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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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地使用面积和劳动人口的呈报制度，第二卷第一章已经说明。晋代占田
制的规定更加法典化了。我们以为，占田百亩之限，不在于所谓“占”，而
在于所谓“课”。据上引傅玄疏，说到“近魏初课田”，“自顷以来，日增
田顷之课，而田兵益甚”以及上引司马芝的“宗田计课其力”，可见魏时屯
田即重在课田，晋在颁布占田法前，也实行屯田和课田（这里，我们不要以
为土地是按人口来分配的，相反地在占田制之下，人口是按课田的户口数来
计算的；人口的登录是以课调的征收为基础的）。这就显示出占田制是继承
了曹魏以来的课田和屯田的经验，是依据官田形式而超经济地榨取农民的剩
余劳动的。所以，占田法从表面看来，好像在实现汉代以来的限田理论，其
实，这种土地国有制的形式是国家领有劳动户口的强制政策，把家族（户）
的经济因素更加调动起来而服务于统治阶级。使男耕女织的农业手工业的结
合更加固定起来而约束于自然经济。农民是在身分性的豪族的特权之外，他
们使用土地的唯一代价是向国家贡纳劳役式的地租。
其三，由“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一人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
十亩，丁女二十亩”的法律规定看来，似乎也注意到当时农民的劳动力所能
耕耘的土地面积，然而正如余逊所曾说，它是把屯田形式更向垦田形式的发
展（由占田课田制看西晋的土地与农民，进步日报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
至于其中占田和课田的区分，历来学者因文献说明简略，有各种解释。作者
同意这种制度是一种劳役地租形态。占田之数是属于必要劳动部分，所谓“其
外”的课田之数是属于剩余劳动部分，其剥削率是接近于屯田的规定的。这
是特别的农奴制度，它把屯田课田的比例制，修订得更为明显了。这种对于
国有生产资料和国家支配的劳动组织的规定，似与贵者占田领户的规定是不
调和的，不但佃客一户耕种不了一二十顷田地（第八第九品），就是在第一
第二品，要以十五户去耕种五十顷地，也是地余于力的。这样，其不足的劳
动力，势将用奴隶补充。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占田法之所以吝啬佃客不肯
多分给官僚贵族，表示了最高统制者要多使男女劳动力直接为官家所领有。
这是占田制接受了屯田制经验的证据。
第三、户调制度。晋武帝颁布了占田法，同时也把两汉曹魏以来的所谓
“户调”更法制化和定式化了。按魏自曹操略定北方自为汉的司空时，仿效
汉制，新定田租之率，每亩征粟四升，又按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这种租
调的结合，如前所述，巩固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曹魏的这种法律便
是后来户调制的直接渊源。原来这一法律的普遍施行，是当作对豪族占有制
的压制的手段而开始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九月条注引魏书说：
“公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
（绍）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
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
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
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此令虽系于建安九年，但由何夔传及赵俨传（赵俨传已有阳安都尉李通
急录“户调”之语。按李通为阳安都尉，在建安三年，即公元一九八年）所
载观之，曹魏户调的法律，当更早于是，或许在许都已经施行了。
如果说汉时的“调度”或租调制还在雏形阶段，那么，魏时的租调就更
完整了；到了晋武帝公布占田法时，它同时更用法令的形式，施行于全国。
晋书食货志说：
“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
（丁）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
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
把此制和魏武的户调比较，虽丁次、远近、华夷、所输之额有差等，但
丁男之为户者，剥削率却比魏制增重了。
关于田租的条文，不见规定，因之有人疑晋制不征田租（像马端临在文
献通考所说），实则这仅由于食货志记载缺略，我们证诸下引文字，就可看
出晋制是田租户调合并征收的：
“太康三年，冬十二月景申（按景申即丙申，唐人避高祖父讳炳改，
下同）诏：四方水旱甚者，无出田租。”（晋书武帝纪）
“太康四年，秋七月景寅，兗州大水，复其田租。”（晋书武帝纪）
“永兴元年，十二月丁亥，诏：户调田租三分减一。”（晋书惠帝
纪）
观上引第三例中，“户调田租”并举，尤为明显。大概田租用课名，布
租用调名，所谓“课调”。据初学记引晋故事说：
“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亩收租四斛（按斛的容量唐以
前等于一石，唐以后等于八斗）；绢三匹，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
亩一斗（升），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
斛，以为诸侯奉。其余租及旧调绢二（二字疑衍）户三匹，绵三斤，书
（当作尽）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卷二十九，
宝器部，绢第九）
据此，不是很明白地表示户调和田租一并征收吗？这里课田五十亩当即
亩收租四斛的同义语。重要的问题是，租调制正是以法律形式把男耕女织的
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形式更加巩固起来。在二卷第一章已经说明，这是东方
封建制度的广阔的基础。不论是从史料那一方面看，户调出来的手织工业品
是魏晋统治阶级的重要的权力手段，魏晋争取财富的多寡和贿赂财富的多
寡，大量出现丝帛绢织的数量记载，甚至职官表上还以法律规定了颁赐绢帛
的多寡是官品高低的标准；后代官制也大都仿效这一法规，见于各史的职官
志。从晋之户调制至唐之租庸调，一直是国家征取地租的重要法规。南朝宋
孝武有“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之制，齐武帝有“户调三分，二分取现布，
一分取钱”之制，北魏均田制的民调更规定得完整，租调合输。统治阶级更
用币调尺度加大的方式，不断地增加剥削率。王国维说，“尺度之制，由短
而长，。。而其增率之速，莫剧于西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
由魏晋以后，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其增大之率，
至大且速。”（遗书释币）其他如用折变等各种方式增加剥削率，例子更多，
不胜列举。
第四、均田制度。西晋自八王之乱（公元三○一年），经五胡乱华，直
至北魏击灭北凉（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四三九年）才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
乱而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是时北方经过约一百四十年的混乱，田园荒废，
统治者继承占田制的收集劳动力的传统，于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四八五年）
遂颁布了均田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初唐。据魏书食货志，通典及册府
元龟的记载，综合起来，所谓均田制，大概是这样的。魏书食货志：
“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不栽树者，谓之露田），妇人二
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
三易之田，再倍之，（所授之田下疑脱“一易之田”四字。胡三省曰：
“倍之者，合受四十亩，授以八十亩，此一易之田也；三易之田，三年
耕然后复故，故再倍以授之”，可证。）以供耕休（“休”原作“作”，
依通典改）及还受之盈缩。
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通典
及册府元龟无此四字），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册府元龟
无莳余二字），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
奴各依良（册府元龟作各依限，无奴字）。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
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
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
过所足。
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四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
皆从还受之法。
诸有举户癃残（通典作举户老小残疾），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
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
授妇田。
诸还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
明年正月乃得还受。
诸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役有土居者（通典及册
府元龟作后有来居者），依法封授。
诸地狭之处有进丁授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
足（此三字疑衍文），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
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
之处，不得无故而移。
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
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
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
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
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
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
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这就是北魏均田制见于史籍的大略。虽其实施的情形不可得而详知，但
由上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其一，这是土地国有制的另一形式，它的目的在
于“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太和元年——公元四七○年——诏书上的
话），也在于“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这即是说使劳动力束缚于土
地。为要实行这种政策，必须从国有的土地划出份地来为农民使用，从鼓励
耕者的兴趣。其二，在均田制实行之前，北魏统治者采用和豪族妥协的方法，
立“宗主督护”制，身分性的宗主可以控制几百家以至几千家，在依附农户
头上榨取租调，其中一部分交纳政府。因此，“宗主”和国家最高地主是势
力相埒的。到了北魏的中央政权势力强大的时候，才采用均田制，才从“宗
主”手中挤出了许多荫户劳动力，同时在法令中给了宗主以相当大的利益，
或以公田赐给的方式安定他们，或事实上承认他们既得的占有土地的权利，
因此授田的范围不能不定出“远流谪配，无子孙，及户绝”，这和王莽宣布
天下之田为“王田”的立法就不相同了。均田法规定奴婢和牛均得受田，而
对于人数并无限制，自然便利了有力拥有奴婢和耕牛的豪贵；同时，奴婢四
人，或牛二十头，才纳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户调，益发助长了贫富的悬隔。其
三，均田法在施行上比较占田法便利的，那就是先之以所谓“三长制”。接
三长制是由于李冲的建议，文明太后（孝文帝的祖母）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
这种依靠农村公社的制度，以五家为单位，谓之邻，置一邻长；五邻（二十
五家）为一里，置一里长；五里（百二十五家）为一党，置一党长。由其建
立的动机看来，在于防止“隐冒”和“苞荫”，以期租税之归公；所以调查
户籍与征收租税为三是的主要任务，所谓“三长既立，（民）始反旧墟”。
这有魏书李冲传的话可以为证：
“（冲）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
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
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
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遂立三长，公私
便之。”
从“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看来，三长制是皇权对豪权斗争的
手段，在于防止豪族荫附佃客，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央专制主义。然而，正因
为这样，中央政权便和豪族特权发生冲突了。
其四，均田制之下的国家地租大体上相似于占田制，不过在劳役地租中
混合了实物地租。“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
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未娶者四。”（魏书食货
志）李冲也说，“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男耕女织的粟米布帛是
均田制的榨取对象。
总之，屯田、占田以至均田，是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形式的发展、是东
方专制主义的秘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政治宗教史，都应从这样的
经济基础着手分析。
第三节
身分性地主阶级占有制的发展
汉室创业之始，就发生了土地兼并的现象。当“汉之为汉几四十年”时，
贾谊已经看到了土地兼并的严重。最高地主和身分性地主的矛盾和斗争，终
汉代没有间断。逮及汉末大乱，人民流亡，强宗豪族常率其宗族部曲的武装，
或自筑坞壁，打击农民起义，或带领依附的农户，归附大的军阀。西晋统一
不久，即有八王五胡之难，中原鼎沸，民不聊生，当时豪强之留于本地者，
拥众自卫，自称“坞主”，“宗主”，其行者也以“行主”资格偕其亲党及
部曲同行，动辄数百家。例如晋书郭默传：“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
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
心。”又如祖逖传：“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