的也是哲学史。大概从清初以来，中国的学术思想传统便是以史学为主导。《文史通义》的“六经皆史”思想一直贯串到五四运动以后，恐怕到今天也没完，连我的这篇小文也是一开头就想到历史。
　　　　我国的第一部个人学术著作便是《春秋》，是从历史书起头的。我国的历史文献和文物和史学丰富而独特。哲学便不一样。从汉代开始，讲哲学便是读经。佛教传来了，还是读经。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莫不如此。好容易五四运动才打破了读儒家经的传统；可是这以后讲哲学仍然像是读经。本来哲学书难于钻研，背诵当然容易得多。
　　　　哲学难，读哲学书难，读外国哲学书的译本更难。“哲学”一词原是欧洲的，用来讲中国的，那就是用欧洲哲学的模式来找中国的同类精神产品，否则就不叫中国哲学了。究竟中国古代是不是和外国古代一样提出过同一哲学问题，作过同类探究，得过相同或不同的结论？这是哲学史的事。问题在于当代讲哲学，那就是全世界讲的都是源于欧洲近代（十七世纪以后）的哲学。所以现在无论是专家或一般人，一说哲学都不能不先想到欧洲哲学家。那些人中很多是在大学讲坛上教课的。当然，哲学并不都在大学里，例如萨特便不是教授而是作家。不过我们讲外国哲学仿佛总是离不开外国大学讲义。外国大学和中国的不大一样，讲义也很难懂。大概他们的入学考试和入学后的要求和我们的不同。大学有一道门限。
　　　　这不是答题而是一种要求。教授讲课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