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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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适逢战后教育的蓬勃发展。1935年时，杰出的经济研究中心只有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寥寥几所，现在则在各地都有优秀的经济研究所出现。升任正教授毋须熬到45岁，拜一批行动积极的系主任之赐，为战后经济学的天地创建了香格里拉乐土，他们在行政当局授权下，四处延聘薪资也许比他们高一倍的抢手明星教授。一如战时空军有嘴上无毛的上校，年方三十的正教授也荣登崇高的学术位子。
〉〉〉欧陆精英齐集美国
单以人数众多而论，美国的经济学者就比国外经济学者占上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就为我们送来了一批欧洲大陆的精英。芝加哥是华沙之外波兰人最多的城市，同样的，就瑞典人聚居的城市而言，纽约仅次于斯德哥尔摩。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几乎全数为美国罗致。除了爱因斯坦、冯纽曼与费米（Fermi）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我们还看到了经济学者库普曼、里昂惕夫（WassilyLeontief）、熊彼特、马尔夏克、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顾志耐等许多人。之后，由于美国的实力日益增强，又吸引了更多好手；移民美国的经济学者名单上，相继出现了赫维兹（Hurwicz）、戴布鲁、泰尔（Theil）、巴格瓦地（Bhagwati）、科斯、费彻（Fischer）等多人的名字。
近数十年来，我不断看到国外顶尖的博士后学者在美国访问一年，由哈佛巡回到斯坦福，从中获得莫大的激励。他们回国之后，开始积极改革旧世界。五年之间，他们的著作一再被翻印。然后，好像是按照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LawofThermodynamics）的作用，熊彼特学派倏然退潮。
科学本身显然不适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法则。你说这不公平？那么套句肯尼迪总统的话：谁说生命是公平的？
我目睹了经济学者社会声望提高，对金钱的需求也增加。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物理学者、生物学者乃至经济学者，并非任职私人企业，而是在大学里——也许说在各大学间进出较为适当。我并不认识有经纪人的经济学者，不过有些人倒的确有代为安排演讲的办公室。至于在公司董事会担任一席公共董事，则已成为一种时兴的生活方式。
年休期间为华府要员提供建言，是项令人眩晕的经验。出身学界的报纸专栏作家，无心插柳之间取得了这项工作所需的全知全能。
传道授业原是课堂中或讲桌旁的事，但现在也泛指在国会委员会中疾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是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要低买高卖。
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道康德拉捷夫波浪，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1965年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而且，一如邱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
〉〉〉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的事，不过既然这系列演讲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好像该谈谈“我自己”。杜利（Dooley）说过，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Roosevelt）准备写一本有关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的书，书名是《我与古巴》（MeandCuba）。书的开头是一段献辞：“我的黑人士官是我所认识最勇敢的人。他跟在我的后头上了圣璜山。”
我可以自夸，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时，我所谈论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范畴，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有次自称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著作与教授的科目广泛，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财务金融与垄断性竞争、思想史（DoctrinesHistory）与区位经济学等等。基尔洛（Kilroy）既然也在那里，就应该是共犯。（歌德曾写道，他所听过的罪恶，没有一项是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犯下的。索洛对此的反应是，歌德在自抬身价。前句中的“罪恶”也许是我的误译，歌德说的可能只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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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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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谈我最严重的错误。诸位是否记得，经济学者曾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形？结果自然是错得离谱。这份1945年官方的末日预测，是由跨单位的团队共同执笔，我并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诸位翻阅《新共和》（NewRepublic）泛黄的档案，就会找到一篇在下精心撰写的论文，其中在预测上也犯了严重低估的错误。我的良师兼益友汉森就相信，战后会有一波复苏的景气，可惜在这点上他没把我教好。其他像史利特（Slichter）以及一些凯恩斯学派与非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都比我高明。
〉〉〉永远要回头看
我为这个严重的错误而自责。不过如果发现错误后还死不承认，我的自责会更深。我没理会派吉（SatchelPaige）“永不回头看”的建议，在20世纪40年代站在多头这方而获利甚丰，我倒想鼓吹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做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须预测，那么就经常为之”，这并非只是玩笑之辞或自认无能，而是体认到残酷的事实比美丽的理论重要。未来有些部分不能由过往推知，这也正是科学无从措手之处。好在有待科学做的事还很多，而且许多科学任务尚未完成。
接下来，我要比较明确地谈谈自己在学术与研究上的发展历程。我不喜欢套用虚骄的陈腔滥调，因此也无意重复一些前人自传的写法。四卷的《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CollectedScientificPapersofPaulA。Samuelson）中，有种种我个人的回忆散布于学术篇章之间。不过这方面资料蕴藏最富者，首推我于1968年在国际经济协会（InternationalEconomicAssociation）世界年会中的主席致辞。那篇讲稿巧妙地以《一位经济学者之路》（TheWayofanEconomist）为标题，双关的用字表达出两重意义，一是所经历过的经济学之路，一是行路者的个人风格。同样地，我今天在前面谈到“我的时代的经济学”时，另一方面也是意指具备我特有节奏的与风格的经济学。
第二项个人自传资料来源，是我所写的《黄金时代的经济学：个人回忆录》（EconomicsinaGoldenAge：APersonalMemoir），收录于霍尔顿（GeraldHolton）所编《20世纪的科学：思想来龙去脉研究》（TheTwentiethCenturySciences：StudiesintheBiographyofIdeas）一书中。
第三项来源是《我的人生哲学》（MyLifetimePhilosophy），标题是别人定好的，是《美国经济学人》（TheAmericanEconomist）一系列的学者介绍，亦收录于《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的第五卷之中。
以下容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客观地简述自己的研究生涯。
萨缪尔森老是受幸运之神眷顾，一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他自幼聪颖，深受父母宠爱，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到了高中，学业却一落千丈。他的出生日期按日历记载是1915年5月15日，但事实上应该是1932年1月2日，地点是芝加哥大学。
他天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料，在芝加哥的平均成绩是A，在哈佛是A＋，但他进入经济学的领域纯属偶然。结果证明，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
〉〉〉早露头角
他想争取的荣耀无不手到擒来，而且来得很早。他在大学阶段获得大学部社会科学奖章，而就在毕业之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新设了一个试验性经济学奖学金计划，他成为首位得主，而能从容地在哈佛就读。他在芝加哥曾受业于奈特、威纳、舒兹（HenrySchultz）、西蒙斯（HenrySimons）、道格拉斯（PaulDouglas）、内夫（JohnU．Nef）与明兹（LloydMints）等大师，再到哈佛接受熊彼特、里昂惕夫、威尔逊（EdwinBidwelWilson）、哈伯勒、钱伯霖（EdwardChamberlin）与汉森的教导。在奖学金用完之前，他克服了研究学会（SocietyofFellows）对经济学的排斥，骑在柏莱图（VifredoPareto）的肩上进入初级研究员的神圣圈子。他在学会的同僚有哲学家昆恩（WillardVanOrmanQuine）、数学家伯克霍夫（GarrettBirkhoff）、两度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巴定（JohnBardeen）、化学家威尔逊（BrightWilson）与伍华德（RobertWoodward）以及博通诸家的列文（HarryT．Levine）等人。他在那里迈开步伐，发表论文的速度极快，连期刊都来不及容纳他那些半数学化的东西。
有人说萨缪尔森是由物理学家与数学家的身份出道，这并不正确。但他在大学时代就察觉到，数学会为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他持续研究数学，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数（LagrangeMultipler）的情景，如果根据最大胆的推测，他据此独立发现了埃奇沃斯…斯塔克尔伯格（Edgeworth…Stackelberg）双头垄断的非对称解——此项见解使他得以不受纳什…库尔诺（Nash…Cournot）错误之解的蒙蔽。
他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ofEoconomicAnalysis）一书，大部分是担任初级研究员时所写，后来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哈佛的威尔斯奖（DavidA．WellsPrize），后来在1947年又获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EconomicAssociation）的克拉克奖章（JohnBatesClarkMedal），这项奖励是以40岁以下具学术潜力的人士为对象。到1970年，《经济分析基础》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协助他赢得诺贝尔奖，这是经济学奖项开始颁发的第二年，也是美国学者首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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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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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萨缪尔森在芝加哥时期如婴儿初生，那么在1940年10月，他接受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时，又以成人之身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拉力在哈佛未受阻拦，因此可移动之物就移动了。对萨缪尔森而言，这是再好不过的事。男孩在父亲的庇荫之下永远长不大，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筑起属于自己的高楼。萨缪尔森与一些杰出同僚共同努力，终能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学中心。海明威笔下的芸芸众生常说，活得好就是最佳的报复；但在清醒的现实中，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NorbertWiener）在成名后，仍然为被逐出哈佛而闷闷不乐的例子，令萨缪尔森更加珍惜他与哈佛的联系，也努力为母校争光。
〉〉〉荣耀接踵而至
同行之间对他也很快就给予不断的肯定，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国家学术院（NationalAcademy）、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英国学术院（BritishAcademy）等。正如赚第一个一百万最困难，得到一项荣誉之后，另一项也会接踵而至。如果你已经累积了一打的荣誉学位，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荣誉数目自然会加倍。萨缪尔森的第一个荣誉学位来自芝加哥大学——他的母校，也是他不再信奉的教会——最令他感动。当哈佛授予荣誉给他本国的先知时，他也感到欣然。
专业学会副主席与主席的头衔也纷至沓来：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协会、国际经济协会等。如果有银河经济俱乐部，大概也少不了他。
在麻省这种经济学研究的新地方，会收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邀约。但萨缪尔森倾向于不动如山。在1966年成为驻校教授之后，由于有极佳的研究机会，而且没有固定的教学任务，他实际上又回到永久的初级研究员的阶段。既已到达乐园，他就留着不动了。
但也会偶尔到外面逡巡一番。他曾为国会的委员会讲课多次。当他受聘为联邦机构的顾问时，经常会加速该机构的终结，幸好美国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理事会虽曾请他担任学术顾问，却逃过了此劫。萨缪尔森认为美国太过珍贵，不能完全托付给那些只有大方向的思想家，如盖伯瑞斯（Galbraith）或罗斯托（WaltWhitmanRostow）等人，因此他对史蒂文森（Stevenson）与哈里曼（AveredHarriman）讲授经济学，并终能成为肯尼迪在参选总统阶段的经济顾问。他最后并未去华府那块应许之地，但能支援肯尼迪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核心的智囊，如海勒（WalterHeller）、托宾、戈登（KermitGordon）等人，他也颇觉有趣。
对于万事不缺的人，上帝还能赐给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萨缪尔森1947年的《经济分析基础》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时，用了以下的文字介绍：“萨缪尔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财富了。”不久之后，麻州贝尔蒙（Belmont）即可闻到燃烧房地产抵押证明的烟味。不止于此，盖伯瑞斯在《财富》（Fortune）的一篇书评中曾预言，新生代的经济学将是来自《经济学》一书，结果此一预言也真的应验了。曾有人听到萨缪尔森志得意满地自语：“只要这个国家的教科书是由我写的，就让其他人去拟定法律条文吧！”这本教科书在耶鲁遭到巴克利（WilliamBuckley）抨击为诋毁上帝与人，结果反而为它营造了全新的声势，世界各地的销售也直线上升。
四分之一世纪前，对某位写了一本畅销书的学者乍得的声名，《经济学》的作者曾恳切地做了一�
