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乐园失乐园-网络与文明的传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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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伦理学家、宗教学家以及类似学者看来，如果说一个社会对人的生活行为提出可做与不可做的道德命令是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那么对现代信息科技提出可做与不可做的要求则是为了捍卫人类的尊严，为人类寻找最后一块保留地。
正因为这样，当克隆羊问世之后，美国政府下令对克隆技术尤其是克隆人技术的情况进行调查，大部分西欧国家、日本和一些拉美国家也明令禁止克隆人研究。
但在许多专业科学家看来，这些禁令反映出人们对科学的无知。有些人甚至说，对科学发布禁令与当年罗马教庭对伽利略的审判毫无二致。显然，高科技实验室在不同人眼中扮演着天使和魔鬼两种角色。它不仅能生产造福于人类的电脑、网络、延年益寿的药品，也不仅制造一些美妙的科学幻想和现代神话，还制造着人类的倒数计时器！当乐观主义数着科技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步伐时，悲观主义者和一些对人类已不再感兴趣的科学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数着人类走向终点的脚步。
卡赞斯基甩出的炸弹
1996年4月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破获了一起延续十多年的系列爆炸案。在美加边境蒙塔纳林肯镇附近森林的一处与世隔绝的小房子中，50名特工人员逮捕了代号为FC小组的凶手西奥多·卡赞斯基。他在过去17年中曾16次邮寄炸弹，炸死3人，另有20多人致残。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美国有关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目前，美国公众和世界许多新闻媒体都关注着这次审判，有人把该案与不久前判决的黑人影星辛普森谋杀案并称为世纪性的审判。
其实从案件性质来看，辛普森情杀案只是历史上最古老的犯罪活动。该案之所以引人关注，无非因为被告是一个著名体育明星和影星，他雇佣了一只号称梦之队的强大律师团。更重要的是，该案涉及到美国社会中最敏感的种族问题。
相比之下，卡赞斯基爆炸案本身就不同寻常。罪犯卡赞斯基不是像阿布·尼达尔那样的国际恐怖分子，也不是一个心理变态狂。他16岁考入哈佛大学，20岁获得数学学士学位，25岁在密西根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讲授数论。显然，这是一位智商颇高而且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的人。然而，他忽然在1969年27岁时离开大学到荒僻的北部森林隐居。70年代末，他开始以邮件方式投寄炸弹，在十多年中给社会带来多次恐慌。
更为不同的是，卡赞斯基的犯罪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他精心选择的袭击对象都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死于炸弹的三位牺牲者中，一位是计算机商，一位是广告商——他曾经帮助一家在海上发生大面积漏油事件的肇事公司恢复了公共形象，还有一位是加州森林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刚刚对砍伐加州一棵千年古树投了赞成票。其他被袭击的人也大多是大学中的科技研究人员。在系列谋杀案的最后阶段，他向美国报界要求发表一份宣言，在炸弹的胁迫下，《华盛顿邮报》破天荒地刊登了他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前途》。一个自动离开科学界的人向科学界甩出恐怖的阴影，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更何况这个嫌疑人选择了一种远离文明的隐士生活，又发表了一份强烈指责现代文明的文献，这就使许多原来对他恨之入骨的公众忽然又觉得他应当得到宽恕。美国一位著名报业人士甚至称他为铁窗里的美国文化批判者。那么，什么原因使他如此仇视这个社会呢？
卡赞斯基在他的宣言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称：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工业化虽然大大增加了我们的生活乐趣，但也打破了社会均衡，使生命不再充实，使人类尊严受到折辱，造成了广泛的心理创伤（在第三世界则造成广泛的肉体痛苦），并给自然界带来严重灾难。在例举现代社会造成的灾难时，他指出：现代社会把整个人类纳入了一个力量角逐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确立目标、努力实践和实现目标等要素。它造成了人们为金钱、地位、名誉、实力和权力而竞争的局面。在这种残酷竞争中，科技盲目发展，社会迅速变迁，传统的家庭社会形式以及价值系统陷于瓦解，环境和人口问题日趋恶化，个人因为严重地依赖机器和社会而失去自由和自主性，除了在力量角逐中获得成功的少数精英之外，更多的人因为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染上了无聊、道德沦丧、自悲、顺从心理、失败主义、焦虑、负罪感、挫折感、虐待妻子子女、贪图享乐、吸毒、异常性行为及睡眠和肠胃功能紊乱等症状。总之，在他看来，如今的世界似乎变得疯狂了！在长达几万言的宣言书中，卡赞斯基几乎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如过度社会化、政治集权主义、无休止的经济贸易战、奴性教育，等等。但他抨击最多的却是现代科学技术，正因为他本人曾是一位科学家，所以这些抨击更加令人关注。保守主义者都是些傻瓜，他写道，他们不容忍传统价值沦落，但又热情支持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针对某些科学家宣称他们研究科学的动机仅仅是好奇或造福于人类，卡赞斯基说：科学家基本都是这样，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他们的动机既不是出于好奇，也不是出于造福于人类的愿望，而是出于对力量进程的实践：
确立一个目标（有待解决的科技难题），付出努力（研制过程），然后是实现目标（解决难题）。这种力量角逐给他们带来了包括金钱、荣誉、地位和权力在内的巨大报偿，这可能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相当大的驱动力。卡赞斯基认为，科技是人类力量角逐的主战场，正是它造成了疯狂的社会。他说：技术比自由更强大。
人类之所以失落自主性，不是由于政治或社会观念对科技体系的误导，它恰恰是技术本身的错误，因为引导社会的不是观念，而是技术需求。
在这个背景下，他批评现代电脑和网络技术使人更加依赖机器——设想一下今天的社会没有计算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批评心理学和生物学以控制人类的行为和思想为目的——现代工业社会最终会找到某种完全控制人类行为的技术。人类的行为和思维特点基本上决定于生物基础，这一点至今已没有疑问。许多生物实验表明，……记忆可以用消除大脑某些部位的方法来摧毁，同时也可以以电模拟方式来恢复，幻觉可以人为地产生，心情则可以通过药物改变。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特质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工培育出来的，而不再是自然所赋予的。他批评人工智能将取代人——假定计算机专家研制出智能机，它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人类，可以想见这个高度秩序化的机器社会将代替人做任何事情，再不需要人类做什么了。……人类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落到日益依赖机器的地步，以至于最终别无选择，只好接受智能机的所有决策。……人甚至无法关掉机器，因为关掉机器将无异于自杀。他批评技术给人带来的解放将造成人的普遍无聊和无所事事——人们不是出于实用动机才在健身房中锻炼肌肉、把小球打入洞内或收集邮票。……
许多人会把原本无关紧要的事看得那么认真，例如体育、桥牌、国际象棋和学位，等等。……当一个人沉浸在电视或录像节目中时，他就会忘掉压力、焦虑、沮丧或不安。
当然，他更不相信现代科技会带来所谓人人平等——所有现代技术加起来创建了现代社会，在这里，普通人的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或亲友手里，而是掌握在政治家、公司高级职员以及素不相识的技术专家和官员手里，普通人对这些人毫无影响力。他引用哈佛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的话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所有重要决定都是由极少数人——可能是300至1000人——作出的！读罢这些论述，谁能说这个罪犯是个头脑紊乱的疯子？他的叙述十分专业，显示了相当高的学术素养。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又像是个疯子，他的批判中处处表现出绝望——没有任何社会措施能阻挡技术的进步，无论是法律、法规、社会习惯和道德规范，都不能对自由提供持久的保护。他举例说：一旦开始使用生物技术对有机体进行改造，那就没有什么能够使它终止。这种改造可能会进行到人类与其它生命物成为别的变种之后才可能结束。由于绝望，他选择了用暴力摧毁现代文明的做法，他在致报界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不想让人们以为我们会与那些从事无害科学研究的教授为难，例如建筑学、历史学或文学等等。我们要捕杀的目标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尤其是有争议的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研究领域中的科技人员。他甚至建议应当采用摧毁工厂和焚毁图书馆的方式，等等。
由此可见，对现代科技的仇恨使他把炸弹甩给自己以前的同事——科学家。卡赞斯基采取暴力手段足以让精神病理学家认为他是个妄想狂，他们可以给他服用最新科技制造的药物使他镇定下来。同样，法官也可以因为他的行为裁定他有罪，使他得到应有的惩罚。不过，他的整个犯罪行为和动机却是一个象征，它表明科技的高速发展甚至使一些科学家成员也感到不安和绝望。平心而论，卡赞斯基对以美国为原型的现代社会的批判并没有太多的新鲜内容，许多说法在各种技术批判理论中已经屡见不鲜。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说这些批判并非全是疯话。
不过，一些谴责卡赞斯基的人认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不仅他的犯罪手段令人不能容忍，他对现代科技和科技专家的批判也表现着浓厚的现代法西斯主义色彩。可以想见，在这些谴责者看来，社会上一切关于科技可做与不可做的议论都是疯话。因为科技一向是神圣的。我由此想起《哈姆雷特》中的一段对话：
哈姆雷特到英国去了，那儿的人全是疯子。他是其中最疯的一个！的确，卡赞斯基是对现代社会持批判态度的人中最疯的一个。
圣杯与潘多拉的盒子
卡赞斯基以犯罪方式对科技文明进行批判，但这不意味着他对科技的批判也是犯罪。我们从他的罪案恰恰看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1）科技发展的现状及未来已经使一些科学家成员感到不安；
（2）科学家也可能以暴力方式反对现代文明，不仅如此，我们甚至有理由担心，未来的疯子或许会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反对人类；
（3）科学家成员并非天然代表着人类理智和良知。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以科学特有的理性精神和认真态度对科技至上观念进行反省。
著名作家纪德讲过一个圣杯的故事：一个牧人在希拉山洞发现了一只不知哪代大神用过的酒杯。当善良的人使用它时，那里就流出琼浆玉液，盛出许多珍馐名馔；一旦落到恶人手里，它就会对这恶人吐出乌黑的毒汁和蓝色的火焰。显然这是一件十分合乎道德的器具。
多少年来，科学技术在人们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圣杯。人们相信它只会造福于人，不会贻害于人。的确，迄今为止的全部科技史都是辉煌的人类成就陈列馆。
科技发展让人类从刀耕火种进化到用按钮来制造产品，从低矮潮湿的房屋走进舒适的高楼大厦，从一个步行者变得能够上天入地，总之，它让人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文明走向更文明。
科技带来的好处和便利是当代人深切感受到的。电脑和网络技术正在使当代人进入生活游戏的时代，即使前面说的克隆技术也并非长着一副青面獠牙，它可以改良动植物品种——如今市场上许多转基因食品就是这项技术的产物，可以应用于人体器官移植等医学领域，还可以提高人类生育质量。所以，在崇尚科学的人眼里，对这项技术发布禁令实在没有道理。
然而，这个圣杯有时也会对善良的人们喷出毒液。80年代初，有人在对人类远期未来进行预测时提到了8种令人恐怖的前景：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核扩散罪行；种族和文化冲突；海洋大片死亡；气候严重失常；臭氧层迫害；经济崩溃。我们不必理会这些预测包含着多大的随意性，只需关注一个事实，这些项目中的决大多数都与科技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过，正如那圣杯只有在恶人手中才会流出毒液一样，许多为科技辩护的人指出，这些不良后果只是人们（似乎不包括科学家）对科技的不当利用造成的，它们与科技本身无关。然而，在这种辩护中，人们显然已经抛弃了把科技视为一个圣杯的科技至上观念，开始把它理解为一种中性的力量。科技是中性的，这意味着它既可以被用于善良的目的，也可能在失控状态中成为为祸的力量。所以，人们便像押宝一样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科技专家身上：如果他们是一些富于道义感和对人类充满同情心的人，那么科技当然也就是一种向善的力量。这就是科学家崇拜的缘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科学家一直是个神圣的名字。他是人类智慧、良知和献身精神的人格化形象。在所有人物传记中，只有科学家传记是最纯洁而又动人的。那里没有一点罪恶，只有对于追求真理、清苦勤奋、一丝不苟等各种美德的生动描述。当然，他们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过失，比如把钟表误放在锅里去煮，走路时不慎碰到树上，或者把几千美元的支票夹在书里作书签等等。但这都是一些非常崇高、具有神话般感染力的美丽的错误。
相比之下，其他传记则要复杂得多，尼采的颠狂、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赌癖、海明威的放荡生活、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还有尼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