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乐园失乐园-网络与文明的传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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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70年的《技术前景展望》一文中将自己的预测分为三大类:将要实现、可能实现和不易实现。他指出,第一种预测往往最有把握,命中率较高。而后两种预测则搀入了更多的未知因素。不用说,所谓明天总包含着未知因素,但未来学家希望让想象和预测立足于已有的事实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可测未知因素的影响。这种预测遵循的是经验科学的一般模式:提问——证实——检验,所以未来学家在预测中尽量要求预测时间明确、预测内容清晰。
当然,人们一向认为,科学预测虽然立足于事实,但它所预测的东西尚不是一个事实,所以它永远是不可靠的。科尔施对这种传统看法概括说:未来是自由的、创始的、传说的、不定的和令人兴奋的;过去则是完成的、死去的、现成的和无趣的。这种观点的依据的假定是:事实=过去,或者说,历史总比将来实在。
然而,科尔施告诉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将来的东西并不比过去的事实更遥远。比如行将到来的2000年就远比已经过去的1000年离我们更近,人们很难确切知道1000年前的世界人口,但却可以大致准确地判断未来几十年的人口变化趋势。
现代思想家已经充分意识到,所谓历史并不是一个像博物馆中的展品一样确凿的事实总体,它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着变化、改写和重新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现代人所面临的另一个维度的将来。这种观念告诉我们:事实的主要特征不是过去性,而是准确性!美国未来学家麦克海尔曾创作过一个绕口令似的格言:过去的将来在将来;现在的将来在过去;将来的将来在现在。
对这个格言,每个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得出自己的理解。
我想它的意思是说:将来、现在和过去并不是一条线性流动的、由远即近又奔向远方的河流,它们都属于现在,这就是人的生存。
导演将来
根据事实来预测将来,把将来当做事实来预测,这是相当一部分未来学家的理想。
在这个基础上,未来学家据说曾概括出成百种预测方法!其中人们常常提到的不超过15种。60年代,丹尼尔·贝尔曾发表了《预测12法》一文,其中谈到了根据历史发展趋势来推测将来的趋势外推法;根据历史上的相似情形来预测将来情形的类推法;运用包含一定可变参数的模型来模拟将来的模型模拟法;
用于推测未来各种可能状态的树枝图形法;根据调查结果来想象将来的不同前景或场景的未来场景技术;征集许多专家预测再加以整理的戴尔斐预测法;
当然,最后一种必定是交叉运用各种预测手段的综合预测法,等等。现代未来学家在预测时常常借助于统计数据、模拟图表和数学模型等手段,(图表:第128页)外行人一见到它们就觉得预测肯定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只有专家才看得见将来的一切。其实,如果撩开这件皇帝的新衣,你会发现这些预测并不那么神秘,许多预测法的分类和命名更像是未来学家的一种预测体会,一种对预测活动的琐碎经验描述,难怪它会有上百种之多!比如说,假定你没有学过所谓科学预测法,不靠数学公式和图表也作出了准确的预测,他们就会说,你采用的是一种天才预测法(这并不是笔者的杜撰)。到这时,预测方法论就很有些伪科学的味道了。
在我看来,科学预测之所以值得关注,并不在于它能让你准确地预言一个像果实一样等着你去摘取的将来,而在于它可以使你直接参与对将来的创造。经验主义的预测理论把将来当作一种过去事实的推演或展开,它遵循的模式是:已有事实——归纳和分析——想象性预测——未来事实的证实或否证。这个模式淡化了一个事实:在如今这个信息社会,对人类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预测本身就是对公众的普遍暗示,这种暗示可以直接影响预测结果。法国思想家萨特曾讲过一个他人的目光的故事:一个人到饭店找人,他敲门后听到屋里没有反应,就从门上的钥匙孔中往里窥视。然而等他回过头时忽然发现一个女服务员正用难以琢磨的目光打量着他,这使他大为窘迫,感觉自己好像是个贼——这就是暗示的力量。
美国大选时期例行的民意测验就是一个典型的让预测影响预测结果的事例。
当两党候选人不断角逐时,他们各自的纲领和竞选表演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选民,但通过对部分选民进行调查而得出的民意测验结果,无论对竞选者的形象和选民的选择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1988年我在国外电视观看美国在任总统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的竞选表演。尽管许多人认为杜卡基斯看起来比布什还要诚实可靠,但在一系列民意测验表明杜卡基斯落后于布什之后,杜氏似乎很快就从一个竞选挑战者变成了一个惨兮兮的辩护者。所以大选结果尚未出来,许多杜氏的同情者已经开始为他惋惜了。
在当今社会中,预测不是等待一个事实出现,而是在促成这个事实的出现。
正因为这样,荷兰未来学家波拉克说:在实际预测中,机会总是与预测、目的、规划和选择混在一起。显然,预测不单是事实+逻辑+想象力的总和,它本身就是一种干预预测结果的行为。赫尔曼·康恩在回顾1961年建立赫德森研究所这一美国著名未来学机构的历史时说:在创立该所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第一年为塑造一个好国防部长作咨询;第二年是一个好国务卿;第三年是一个好总统;第四年是一个好联合国秘书长;第五年则是一个好上帝。接着,他很幽默地说,到了1966年,我们遗憾地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了五年计划的第六个念头。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许多未来学家希望通过扮演现代先知或帝王师的角色来参与导演未来的活动。根据规律推测将来,根据计算模拟将来,根据设计导演将来,这就是预测。现代未来学家关于未来的预测通过书刊杂志、电视和互联网确实对社会产生了强大的暗示力量。今天,关于网络的大量图书、广告以及讲座就是一道道十分强烈的他人的目光,每个感受到这目光的人都觉得自己应当做点什么。当信息技术专家断言网络将在20年内将覆盖整个世界时,任何一个清醒的政府都会据此修正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任何研究机构都会拨款立项鼓励和推广这种研究,任何都市中的消费者都会考虑购买电脑或上网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关于网络社会的预测怎么会不变成现实?
本书前面谈到人类具有在呼唤中创造世界的能力,人类是以虚拟化方式来创造现实的,预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对预测的考察表明,将来并不是现在的简单延续,它与现在具有一种互动关系:人类对将来的普遍意识和预测,就是对现代生活和将来生活的导演。
有趣的是,现在的电脑已经深深地介入了这种导演活动。不久前我在朋友那里看到一套Lotus办公套件,其中有大量空白统计表格、树枝图形和统计模型效果图,你只要往上面填入一些具体数字就行了。这时,我忽然感到世界真的很像18世纪末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拉普拉斯所设想的那个数字化宇宙。让电脑一同参与对将来的设计和预测,将来在这里就变成一套程序。
难怪一些电脑专家把上帝也设想成一个电脑瘾君子,他靠程序来控制一切!怎样预测就怎样生活,这就是导演将来的基本含义。正是在这种导演中,不同社会的人群开始向未来移民。
前喻社会和后喻社会
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未来与文化》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文化: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所谓后喻文化是指一种传统支配现在的社会,在那里,年轻人的生活是听从长者筹划安排的,他们的生存任务就是保存和复制传统;而前喻文化与此相反,它是一种将来支配现在的社会,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社会,长者要向年轻人学习,并永远保持年轻人的心境。
显然,前喻文化就是面向未来的社会,反之则是面向过去的社会。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社会代入米德的框架中对号入座。因为她说的那种传统型的后喻文化正在全球范围内相当迅速地向现代型的前喻文化转化。按照她的说法:从现在起,没有人会生活在他诞生时所看到的那个社会,也没有人会死在他曾经为之工作一生的那个世界。现在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米德这段话一定有着十分深刻的体会。
我曾经在《南方周末》上发过这样一篇文章:《FORMAT:对生活的格式化》。其中谈到:
电脑进入家庭何尝不是对我们以往生活的格式化?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家里普遍穷,除了电灯和话匣子几乎没有带电的东西。
后来有了几大件,但冰箱和洗衣机除了使物质生活方便些外几乎就是个摆设。电视虽说于精神生活不无补益,但多数人的多半时间还不是象乡下人看画一样只管对着它倒抽气地傻笑?电脑就不同了,你可以用它写字、画画、听音乐、玩游戏。
互联网更是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广阔的信息世界:通过联网,我们可以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献和消息。这样,信息高速公路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我们由此初尝作一个世界人的滋味。……从当初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到现在与文明人类共享没有国界的精神成果,我们的生活似乎经历了从猿到人的不断格式化过程!
不久前社会上流传着一首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民间诗:《我们要等……》,我只记得其中几句:
我们要等要把猴子等成达尔文要把人类等成机器人……
我们还要等要把历史等成索斯比(拍卖行)
要把现实等成一扇电子门要把世界等成一个实验室要把天使等成克隆人……
毫无疑问,这首诗的主题就是那个让我们感到如幻又如电的时代巨变。我们不仅不经意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从未想象过的未来之中,而且要被迫接受它的格式化。前苏联一位号称靠本能写作的现代诗人安德列·沃兹涅辛斯基曾大发感慨说:今天,我们的思想还属于19世纪。但是科技发展得那么快,所有的一切都在高速发展。任何事物都比我们大脑的运转速度还要快,所以我们得换换脑筋,让自己的精神21世纪化。让精神从19世纪跳跃到21世纪,就要让人们的目光从过去转向将来,让双眼像盯着显示器那样死死盯着这个将来,并按照各种关于将来的传说来安排现在的学习和生活。否则便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从现代生活中下岗的命运。人们常常把下岗称为待业,但正如将来不是在等待中到来的一样,你也无法在等待中获得理想的职业。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严酷现实。前喻文化是一个将来支配现在的社会,那么传统呢?——许多文化的守夜人这样叫道。
这是我后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谁是愚人节中的愚人?
预测将来犹如掌上观文,历历在目,当人类发展到这种境界时,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都知道,欧美一些国家把每年4月1日定为愚人节。
每到这天,报刊上会出现一些愚人节笑话。比如记者可以一本正经地报道说:一颗阿波罗小行星正以毁灭性的速度向地球飞来;生物学家发明了一种牛蛋白西红柿;日本科学家制造了一种必须吃食物才可以生存的机器人……。看到这些报导,你千万别当真,否则就是一个愚人或傻瓜。
然而,这两年来,公众已经对愚人节笑话失去了判断力。前不久就有人在报上撰文说,牛蛋白西红柿和饮食机器人并非愚人节的笑话,而是确有其事。我虽然对此深表怀疑,但却由此联想到,许多现代科技成果最初听起来不都有点像这类笑话吗?对这些成果表示怀疑的人反倒成了缺乏想象力的现代愚人。换句话说,当科技产品进入不可思议的发展时代后,我们便进入了一个难辨真假的愚人节时代!
一旦话题涉及到互联网,我们总会听到许多像愚人节笑话一样的预测,它们简直是漫无边际的狂想:比如,有人设想未来的住宅将是由木材、玻璃和芯片组成的数字化电子空间,各种电器可以听懂你的声音,看明白你的表情。如果你再戴上一个可以扫描你想法的头饰,那么只要你转动一个念头,机器就会给你端上一杯咖啡,摆上一桌你最喜欢的饭菜。当然,如果你想减肥,那么一台精密的数字化仪器会告诉机器人大师傅,你需要包含多少比特热量的食物,这样,你既可以享受到口腹快乐,又不会受超重之苦。有人甚至设想,在未来时代,你没有必要结婚,因为网络会给你提供不止一个梦中情人,在你与对方交流时,身上的模拟传感器会给你带来各种美妙的享受。
看到这些说法,你最初会觉得这一切就像白日梦一样不可能。但在犹豫一段时间后,你或许会想:这也许是可能的。最后,如果你对这种说法听得多了,那就会相信,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可能与不可能向来是人类想象王国中两个有关却又不同的领地。凡是人类觉得可能的,都是有条件变成现实的,它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补充;不可能的,则被当成纯粹想象,即异想天开,它是现实世界的界限。
仅仅在几百年前,人们还觉得说一件事情不可能是容易的,比如你可以说人不可能登上月亮,或者,太阳和地球永远不会相遇。相反,说某件事可能则要冒很大的风险,比如你说明天可能下雨,但确有可能不下雨。这无非说明,对那时的人来说,已知的可能世界太小,而未知的不可能世界太大。现代不同了。当人类进入到微观时代、太空时代、生物工程时代和数字时代后,原来以为不可能的想象事物正在迅速变为现实!美国哲学家莫蒂默·阿德勒说过:当人们说'不可能'时,应当这样说,相对于我们现在的无知来说,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概括还显得比较有节制,那么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