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2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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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条路线上星期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
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
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
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也还有点脾气，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得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2＇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
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同。
对此，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
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去背，难道不勇敢吗？
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
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
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
事实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不只一个。
王在晋到达辽东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停地勘查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专研，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
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
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等，然后一并上交皇帝。
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
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是值得唾弃的。
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
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
哪里胡闹，我就不说了，等一会有人说。
总之，如按此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
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
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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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
这下叶大人头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
天惊地动，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自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
因为它的隐含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
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
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
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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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
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
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做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
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1593），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1594），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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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
士兵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感悟。
辽东，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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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翰林院里不只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它老师极不感冒。
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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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的仕途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1622），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