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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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来得及参与编委会的前期工作，就于1986年9月到英国牛津大学，师从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达梅特（Micheal　Dummett）研修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直到1988年夏天归国。
　　我回到北京，立即产生了恍若隔世之感。原先的朋友和同学中，已经有人成为名人，编委会的声势和气派与我出国时不可同日而语。我记得在我临走之前，朋友们聚集在我那库房式的、暗无天日的小房间中商量成立编委会的事，我家连凳子都不够，我一直坐在门槛上，中午煮了好几锅挂面招待大家。回北京后，编委会设盛宴为我接风，以后商量编务，常常进饭店。我一时非常不习惯，给一位回贵州探亲的朋友写信说：“归来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有时还用欢迎我的名义，真想有‘罢宴’之举，又恐被嘲笑为响应人民日报的号召而成了俗套，悻悻然作罢。”其实，与90年代以来到今天的吃喝风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和以前清贫的学生生活比，则是有些奢侈浪费了。
　　编委会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因为出版社给了一些编辑活动经费。不过和另外两个山头相比，我们只能说是穷光蛋。为了得到一些经济效益，更是为了传播新知识和扩大影响，编委会在北京办了一个讲习班，在全国招生。第一讲由我们的主编上阵，我记得他只是反复地说，从世界历史上看，第二、三流的思想家致力于收集和分析经验材料，而第一流的思想家不屑于这么做，他们致力于提出基本概念和思想框架。看到他在台上语无伦次、结结巴巴，而教室里哑雀无声，听讲者竭尽全力要弄明白这深奥难懂的道理，我不禁暗自发笑。我记起主编临讲前告诉我，他昨天晚上才考虑讲什么，几乎熬了一个通夜才勉强想出个提纲。他没有吃早饭，脸色发黑地匆匆赶来开讲。
　　另外的讲课也很好玩。我的一个师弟辈分的年轻学者在讲台上耍狂，他从包中拿出一本外文书在大家眼前晃一晃，大声喝问：“这本书你们念过没有？”然后再拿出一本，再问，几次都是“没有念过”，他于是得意地说：“那好，你们正该听我讲。”事后，我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你知不知道，坐在下面的，有懂6门外语的教授？”另一位更年轻的朋友，在北大念硕士刚毕业，讲宗教伦理学在台上卡了壳，狼狈不堪，却有听讲者递上去一张纸条：“C老师，你不要急，你讲得很好，我们很爱听。”
　　那时的文化气氛，人们的学习热情真是动人。这些人大夏天从全国天南海北各个地方、千里地迢迢赶到北京参加讲习班，住宿在一个中学的教室里，到京的第一天遇上城市卫生部门检查，为了躲避还不能休息，被集中到另一个隐蔽的地方躲风头，直到我们的人把事情摆平才能回到教室。我不为我们编委会的讲习班成功而自豪，我为付费听讲的人感动。
　　我们的编委会越来越红火，各地出版社，还有台湾出版社纷纷来联系，希望合作出书，门庭若市的局面使得我们的主编穷于应付，以至于宣布，除了正主编和社长，其余的人一概不见。但是到了1989年年初，最核心、最亲密的几个朋友之间却出现了矛盾，而且无法调和，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地发展为分裂。我属于被迫离开编委会的4个人之一，后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也不复存在，这使得它的内部重创成为无关紧要的事。


90年代：面临新的格局


　　1989年，我过了大约半年蛰居生活，以前热衷和尊崇的学术研究忽然变得不重要，生命处于失重状态。走出蛰居期是在1990年夏天之后。这年9月，我所在的官办学会在离武当山不远的十堰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我联络了一大批朋友与会，会后游武当山、神农架、大小三峡，畅谈我们自己的话题。同年12月，我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去上海逗留了好几天，商量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的选题。我们精心策划的选题后来被枪毙，但得到了副产品——一次确实丰盛的精神会餐。
　　90年代初有两个重要话题，一个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发生的“语言转向”，一个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代表）的含义。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再加上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固有的望文生义式理解和浅薄，许多人对这两个主题作了一种（他们理解的）后现代主义的阐释，强调“意义的解构”，其实质是对自己当下犬儒主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作形而上学的辩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致力于对“语言转向”给出全面、准确的说明，特别强调其边界条件，并挑明昆德拉的中国式解读中的误读与错位。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登陆发生在1986年，美国后现代主义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这一年到北京大学进行一个学期的讲学活动，但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因此而传播开来。在90年代初的条件和氛围中，这种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成了文学、文化、学术界最时髦的东西。这种主义的中国版包含的肤浅和谬误使我忧虑和反感，我坚信启蒙在中国是未竟的事业，现代化应该争取和实现，而不是被消解、批判，我开始发表论文和评论来阻击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在论战中发现，真正懂得后现代主义的是少数不事喧哗的研究者，那些名气很大的“后主”们只长于炒作，在学理方面很欠缺。
　　在90年代的氛围中还理所当然地产生了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以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为代表，主张“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其理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已经有两三百年，风水流转，下一世纪轮到咱们中国了；另一个论据是，西方社会正遇到无法解脱的危机，只有乞灵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才能摆脱危机。我对这种观点大不以为然，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我的态度被观察敏锐的F教授注意到了，他借助于“青年论坛”的名义召开会议，部署对于“国学热”展开大批判。F教授认为，“国学热”中有人企图以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来抵制、排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所以他想要开展的批判是政治大批判，我和被邀请与会的H、L都表示只能进行说理的、学术性的磋商、批评，我特别指出，政治大批判往往会在学理上闹笑话，而且不得人心，即使对于应该批评的东西，其效果也是适得其反。
　　F教授确实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类人，会议一开始，他摸出一个又大又厚的记事本，就像指挥战役的军官首先介绍敌情一样，讲“当前思想战线的形势”：哪位学者在海内外什么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有什么问题，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作者的师承关系、单位关系、社会关系如何，各种背景和来龙去脉，等等，等等，如数家珍，一讲就是一个小时，听得我不寒而栗。事后发生的情况说明，他对我们拒绝参加他的大批判铭记于心，使我们在他认为十分关键的事情上付出了代价。
　　到了2005年，我在批评“国学热”的某些方面一如既往地尖锐、猛烈，同时发现F教授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也许，他是在与时俱进，这是好事，但愿在这新一轮的“国学热”中他不再把我当成对立面。


葛剑雄　我当人大代表的故事（1）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一、二卷）、《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中国古代的疆域变迁》、《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合著）等。
　　1976年9月，毛泽东的追悼大会结束后的一天晚上，我与一位当时最密切的友人议论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当时流行一句话：“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笑话。”意思是说，只有两个人之间才能说真话，因为万一对方检举揭发也不会有证据。三个人在一起说话就比较危险，万一其中两个联合起来揭发另一个，此人必败无疑，所以千万不能说真话。人再多就更麻烦，还是说笑话稳妥。我与他只有两人，说的是真话。我们都认为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将会发生变化，他认为在三年后，我估计只要一年；他认为会回到“文革”前，我估计至少要回到“大跃进”前。谁也没有想到，惊天动地的变化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传到上海的第二天晚上，我所在的中学党支部召开教工大会，传达上海市委负责人马天水的讲话。我一方面为这个消息得到证实而兴奋，另一方面对马天水所强调的“上海市委没有问题”深为不满，几次打断支部书记的传达进行批驳。当时我是该校“红卫兵团”的辅导员，负责全校的学生工作，手下有一帮学生干部。会议一结束，我就带着他们刷出一幅大标语，责问上海市委站在什么立场。接着又写了一份大字报，让学生抄了两份，与他们一起骑着“黄鱼车”（上海一种三轮车，一般用于运货，也可坐人）或自行车，贴到了火车站和外滩“市革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当时上海市的权力机构）附近。那里已是人声鼎沸，大幅标语铺天盖地，但有内容的大字报并不多，所以我的大字报吸引了不少人。当晚，我们又骑车去了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处），大门前已不见警卫，进出的人络绎不绝。张春桥家已人去楼空，进院的人都会去转一圈。其他几幢楼门窗紧闭，一片漆黑，一圈圈人就着灯光在议论各种小道消息，来自复旦、交大的人最受欢迎，无不成为人群的核心，大概是因为他们传播的消息比较可信。
　　很快尘埃落定，党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达上海，任市委第一、二、三书记，原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成了揭批对象。这几天我忙得不可开交，最多一天参加三场集会游行——带学生参加区、市两次游行，参加全区教师的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几天还先后去人民广场等处参加揭批马、徐、王的大会。连日来我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很像十年前“文革”爆发那一两个月间，当时我曾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惟恐稍有落后。
　　我对“文革”和毛泽东当时实行的路线的怀疑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但并没有理出一个头绪，而长期接受的“左”的影响却根深蒂固，往往是站在同样“左”的立场上反对某些“左”。例如，上海市的写作组“罗思鼎”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总结秦王朝迅速覆灭的原因是因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缺乏经验，我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信，批判此文否认阶级斗争，美化地主阶级。
　　但另一方面，“文革”十年期间我在任职的中学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所学校离不开我。
　　“文革”一开始，我紧跟党支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真正做到了“党（支部）”指向哪里我就打到那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成为学校头号“保皇派”与党支部书记一起被打倒。上海的“一月革命”后，党支部被夺了权，支部书记被监督劳动，学校实际瘫痪。我当了一段时间的“逍遥派”后，又成为新成立的“校革会”下属“专案组”的成员，等“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我继续留任，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评法反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学校的重要材料——无论是工宣队负责人的讲话、党支部的总结、红卫兵团的报告、学校代表的大批判文章——不是由我代笔，就是由我改定。学校举行悼念毛主席的大会，几个发言全部由我一手包办。到1972年，我这枝笔杆在所在的区已小有名气，正好市写作组要物色有教学经验、适合教育大批判的写手，区里决定将我选送，学校里已开了欢送会，后来才知道临时换了人。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的笔力，党支部副书记在市区大会上的发言稿，1976年在上海市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以学校“红卫兵团”名义发表的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也是由起草或定稿的。
　　1967年后，学生中的犯罪行为增加，学校专案组中由我联系警方（当时称为“公检法军管会”）和“文攻武卫”（名义上是群众组织，实际可随意施行专政手段），逐渐成了学校的“派出所所长”，管理所有犯罪或越轨的学生，处理校内外各类事件，镇压学校里随时可能出现的乱子。我与警方的关系也越来越熟，大约有两年多时间在分局参与“群众办案”，从协助调查、拘捕、审讯、押送去外地，到整理积案都干过。还经手判过一个案子，已确定无罪释放，因为所在单位的“工宣队”不答应，改为判刑三年（实际已关满时间）。1974年，我又担任红卫兵辅导员，从学生干部到差生都管上了。我积累了一套对付各类学生的办法，加上有强大后盾，所以只要我到场，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学生所在的街道里弄，没有哪个学生（包括已毕业的）敢捣乱，其他地方的流氓差生也退避三舍。我带领学生外出，无论是红卫兵干部还是一二千学生，都能指挥自如，秩序良好，在当时简直是奇迹。


葛剑雄　我当人大代表的故事（2）


　　我对工作可谓全心全意，一年365个日夜，除了除夕夜回家睡以外，其他晚上都住在学校。校内惟一的一部电话就安在我的房间，随时上通下达。有几次上级在半夜发通知、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