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2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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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终将失败，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并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
　　　　话虽如此，努尔哈赤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他不了解目前的局势，却了解孙承宗的实力，很明显，这位督师大人比熊廷弼还难对付，所以几年之内，他都没有发动大的进攻。
　　　　大的没有，小的还是有。
　　　　在后金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无疑是努尔哈赤，但正如孙承宗一样，他的属下，也有很多相当厉害的猛人。
　　　　而在这些猛人里，最猛的，就是八大贝勒。
　　　　所谓八大贝勒，分别是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
　　　　在这八个人里，按照军功和资历，前四个大猛，故称四大贝勒，后四个小猛，故称四小贝勒。
　　　　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两个人，皇太极、多尔衮。
　　　　但最能打仗的，是三个人，除皇太极和多尔衮外，还有一个代善。
　　　　多尔衮年纪还小，就不说了，皇太极很有名，也不说了，这位代善，虽然年纪很大，且不出名，但很有必要说一说。
　　　　事实上，大贝勒代善是当时后金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此人非常勇猛，在与明朝作战时，经常身先士卒，且深通兵法，擅长伏击，极其能打。
　　　　因为他很能打，所以努尔哈赤决定，挑选一个目标，由代善发动攻击，以试探孙承宗的虚实，而他选定的这个目标，就是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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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善率军来到锦州城下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是个结结实实的黑锅。
　　　　首先锦州非常坚固。在修城墙方面，孙承宗很有一套，城不但高，而且厚，光凭刀砍斧劈，那是没指望的，要想进城，没有大炮是不行的。
　　　　大炮也是有的，不过不在城下，而在城头。
　　　　其实一直以来，明朝的火器水平相当高。万历三大征打日本的时候也很经用，后来之所以荒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万历前期，皇帝陛下精神头足，什么事都愿意折腾，后来不想干了，天天躲着不上朝，下面也开始消极怠工。外加火器工作危险性大，吃力不讨好，没准出个安全事故，是很麻烦的。
　　　　孙承宗不怕麻烦，他不但为部队添置三眼火铳等先进装备，还购置了许多大炮，尝试用火炮守城。而锦州，就是他的试点城市。
　　　　虽然情况不妙，但代善不走寻常路，也不走回头路，依然一根筋，找人架云梯、冲车往城里冲。
　　　　此时的锦州守将，是赵率教。应该说，他的作战态度是很成问题的，面对着在城下张牙舞爪，极其激动的代善，他却心平气和，毫不激动，时不时在城头转两圈，放几炮，城下便会迅速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在赔上若干架云梯，若干条性命，却毫无所得的情况下，代善停止进攻。
　　　　虽然停止进攻，但代善还不大想走，他还打算再看两天。
　　　　可是孙承宗似乎是不欢迎参观的，代贝勒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一支明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翼。
　　　　这支部队是驻守前屯、松山的明军，听说客人来了，没赶上接风，特来送行。
　　　　在短暂慌乱之后，代善恢复了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有信心击退这支突袭部队。
　　　　可他刚带队发起反击，就看到自己屁股后面烟尘四起：城内的明军出动了。
　　　　这就算是腹背受敌了，但代善依然很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很有信心。
　　　　然后，很有信心的代善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宁远、中前所等地的明军已经出动，正朝这边来，吃顿饭的功夫也就到了。
　　　　但代善不愧是代善，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非常自信，镇定地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判断：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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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来去自如只是一个幻想，很快代善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重围。明军毫不客气，一顿猛打，代善部伤亡十分惨重。好在来的多是骑兵，机动力强，拼死往外冲，总算奔出了条活路，一口气跑上百里，直到遇见接他的二贝勒阿敏，魂才算漂回来。
　　　　此战明军大胜，击溃后金军千余人，战后清点斩获首级六百多颗，努尔哈赤为他的试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孙承宗督师辽东的几年里，双方很有点相敬如宾的意思，虽说时不时搞点小摩擦，但大仗没打过，孙承宗不动，努尔哈赤不动。
　　　　可是孙承宗不动是可以的，努尔哈赤不动是不行的。
　　　　因为孙大人的任务是防守，只要不让敌人进关抢东西，他就算赢了。
　　　　努尔哈赤就不同了，他的任务是抢，虽说占了挺大一块地方，但人都跑光了，技术型人才不多，啥产业都没有。据说有些地方，连铁锅都造不出来。孙承宗到辽东算出差，有补助，还有朝廷送物资，时不时还能回去休个假，努先生完全是原生态，没人管没人疼，不抢怎么办？
　　　　必须抢，然而不能抢，因为有孙承宗。
　　　　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代言人——山姆大叔。这位大叔的来历就不说了，他的具体特点是面相端正，勤劳乐观，处事低调埋头苦干，属于那种不怎么言语，却特能干事的类型，是许多美国人争相效仿的楷模。
　　　　孙承宗就是一个山姆大叔型的人物，当然，按年龄算，应该叫山姆大爷，这位仁兄相貌奇伟（画像为证），极富乐观主义精神（大家都不干，他干），非常低调（从不出兵闹事），经常埋头苦干（参见前文孙承宗业绩清单）。
　　　　刚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压根瞧不起孙大爷，因为这个人到任后毫无动静，一点不折腾，什么一举荡平，光复辽东，提都不提，别说出兵攻击，连挑衅斗殴都不来，实在没意思。
　　　　但慢慢地，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
　　　　就在短短几年内，明朝的领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关外的一亩三分地，到宁远，再到锦州，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收复了辽东近千里土地。
　　　　更为可怕的是，此人每走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趁你不注意，就刨你两亩地，每次都不多占，但占住了就不走，几乎找不到任何弱点。
　　　　对于这种抬头望天，低头使坏的人，努尔哈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大踏步的前进，自己大踏步地后退，直到天启五年（1625）十月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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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后
　　　　这一天，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孙承宗回京了。
　　　　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亲，不是述职，也不是做检讨，而是彻底退休。
　　　　必须说明的是，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却并不情愿，他不想走，却不能不走。
　　　　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被毁灭了。
　　　　关于东林党的覆灭，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
　　　　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
　　　　许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
　　　　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
　　　　这不是顺口溜，其实一直以来，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
　　　　凑巧的是，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
　　　　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在杨涟、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即位，成为了明光宗。
　　　　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千辛万苦，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
　　　　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
　　　　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
　　　　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里，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都好办，什么事都能办，可是明朝实在太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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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
　　　　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
　　　　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
　　　　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
　　　　众所周知，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
　　　　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就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
　　　　就实力而言，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此消彼长，什么京察、偷信，全往死里整。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能整死谁。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了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
　　　　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
　　　　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事实上，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能摸清他的底。
　　　　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对于此人的描述都只有只言片语，应该说，这是奇怪的现象
　　　　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介绍如此之少，是很不正常的，但从某个角度讲，又是很正常的。
　　　　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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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文言，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
　　　　汪布衣小时候情况如何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
　　　　事实上，明代的公务员，并非都是政府官员，它分为两种：官与吏。
　　　　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海瑞），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长。
　　　　可问题在于，明朝的官员编制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长）、县丞（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几个人而已。
　　　　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谕（教育局长）、驿丞（县招待所所长），大都由举人担任，人数也不多。
　　　　在一个县里，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
　　　　然而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
　　　　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就叫吏。
　　　　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国家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
　　　　虽然国家不管，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比如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
　　　　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
　　　　一般说来，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而吏大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
　　　　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
　　　　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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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