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乐园失乐园-网络与文明的传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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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等于信息量
不久前在《通讯产业报》上读到一篇采访文章：《在网络上探索网络文化》。
其中一位被采访者说：信息时代的来临几乎等于精神时代的来临。这话听起来不错：信息让人联想到精神，信息无所不在，精神当然也就无所不在！然而且慢！
有时一个过于明显的论断反倒隐藏着许多误解。上文提到的那位T．洛扎克先生在《信息崇拜》一书中写到：信息，到处都是信息，惟独没有思考的头脑！这话让人想起上世纪德国思想家尼采在一封信中说的话：我的头脑，不是别人的跑马场！这些说法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考虑问题的角度：信息量的膨胀肯定有助于形成一个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社会，但它不一定是人类精神之树的合适土壤。如今人们习惯于谈论信息，习惯于用比特这个数量单位来衡量信息的价值，当然也就习惯于用信息量来定义人的思想和意识。然而按照H．德雷福斯在《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一书中的看法，这显然是把人的意识降低到了机器的水平。换句话说，它把人的精神等同于一种数字算法能力，把人的思想视为各种信息材料的接收器。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确实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是人玩机器，还是机器玩人？我很喜欢崔健演唱的歌曲，其中一首歌唱道：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当一个人的头脑成为由信息流推动的水轮机时，他的确很难找到自己的感觉。其实，信息只是有待处理的数据和材料，谁来处理它们呢？或者是电脑，或者是人脑。在电脑中，处理的含义无非是对数据加减、排序和贮存。
人脑当然也是一种处理器，它也具有接收和贮存信息（记忆）的功能，但如前所述，它在数据贮存的数量上远远比不上机器。庄子说：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这鼹鼠的肚子即使再大，也只能取一瓢饮。人脑与现在电脑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精神和观念。据报载，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次题为信息化与教育的会议上画出了一个金字塔示意图：塔基是数据，上面依次是信息、知识，塔尖是智慧。对于一个图表来说，这种分层说明是可行的。但在现实中，所谓信息、知识和智慧决不是一种低级与高级的关系。没有智慧和观念，信息就没有用，它就不成其为信息。信息、知识和观念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精神的本质特征不在于贮存而是创造。按照几百年来德国人的说法，它是一种不断涌动的力，这力就是生命之源，是绵绵不断的创造之源，而其产品则是人类文明和文化。有一则神话说：最初世界上只有沙漠。后来一位创造神用金色的手杖在沙漠上一点，清冽的泉水便汩汩流出，在它经过的地方形成了树林和绿洲。
法国艺术家罗丹后来说，那柄金杖就是想象力，而那一点就是创造。在古代希腊传统中，诗艺和技艺（它与我们后来说的技术不同）都本于创造。它们提供了一个构想神奇的空间，使各种材料、念和目的按照一种独特的方式融合为一体。正如一段美妙的诗可能由许多司空见惯的语词组成，但在它们构成的诗句中，那些很平常的词忽然获得了完全不同的魅力；或者如同一块大理石，它在米开朗基罗手中变成了一个几乎与石头毫无共同之处的雕塑。当然，更恰当的例子还是哥白尼，当那个时代大量的信息都告诉人们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时，他却只凭一架小小的天文望远镜所提供的可怜信息和强大的精神断定：太阳是这个世界的中心。精神的活动依靠一定量的信息，但它不能还原为信息和信息量。如果说网络通过信息克隆复制着我们，那么精神就保证我们不致沦落成低级的信息复制品。信息说到底是一些无序的事实和材料：有怎样的处理器，它就形成怎样的产品。早在几十年前，计算机理论界就流传着一条著名的GIGO法则：输入的是垃圾，输出的也必定是垃圾！这无非说明，电脑并不会使杂多的材料自动变成思想。但GIGO法则不适用于那些善于思考的头脑。
19世纪的美国精神领袖R．W．爱默生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绘说：最初的学者将他周围的世界纳入心中，潜心地思考它。在经过一番新的咀嚼之后，将这些思考倾吐出来。世界进入他内心的时候是生活，从他内心出来的时候是真理；它进入他内心的时候是一瞬间的活动，从他内心出来的时候是不朽的思想；它进入他内心的时候是世俗琐事，从他内心出来的时候是诗。当初它是死板板的事实，现在它是活生生的思想。……它所来自的那颗心灵有多么深沉，它的飞升就有多么高远，其歌唱也就能绕梁不断，这种对应关系是分毫不差的。这就是目前人脑优于电脑的根本所在。这里所说的人脑不是一个生物体，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精神。
这种精神需要一定的思考、品味和想象的空间，过多的庞杂信息反倒会使它失去轻灵透彻的品性，使它沦为一个信息材料仓库。所以洛扎克警告说：信息太多反而会排挤观念，使人在空洞零散的事实面前六神无主。信息可以同属于人脑和网络，只有精神是属于人的。
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了不起的乐师名师旷，相传他能奏《清徵》、《清角》，一奏而玄鹤云集，延颈展翼而舞，再奏则凤凰来翔，大合鬼神。据说他最初学艺时总嫌进步太慢，说：技之不专，由于多心；心之不一，由于多视。于是用艾绒熏瞎双眼，终于练成鬼神不测的绝艺。后世因此称他为乐圣。这个故事虽然夸张，而且充满五色使人盲，五音使人聋的道家情调，但它可以提醒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为自己的精神留下一个思想的和创造性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空间，我们的头脑就只能像一个吃什么、拉什么的腹泄患者，网络则成为一个病态精神的宣泄场所。
一旦人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明确目的和问题，信息量才越大越好！
认识你自己
人只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这真是一件既平凡又奇妙的事！假定有一天你面对一块打破的镜子，发现自己的形象变得残缺不全，一定会很不舒服地想：这不是我的本来面目。
在网络时代，当你发现自己的个性消失在一串数字化的名称中后，当你意识到自己在网民、用户、网络隐君子这些公共名称中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他人之后，当你想到我在不必面对面的生活中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交流者后，你一定会提出我是谁的问题——一定会寻找那个消失在破碎镜片中的我。而这也正是人类思想家在几千年中一直追问的问题。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有一位叫做第欧根尼的怪人：一个大白天，他打着灯笼在熙熙攘攘的市场四处踅摸，人们问他找什么，他说：我在寻找人。这话激怒了所有在场的人，于是大伙把他哄了出去。时光过了近2000年，法国思想家笛卡儿坐在自己家的壁炉前冥思苦想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用一种简单明确的方式证明我确实存在着呢？最后他断定：因为我思想着，所以我存在着。
这两个思想家似乎都做着无意义的事：市场上到处是人，但第欧根尼却要寻找，那无非是说，他心目中的人与世界上那些芸芸众生没有共同之处。同样，我本来对每个人都不成为问题，但经笛卡儿一问，这个我竟成了一个需要探讨和证明的东西。
其实，寻找人，追问我，其宗旨早已写在古希腊神庙前的一段铭文中：认识你自己！人最熟悉的是人，最不熟悉的也是人。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面狮身怪物司芬克斯整天虎视眈眈地卧在忒拜城外的路口上，他对每一个过路人都提出这样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这个关于人的谜语竟难倒了许多人！人不知道人的谜底，也正如我常常不明白我是谁的问题，所以每一代人，包括现代网络读物作家，都要重提关于我的问题。19世纪一位思想家小时很穷，他每天在山上放羊。一天，他忽然想到我是谁的问题。看着满坡啃食青草的羊群，他问自己：这些羊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过着同样的日子，具有同样的命运，它们属于一个畜群（herd），所以对它们来说不存在我。同样，我的祖父像许多人那样耕作，我的父亲也像许多人那样修鞋，他们都像这里的每一头羊一样，消失在一个没有个性的群体之中，他们当真有我的生活吗？看来一切都得从头考虑。
不仅专业思想家这样想问题。19世纪末法国画家高更在作完一幅画后给它标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儿去？这个标题的问法非同一般：它从过去追问到未来，同时把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放在过去与未来的夹缝中。所以有评论家说，高更给处于巨变时代的20世纪的人们出了一道难题。
以电脑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是20世纪最辉煌的科技成果，它对人类未来生活的影响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虽然所有的人都不怀疑，它将给未来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确定它对未来的人类意味着什么？
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儿去？这的确是每一个面临网络时代的人都应当考虑的问题。
我的名字是一串数据
半年前，我在北京某信息服务公司入网。办手续的小姐递过一张表格，我在朋友指点下先在密码栏中填下0314的数字——这是儿子的生日，容易记忆。随后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在填写名字时，朋友说你只需写上anyone（随便什么人）就行了：因为在网络上，你的电话号码必须准确，以便于公司和你联系；你的密码应牢记于心，以保障你能安全地使用自己的线路；当然如果你有帐号的话，那就更要小心，防止别人共享你的钱财。至于名字是无所谓的，随便什么都行！岂止是办理入网手续。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上不都有一长串数码吗？凭着这些数码，人们可以找到我们在户籍警那里备案的材料。不久前我填写出国申请表，外事干部一再告诫我，名字写错了都问题不大，但学号、学科代码一定要填写正确，否则审查人员就无法在电脑中找到你。
在统计学时代，我们的身份日益数字化！这就是数字化生存的最直接含义，它用数字顶替了我的本名。
当然，用户在网络上使用的通常是一些由拼音文字组成的域名。如果我建立自己的E…mail信箱，或建立一个主页，就要依照域名规则给出这样一个地址。比如我的一位朋友的E…mail地址是：spc @ccs。umich。edu这个地址是美国Michigan大学，而朋友的名字采用了英文缩写字母。它与我们在信件中所使用的地址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域名地址只是人们为了记忆方便而采用的编址方式。对于一台只能识别数字的主机和路由器来说，这个域名还需被一套域名系统软件翻译成数字化地址，即IP地址。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系中一台主机的IP地址是：128。95。10。207在这里，128代表美国互联网中的教育网，95指华盛顿大学，10代表生物系，而207则是某台主机的序号。一个特定数据是网络给出的唯一属于我的位置。
网络之所以不太看中每个人的大名，其原因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人比姓名要多得多！姓名很难成为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符号，它缺乏精确的检索价值。网络通过数据给我确定了独一无二的名字，于是尼葛洛庞蒂说：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因为在后信息时代，……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当传媒掌握了我的地址、婚姻状况、年龄、收入、驾驶的汽车品牌、购物习惯、饮酒嗜好和纳税状况时，它也就掌握了'我——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单位。因此，我们好像在网络时代真正发现了那个叫个性的东西，发现了真正富于个性的我，任何人不会将我与他人混同。
这似乎是统计学时代和前统计学时代的重大区别。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在前统计学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姓名和与生俱来的那张面孔。这两者构成了每一个我的直接标志。不过细细想来：姓名虽然属于我，却是为他人称呼而起的；面孔虽然是我的，却像是为他人的识别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他人的称呼，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同样，如果这个世界中没有镜子，我也不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传统的姓名和与生俱来的面孔只用于识别，它使人成为德国思想家韦伯所说的同质异构体，也就是说，让别人忽略掉我与他人的相似之处，把我当做一个独特的人。而统计学时代的数字和地址则把人视为异质同构体，即忽略每个人的不同之处，把他们的面孔、行为特征乃至心理特点变为可以统计和排序的项目。这样，我们这些姓名各异、面目不同的人变成了生产流水线中那种具有不同序号的数字化产品。有趣的是，在统计学时代，即使我们那张独特的面孔也在统计性的排序中失去了个性。米兰·昆德拉在小说《面相》中作过这样一个实验：她换了一本杂志。杂志中尽是人脸，除了脸还是脸。她发现其中有92张照片纯粹是一张人脸的照片；41张为一张人脸上加点别的什么；23张集体合影中又有90张人脸。于是她得出结论说：如果你把220张人脸摆在一起，你会突然觉得这些都是同一张人脸的变形，而根本不曾存在过所谓个体！这让我想起一幅美国漫画，它用计算机处理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照片，最后竟把他变成一个笑容可掬的女人；它还把布什的照片幻化为克林顿的照片！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简化成一个基本量词。英文中把某人写作a person，这里的per就是一个基本数量单位——每个。
当人们用per…son或张三、李四来指示某人时，那个具有一个姓名或面孔的人已经融化在人这个泛称之中了。
在网络时代，我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姓氏——网络，而使每个人相区别的便是由不同数字串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